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小摊贩一直存在于城市生活的缝隙里。 清晨的早点摊、学校门口的小吃车、夜晚小区外的炸串和水果摊，它们既是城市最日常的一部分，也长期处在城市管理的边缘。只是近几年，随着工作越来越难找、收入变得不稳定，摆摊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对一些普通人来说，它不只是做一门小生意，也是一条可以迅速开始挣钱的退路。 它不需要重新通过学历、年龄和履历的筛选。一辆车、一门手艺，加上足够长的劳动时间，就可以开始。但这种退路从来谈不上稳固。它依赖人流，也依赖街道；依赖天气，也依赖一座城市愿意给流动摊贩留下多少空间。 2026年入夏以后，郑州持续开展占道经营规范整治。《人间像素》在这个夏天，记录了三位郑州摆摊人的故事。张伟的米粉摊停了，一个月少掉约9000元收入；王丽娟离开市区，继续在乡镇、集市和安置房之间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李梦受到的影响最小，她已经做出三个摊位，还有微信顾客和线上订单，最近开始看商铺。 同一场变化，把三个人推向了不同的方向。对他们来说，摆摊并不只是街头的“烟火气”。它更像一层自己给自己搭起来的就业缓冲：门槛低，启动快，也允许一个人用更多时间和体力换取更多收入。   一份工作不够   晚上五点，郑州的气温还没降下来。张伟把最后一只一次性餐盒塞进三轮车，母亲在后面喊："辣椒油带了吗？"他应了一声，蹬车出门。 他的米粉摊在小区附近已经支了两年多。牛肉粉、牛杂粉，加配菜和方便面，一大碗23到30元。下班的上班族、周边商铺员工、出来遛弯的一家人，构成了这条街的晚高峰。一晚上45到60份，营收1400元左右，毛利35%，落到手里一天500元。一个月出摊18天，9000元。 这9000元，是张伟给自己买的"保险"。 张伟有两份工作，白天是网约车司机，晚上是米粉摊主。 这是他给自己规划的理想工作，一主一副双保险。白天的车和朋友合伙跑，下午四点多结束，他把车交出去，再回家接上另一摊活。

七夕通常属于爱情开始的时刻。人们谈相遇，谈奔赴，谈为了一个人离开原来的生活。《情奔何处》写的却是爱情开始之后。1928年，黄慧如和家中男仆陆根荣私奔，这个决定很快让她成为报纸上的“新女性”、法庭里的“被诱拐者”和公众想象中的爱情主角。 几个月后，她开始后悔。真正麻烦的问题也由此出现：一个人当然可以为爱情出走，但她还有没有权利改变主意？ 《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 作者：何其亮   字数：220千字 出版时间：2026年4月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一个女人私奔以后 1928年夏天，一个叫黄慧如的女子从上海失踪了。 她出身沪上富裕家庭，受过中学教育，此前有过一段未能完成的婚约。和她一起消失的，是黄家的男仆陆根荣。很快，人们又知道了更多细节：黄慧如已经怀孕，离家时带走了一批首饰，两人去了苏州。黄家随后报案，陆根荣很快被捕。 到这里，这本来像是一桩再标准不过的社会新闻：名门小姐、男仆、私奔、怀孕、珠宝、诱拐。 但真正使事情变得复杂的，是黄慧如开口了。 她没有按照一个“受害小姐”应有的方式出现。她没有一口咬定自己受骗，也没有把全部责任推给那个男人。相反，在这桩迅速轰动苏沪的案件里，她一次次强调：自己是自愿的。 于是，一桩家庭丑闻被推到了更麻烦的地带：如果黄慧如说的是真的，问题便不再只是“陆根荣有没有诱拐黄家小姐”，而是一个成年女人，究竟能不能决定自己要爱谁。 这也是何其亮在《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中重新打开这桩旧案的入口。 当一个成年女人被重新叫作“少女”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刑法。按照当时的法律观念，成年女性已经被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年满二十岁的女性，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愿处理婚姻和性关系。 这使黄慧如的陈述变得格外关键。 只要承认她是一个能够判断、自愿行动的成年人，那么案件最初的叙述就会发生变化：陆根荣究竟是

