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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行业的“刮骨疗毒”，从来没有如此惊心动魄过。 2026年5月13日，银登中心一则公告让中银消费金融，又一次成为了舆论中心点。 一日之内，中银消费金融连续发布三期个人不良贷款转让公告，合计转让金额高达27.96亿元，合计涉及资产笔数达15.25万笔。更为惊人的是，其中的不良贷款加权平均逾期天数长达了2700天，即这些债务烂了足足7.4年。 这绝不是简单的不良资产处理，而是一次清仓大促销。 在董事长黄健的带领下，中银消金正在经历一场涅槃重生式的“刮骨疗伤”。 7年陈账集中曝光，资产质量的“历史欠账” 这批资产包最显眼的标签，不是金额大，而是时间跨度巨大。 2700天的加权平均逾期天数，代表了中银消金在7.4年的时间里，被不良资产所积压。 也就是说，这些贷款基本上都是发生在2019年前，这时正处于消费金融野蛮生长时期，很多机构只注重规模而忽视风险控制的问题，所以这批贷款就是当时遗留下来“后遗症”。 根据金融机构会计科目分类，逾期超过7年并且基本确定无法收回，已被归为“损失类”。因此，中银消金自身也明白，即使采取各种方式催收，也收不回这笔贷款本金及其产生的所有利息，只能收回很小一部分。 中银消金选择在此时打包出售这批“沉睡坏账”，其算盘并不难猜。 一方面是利用个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试点期延至2026年机会，把多年积压问题一次性处理完毕，消除包袱，给监管层和股东一个交代。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银消费金融过去风控体系严重缺陷，在过去七年中近28亿元坏账未能回收，只在资产负债表上不断增加。 而其背后的原因，则是以前粗放式发展模式所形成的多年欠账，终究要有人来偿还。 而这次大面积清退，是对其之前风控不利一种偿还，也是中银消金想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做出决定。 董事长黄健的“排雷”考卷：业绩与风险的博弈 对于董事长黄健而言，此刻正面临着双面夹击。 对内是消费金融行业竞争激烈，马上消费、招联消

AI营销，为啥遭人嫌？ 消费者真正讨厌的，不是离经叛道的“恐怖谷”画面，而是那种“自认为懂你”的傲慢。 近日新京报发消息称，博时基金制作了一个名为《蜘蛛精聊指数投资》的AI投教视频，内容是7位女性“蜘蛛精”，向观众讲述分散风险以及长期投资的理念。由于“蜘蛛精”形象引发争议，博时基金迅速将该视频下架。 一次失败的营销尝试，暴露出这家“万亿级”公募基金的焦虑处境，博时基金为什么如此着急？ “翻车”背后：错把流量当结果 当下公募基金赛道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那种千篇一律的营销视频很难打动投资者。博时基金采用了一种更具巧思的推广形式，这样去做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但金融推广的核心之处在于和客户建立起信任的纽带关系，获取相关的关注度仅仅是达成既定目标的一种方式，而并不是推广工作的最终诉求。可是博时基金的推广团队却弄颠到了重点所在，进而陷入到了盲目追逐热度的怪圈当中。 往更深入方向去思考，《西游记》里“蜘蛛精”是一种凶险又具有勾人特质的女妖，和大家所认为的基金经理人那种稳妥、冷静、靠谱的财富管家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是基金公司把自身比喻成妖精，那么大概率会使得投资人心里犯嘀咕。 同时《蜘蛛精》视频或许会引发合规风险，2024年末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发布了《管理提示（AI魔改）》，将“AI魔改经典IP”明确作为专项治理对象。倘若《蜘蛛精》视频被监管追责处罚，那么公司的信誉便会受到较大影响。 这并非是意外的失手，陷入“流量焦虑”的博时基金。此时正在面临着来自多个方面的重重压力。 