记录生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值得留下。 生日那天，相机朝向蛋糕和吹蜡烛的人；旅行途中，人把镜头对准风景；一家人坐在一起，父母举起手机，追着孩子的动作移动。拍摄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已经作出了选择。谁站在画面中间，谁留在镜头后面，什么被认真记录，什么从视线之外经过。 这种选择通常没有错，人的注意力本来就有限，一次只能看向一个方向。只是许多年后，当我们重新打开一段影像，真正让人停下来的，未必还是当初的视觉中心。可能是父母坐在角落里的样子，是朋友在镜头后面说的一句话，也可能是一个当时没有留意的人，正在画面的一角做着一件普通的事。 一段记忆里什么最重要，我们总是在后来才明白。 全景相机提供了另一种记录顺序。拍摄时先不急着判断，把四周发生的事留下来，等到回看时，再决定看向哪里。一次拍摄因此可以有不同的入口，一个已经看懂的时刻，也可能重新显出另一个人、另一段关系和另一种生活。 记录在按下按钮时开始，「发现」往往发生在更晚的时候。 为了看看这种记录方式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跟随几位大疆合作的全景创作者在重庆进行了一次生活记录。他们最初都有明确的拍摄对象，但是回看素材以后，却重新发现了另外一些故事。   面馆里的平行小世界 视频创作者福吉，来自广东，从小吃着粿条和潮汕面长大，他对重庆小面有着许多好奇。这次到重庆，他很想看看，一碗普通的小面究竟怎样完成，一家24小时营业的面馆又如何从早到晚运转。 早上六点半，福吉带着全景相机来到重庆面馆「晓小面」，他不知道自己能拍到什么，但对此充满期待。七点，老板胡松和妻子蒋蒋下楼，街对面的夜档开始收尾，这边的灯亮起来，新一天的生意接了上去。 打开相机后，福吉先把注意力放在灶台上。锅里的水不断翻滚，胡松把面放进锅里，转身拿碗，再往碗底依次放入调料。海椒和花椒每天现做，豌豆、杂酱、牛肉和肥肠也要当天处理。每碗面端出去，蒋蒋都会提醒食客一句：「要豁

从《编辑部的故事》到《狂飙》，秦焰演了四十年配角   很多年轻的观众认识秦焰，可能是在他快七十岁的时候。 《狂飙》播到后半程，何黎明才真正出现。这个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此前一直藏在赵立冬身后，等他露面，故事里的权力关系又向上延伸了一层。秦焰没有给人物设计太多外显的动作，说话甚至称得上和缓。越是这样，何黎明身上的分量越重：一个在体系里待了几十年的人，不需要提高声音来证明自己的位置。 那一年，秦焰68岁。 8月10日，秦焰去世，享年72岁。同行陆续发文悼念。回看他的职业生涯，比“老戏骨”这个惯常的称呼更有意思的是时间：他25岁进入专业文艺院团，37岁才凭《编辑部的故事》踏入影视圈，此后三十余年参演影视作品逾百部，是业内公认的”老戏骨”与”黄金配角”。从《城南旧事》里惊鸿一瞥的宋妈侄子，到《我爱我家》的东北穴头、《红高粱》的匪首黑眼、《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老皇帝，再到《狂飙》的终极“保护伞”何黎明与《庆余年第二季》的戴公公，他的角色清单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影视流行史的作品清单。 四十年间，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已经换了几轮。秦焰却始终待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上：很少成为故事中心，却需要在有限的戏份里，让一个老板、官员、父亲、皇帝或者土匪迅速拥有自己的来历。 一个配角的四十年，也由此成为观察中国影视变化的一条侧线。   37岁，走进《编辑部的故事》 秦焰成为演员的道路，如今已经很少见。 15岁时，他进入北京电子管厂做工人。几年后，他开始参加工厂宣传队的演出，又到工人俱乐部的业余剧团演戏。1979年，25岁的秦焰考入北京市文工团，之后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 在全国观众认识他之前，他已经在舞台上演了十多年。 秦焰后来多次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专业训练，表演是“一台戏一台戏地琢磨”出来的。他演过《日出》《红岩》，也演过京味独角戏《我爱抬杠》，一个人在