业务隐患：“固收独大”的跛脚巨人 博时基金是1998年首批成立的五家公募基金公司之中的一家，它长时间处于行业第一梯队之中，曾经有着“固收王者”的美誉，它旗下固收类的产品是支撑业绩的核心部分，但是其行业地位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对外披露的信息显示，在2025年的时候博时基金的营业收入是49.92亿元，和之前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国投瑞银旗下的“网红基金”——国投白银LOF，用这句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今年1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白银期货三个交易日内累计下跌32.3%。面对国外资本市场的“黑天鹅”，国投瑞银如坐针毡。 2月2日晚间10点，国投瑞银在收盘后发布公告称，对旗下基金“国投白银LOF”估值调整，此后该基金的净值暴跌31.5%，创下了公募基金行业内的历史回撤纪录。 国投白银LOF净值走势 图片来源：同花顺 一场“估值门”，将国投瑞银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也使外界将目光聚焦到这家合资公募的掌舵人——董事长刘翔的身上。 “合规操作”变“割韭菜”？ 回到事件本身，国投瑞银进行估值调整的这件事，其出发点是好的。 国际白银市场出现了31.5%的极端下跌，但国内市场存在±17%的涨跌停板限制，如继续按照国内价格进行估值，“国投白银LOF”便会出现净值虚高，这就给套利行为创造了操作空间。而这种套利行为，对于其他基金的持有人会造成财产损失。 所以从防范风险的角度来说，国投瑞银所开展的估值调整行为是有必要且合规的，核心争议在于其估值调整的时间以及涉及的范围。 国投瑞银在公告中表示，其调整范围追溯至当天交易时段内已提交赎回申请的份额，这致使白天冲进去抄底的投资者，在收盘后才知道自己所购资产被“腰斩”，想要止损的持有人则被套牢。 疑似“关门打狗”的操作，让投资者有韭菜之感。国投瑞银后来解释称，当天国内基金净值计算截止为下午3点，若提前发布估值调整公告，则可能引发市场恐慌，致使投资者集中赎回，进而加重基金的流动性风险。 听起来国投瑞银的解释是合理合规的，毕竟估值“虚高”存在套利风险，可国投瑞银在执行计划前，未及时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实际上涉嫌损害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4.3亿求“和解”，只是权宜之计？ 面对汹涌而来的舆情，国投瑞银反应迅速，公司于2月6日成立

信托行业再度曝出百万级高额监管处罚。 2026年4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因华鑫信托存在13项违法违规行为，对其处以720万元罚款，并处罚了6名相关责任人。 华鑫信托作为信托行业的优等生，却遭此重罚，这也从侧面暴露出信托行业在快速扩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风险管控和合规方面的漏洞。 “优等生”的合规裂痕 这次华鑫信托挨罚，最让人意外的是它亮眼的业绩和糟糕的合规管理之间的巨大反差。 从业绩方面来说，2019年到2025年，华鑫信托的营业收入从12.3亿元涨到了36.76亿元，净利润也从4.8亿元涨到了20.81亿元；在行业整体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华鑫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行业的平均水平。 其业绩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它在和地方政府合作的信托项目上的大力拓展。 最近几年，这类项目因为收益稳定还有地方政府的信用做保障，成了很多信托公司争抢的热门业务；华鑫靠着股东的背景优势，大量发行这类信托产品，迅速把业务规模做了起来，业内也给它起了个外号叫“非标政信王”。 然而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华鑫信托却慢慢放松了合规和风险管控的要求，一门心思只盯着业绩往上走，忽视监管划定的红线。 这次监管一共查出了13项违规问题，涉及到业务的多个关键环节，导致整个业务流程都出了漏洞。 在资金来源上，华鑫信托帮保险资金绕开监管规定去投资单一项目；在产品设计上，把产品拆成小份，变相突破了私募产品投资人数不能超过200人的法律限制；在贷款审核上，贷前的调查和审核工作没有做到位，导致信托资金用到了事先没说好的地方；在内部管理上，公司故意掩盖有风险的资产，隐瞒了真实的财务状况。 这些问题反映出，华鑫信托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只看重业务拓展，根本没把风险管控放在心上；这也给了整个行业一个启示：只顾着追求规模增长，却无视合规底线的做法，只是把风险往后推迟了而已，并没有真正创造出实际的价值。 双罚利剑，穿透问责 这张72

2026年4月30日，海南证监局对外发布的一则处罚公示，让金元期货再次卷入合规风波。 金元期货浙江分公司因违规对接第三方机构开展居间合作，被监管部门判定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监管部门对该分公司做出停止三个月新开户的处罚，相关违规记录将永久保存至资本市场诚信档案当中。 短短92天里，这家公司两次犯下同类违规问题，足以证明这类违规行为不是偶然的工作疏忽，而是长期管理漏洞的集中显现。 接连出现的处罚事件，能够直观暴露金元期货内部管控松散、分部管理混乱的深层问题，由郭长洲掌管下的金元期货，也迎来一场棘手的合规整改考验。 92天连收两罚单：内控失灵？ 本次浙江分公司受到处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企业出现重复违规、知错不改的经营现象。 翻看往年的监管记录能够看到，金元期货总部曾在2026年1月30日，因为不合规的第三方居间合作引流、线上营销管理混乱等问题，收到过海南证监局的整改通知，企业风控负责人以及多名高层人员，也同步收到过监管警示提醒。 所谓因违规对接第三方居间合作被罚，直白来说就是金元期货浙江分公司不想为压缩获客成本，私下找外面的中介公司帮忙拉散户开户炒期货，没有报备监管、不受管控，这就是本次被罚的核心原因。 按照整改规范，金元期货需要全面排查全国各地的下属分部，并且严格收紧合作业务的审核标准。 总部下达的整改要求没能完整传递到一线分部，这也是企业二次违规的核心原因。 间隔92天的时间，金元期货浙江分公司再次触碰相同的违规红线，监管部门也加重对应的处罚力度，直接限制该分支机构新开户业务。 对于金融类企业来说，限制新客户的开通渠道，会直接切断业务增长的来源，还会造成短期客户资源的流失，同时拉低企业在当地的市场占有比例。 连续两次处罚清晰暴露，金元期货总部对分部的管控能力薄弱，内部合规制度流于形式，风控执行层面出现严重断层。 郭长洲掌舵金元期货：业绩冲动与合规底线的博弈 在本次处罚公告中

近期，民生银行迎来一个大的人事变动。 2026年4月16日，据多家权威媒体报道，民生理财董事长丛军因提前退休卸任，民生银行总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赵辉出任公司党委书记，待监管与董事会程序完成后将正式接任董事长。 成立不足四年，迎来第三任掌门人，接手这家管理规模超1.3万亿元的理财子公司。 资管行业净值化转型正进入深水区，此次换帅不仅是简单的人事更替，更被市场解读为母行强化风险管控、谋求稳健发展的明确信号。 四年三帅，民生理财的“三级跳” 2022年6月民生理财成立，四年间历经三任董事长，偏高的换届频率，容易让外界觉得企业经营不稳、发展思路摇摆。 这种频繁变动并不是企业内部管理出现了混乱，而是母行按照企业不同发展时期的核心目标，做出的分阶段人事安排，也有着连贯的发展思路与整体规划。 民生理财在2022年6月正式开业，首任董事长欧阳勇办理好了各项经营手续，组建好专业工作队伍，搭建好基础管理规章，圆满完成了企业初创时期的各项筹备工作，也扎实稳固了企业起步阶段的发展根基。 第二任董事长丛军履职后，把做大业务体量、拓宽市场布局当作主要发展方向，将公司资产管理规模提升到了1.32万亿元，也让企业行业排名迈入到了中上游行列。 赵辉作为第三棒，则更侧重风控提质，推动公司由规模扩张转向稳健高质量发展。 四年三任掌门的更替，并非战略混乱，而是发展阶段任务切换带来的正常人事交接。 初创期重搭建、成长期重规模、现阶段重风控与质量，每一任管理者都匹配当期战略重心，使命清晰、定位分明。 丛军提前退休、赵辉接棒，正是民生理财发展逻辑的关键拐点，标志着公司正式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张阶段，全面转向重质量、重风控、重内涵增长的全新发展周期，是母行自上而下主动调整战略节奏的体现。 赵辉接棒：从“冲规模”到“筑堤坝” 战略切换之际，公司迎来专业化风控型新任掌舵人赵辉。 赵辉是纯风控出身，履历专业且理念成熟。 不同于前两任

2026年5月，据同花顺财经等财经平台披露，华商基金重点培养的王牌基金经理胡中原，迎来了从业以来幅度最大的业绩下滑。 要知道，在此之前，胡中原可是连续多年跑赢市场整体行情，行业内也曾将其评定为兼顾股票与债券投资的优质从业者，而在这一次的投资布局里，他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航空板块，旗下多只基金出现明显净值下跌，不少产品的行业排名都落到末尾位置。 而业内大多将此次亏损归结为两类原因，一是资金管理体量增长过快，二是投资赛道过于集中。多数媒体舆论也将问题归咎于胡中原个人，判定本次亏损源于个人投资判断偏差。 不过，如果你对胡中原过往的操盘业绩深入去了解，就会发现这次的亏损不能只归咎在胡中原个人身上。 胡中原也是从业多年的老将了，他本身的投资能力十分出色，在华商基金的扶持下也进一步成为了行业知名的明星经理，在他的巅峰时期，管理规模甚至突破到了400亿，如此大的规模增长和操盘金额，不是只靠他个人能力就能达到的，这本身就是华商基金战略选择后的结果。 （图片来源：Choice） 所以这次的投资亏损事件能只把所有原因归咎在个人操作失误上吗？ 笔者觉得，这次的事件它反而是揭露了华商基金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内部管理、投资研究、资金规模管控这三类工作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文将以该事件作为分析切入点，抛开表面的舆论争议，客观为您梳理华商基金当下遇到的发展难题以及转型方向。 扩张困局：依赖造星，华商基金走向失速之路 胡中原的迅速走红，归根结底其实是华商基金在面临上一个明星经理出走后的被动补救举措。 在老牌优质基金经理周海栋（2015年至2025年3月在职，十年年化收益率达到17%，行业排名稳居首位）离职以后，华商基金的权益投资业务就出现人才空缺的情况，公司既没有实力出众的基金经理，也没有可以吸引资金流入的优质基金产品。 而伴随着自家明星经理的出走，自身的核心流量和管理规模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大量流失。这

近来，关于博时基金的舆论风波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据官方权威媒体公开报道，博时基金2025年全年共有13只基金产品清盘，清盘数量位列行业第一；2026年开年以来，公司依旧密集发布基金清盘预警公告，产品退场态势延续。恰逢新董事长张东上任履职首月，博时基金便因合规内控存在重大漏洞，被监管部门开出重磅罚单。 如今，身为头部基金公司的博时基金，正同时陷入业绩停滞、投研核心人才流失、基金产品频繁清盘离场的三重发展困境。 从“领头羊”到“清盘王”的坠落 博时基金的危机，首先在产品端展现得淋漓尽致。 博时基金近三年清盘基金数量持续高居行业首位，累计清盘规模远超同业平均。梳理过往可以看到，2023 年公司清盘基金数量已达 10 只，与海富通、申万菱信并列第一；2024年，博时基金旗下共有13只产品清盘，排名行业第一；2025 年全年，博时基金共有 16 只产品完成清盘，清盘数量高居全行业首位，成为年度“清盘王”。 2026年开年以来，博时基金多只不同类型产品因规模不达标触发清盘风险，部分产品已进入清算程序。近期，博时基金已发布了多只基金的清盘提示性公告。波及范围涵盖混合、债券等多种类型，其中博时恒盈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博时安仁一年定开债等多只主流产品赫然在列。这些产品均因连续50个工作日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触碰了监管的红线，才面临合同终止风险，博时裕盛纯债债券更是已正式进入清算程序，彻底退出市场。 这并非单纯的业绩之过，而是模式的崩塌。 其实说起来，这批濒临清盘的产品不少业绩都是比较优异的，却因陷入了长期的“迷你化”困境，连续触碰了监管红线。 而“迷你化”的根源，正是长期奉行的“重发行、轻运作”粗放发展模式——过度关注基金发行数量与规模扩张，忽视后续的持续运作。 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让公司前期在投研、渠道、发行等多个方面投入的大量成本都打了水漂，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更深远的影响在于，

2026年5月初，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在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集中挂牌，一次性推出8期个人不良贷款转让项目，信用卡透支债权总额高达122.82亿元，牵扯的借款用户数更是超过了22万户，平均逾期时间也在4-6年之间。 华夏银行这次大规模“清仓”，并非常规的坏账处理工作，而是新任董事长杨书剑上任后，对前任管理层留下的风险包袱做了一次重要整改。 甩掉百亿包袱 杨书剑正式接手华夏银行的管理工作后，摆在他眼前的便是前任董事长在任职8年的时间里，慢慢积累下来的棘手问题。 其中最令人头疼的，就是信用卡逾期坏账问题。 就拿本次集中甩卖的122.82亿元信用卡逾期坏账来说，大多都是2020年至2022年期间发放的贷款，彼时华夏银行为了追求零售业务的规模，放宽了客户的准入标准，才导致了后续一系列问题的堆积。 而这次甩卖的资产中，绝大多数已被划分为“损失类”，长期留存在公司账目上，却不能给银行带来任何实际收益，反而还会耗资本金和拨备资源。 为了解决这一现状，公司通过银登网，将不良资产打包，以公开竞价的方式转让给了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价格仅为账面原值的0.15～0.3折。 虽然转让价格极低，会给公司带来巨额资产处置损失，但好处也是十分明显：第一是能将“烂账”移出资产负债表，回笼少量资金；第二是能把长期被低效占用的信贷资源释放出来，把有限的资金腾出来投入到更有收益的业务中。 对于公司来说，这次的大规模处置坏账，足以说明杨书剑在带领新的管理层，直面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华夏银行坏账积压问题。 然而，在华夏银行破局的背后，也直接暴露出了公司在经营中有三个不容忽视的隐忧。 账面降险，实则承压 第一个便是资产质量的“虚假”改善。 单看2025年年报，华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确实出现了小幅的下降，从之前的水平微降到1.55%，表面上看起来资产风险好像有所缓解。但是稍微深挖就能发现，这份“好看”的不良率数据并不是靠经营

千万存款，凭空消失？ 十分魔幻的一句话，如今成为现实。 根据大象新闻报道，2025年10月，储户陈冰、王凤先后在吉林省扶余惠民村镇银行（现已合并为吉林农商银行）存入合计1800万元。仅一个多月后，二人发现自己的账户被冒名挂失、补卡，资金全数被转至银行员工赵某丽的个人账户，随后被投入股市造成全部亏空。 事后，赵某丽轻生未果，被警方以职务侵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立案批捕，目前已移送审查起诉。警方调查发现，赵某丽利用职务之便，仅凭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便伪造储户签名，独自完成了挂失、补卡、赎回存款并转账的全流程，可谓胆大包天。 这一场监守自盗的背后，绝非一次简单的个人犯罪，而是基层中小金融机构内控体系的全面崩塌，以及村镇银行管理层的严重失职。 结合2026年5月的事件最新进展，笔者试从以下几个维度对该事件进行解读。 银行风控，一道“纸篱笆”？ 人性的贪婪，令人背脊发凉。更可怕的是，理应成为“保险杠”的银行内部风控制度，最终沦为一道“纸篱笆”。本案件的具体内控漏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环节： 其一，身份核验制度，形同虚设。 按照监管要求，客户进行账户挂失、补卡、大额资金支取等行为，均属于风险等级最高的银行业务，必须严格执行客户本人到场、身份证原件核验、本人签字确认等流程，同时应启用人脸识别、远程授权等技术手段强化校验。 这不仅是行业制度的要求，更是普通人的生活常识。但在涉事银行的业务执行当中，基层员工的风控意识堪忧。 其二，授权审核制度，基本瘫痪。 现代银行风控体系的基石，是“不相容岗位分离”与“大额交易双人复核”制度。像本案这类高达1800万元的超大额交易，理应经过前台经办、后台复核、主管授权——这三道不同的审核关口，依次进行人工授权。 即便为了躲避人工审核，涉案人员采用多笔交易，相同的资金流向也应该被风险监测系统自动捕捉，进而发出预警。 但正如前文所述，涉案员工赵某丽仅凭单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