8月10日，搜狐公司公布了截至2026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第二季度财务报告。搜狐公司第二季度总收入为1.36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7%。其中，营销服务收入为1500万美元，在线游戏收入为1.16亿美元。 财报显示，归于搜狐公司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为50万美元，其中包含冲销所得税费用约1300万美元。相比之下，2025年同期净亏损为2000万美元。 搜狐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表示：“2026年第二季度，我们的营销服务收入，在线游戏收入以及集团净亏损均优于此前预期。” “搜狐媒体平台方面，我们持续打磨产品，举办多样化的活动，激发用户互动，进一步促进平台的繁荣发展。借助于我们差异化的内容和活动，我们契合广告主需求，持续探索多元化的商业化机会。”张朝阳进一步指出，“在游戏业务方面，搜狐公司保持长线运营策略，不断推出多样化的游戏内容，为玩家带来丰富的游戏体验。” 此外，搜狐公司今日宣布，董事会已于2026年8月8日对此前宣布的美国存托股票回购计划的期限进行了修订。修订取消了原定于2026年11月10日的截止日期，并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将持续生效，直至达到最大购买金额。如此前宣布，搜狐公司将回购总金额最高1.50亿美元的美国存托股票。截至2026年8月6日，搜狐已经回购了940万股搜狐美国存托股票，总金额约1.24亿美元。 从这份财报看，搜狐第二季度最明显的变化，是收入增长与盈利改善同时出现。 总收入同比增长7%的同时，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口径下，搜狐实现50万美元净利润，而去年同期为净亏损2000万美元。需要注意的是，本季度净利润中包含约1300万美元所得税费用冲销，因此单看利润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的变化。 从收入结构来看，游戏仍然是搜狐最重要的基本盘。第二季度在线游戏收入达到1.16亿美元，占总收入的八成以上；相比之下，营销服务收入为1500万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 “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籴直头系坏肠胃。” 还有那一声声看到歌词就能唱出来的：“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这些歌，年轻人未必都完整听过，却大多在不同场合碰见过。有人在短视频里听过《浪子心声》，有人用“半斤八两”吐槽工作，更不要提每逢春节都会单曲循环的《财神到》。 但可能已经不太有人记得，这些歌背后，都有同一个名字：黎彼得。 对许多观众来说，他更像是港剧和港产片里一张熟悉的脸，比如《唐伯虎点秋香》里的私塾先生，《爱·回家之开心速递》里的“豹叔”。 但这位常常站在镜头边缘的配角演员，年轻时曾经站在粤语流行曲最重要的起点上。他为许冠杰写过《浪子心声》《打雀英雄传》《梨涡浅笑》《财神到》，也为张国荣写下了《Monica》的中文版歌词，成为香港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他很少写大江大海、家国英雄或历史兴亡，更擅长从近处落笔：一份工作、一场牌局、一段情事，以及一句街坊都听得懂的俗语。 8月6日，黎彼得逝世的消息传出，终年76岁。黎彼得的一生，几乎与港乐最重要的半个世纪重叠。 当香港人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唱自己的生活时，他从街头走进录音室；当粤语歌进入巨星时代，他写下那首改变张国荣命运的快歌，却逐渐离开词坛中央；当唱片工业衰落、经典港乐成为集体怀旧的一部分，他已经成了电视剧里的绿叶演员。   报摊是他的学校     🎵 半斤八两，鸡碎咁多都要啄 出咗半斤力，想话摞番足八两 家阵恶揾食 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吹涨） 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 ——《半斤八两》 黎彼得原名黎成就，1950年生于香港。九岁那年，父亲去世，他跟随母亲生活，家境拮据，住过木屋，只读到小学，此后断断续续上过夜校。十岁左右，他已经跟着母亲到中环卖报，后来又做过商行杂工、油站加油员

“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白夜行》 很多80后的书架上，可能都放过一本东野圭吾。  有人从《白夜行》开始，有人记住了《嫌疑人X的献身》里的石神，也有人曾在地铁上、宿舍里，一口气读完《恶意》《秘密》或《信》。后来，《解忧杂货店》进入畅销榜，东野圭吾也从推理小说读者熟悉的名字，成为中国大众书店里最常见的日本作家之一。  7月27日，讲谈社发布讣告：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5日，他的最新长篇《永远の记忆》仍将按原计划出版。这是他从1985年《放学后》出道以来的第106部个人著作。  四十多年里，东野圭吾写下一个又一个案件。读者翻开书时，往往想知道凶手是谁、诡计如何完成；读到最后，留在记忆里的，却常常是谜底之外的人：被家庭伤害的孩子，无法摆脱暴力的单亲母亲，才华没有找到位置的教师，以及那些从工作、亲缘和城市生活中悄然掉落的人。  家庭保护的缺位、阶层上升的诱惑、雇佣体系的松动和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断裂，由此进入推理小说。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些压力也并不遥远。我们从他的谜案里读到人性，也从《恶意》《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中，看见泡沫时代的幻灭、家庭关系的裂缝与城市中的孤独。 东野圭吾留下106部作品，也留下一个贯穿四十余年写作的追问：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推理小说里的日本社会   1996年出版的《恶意》，很早便揭开了凶手身份。 畅销作家日高邦彦在家中遇害，旧友野野口修承认杀人，作案过程也很快得到还原。按照一般推理小说的节奏，案件已经接近结束。加贺恭一郎继续调查的，是野野口为什么杀人，以及他为何留下那份详细的手记。 野野口把自己写成长期遭受日高压迫的失败者：日高夺走了他的作品，也夺走了他成为作家的可能。他杀死日高，仿佛是多年屈辱后的反抗。随着加贺核查两人

过去一年，关于 AI 人们讨论最多的问题，不是它有多聪明，而是它会不会抢走人的工作。程序员会不会被替代？白领还值不值得继续做？35 岁以后怎么办？如果职业被 AI 改变，普通人还能不能跟上？ 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的一间教室里，上着一堂千问的 AI 技能课，而坐着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群人。 有人刚刚离开工作了 18 年的岗位，有人连续投出几十份简历没有回应，还有人准备重新寻找职业方向。如果 AI 时代真的会有人掉队，他们大概就是最容易焦虑的一群人。 可 7 月 15 日，他们还是来了。 没有人讨论 AGI，也没人预测未来。教室里不断出现的，是一个个再具体不过的问题。“为什么我的简历没人回复？”“AI 为什么总是答不到我真正想问的？”“一张 Excel 表，到底应该怎么看？” 站在教室后排的一位工作人员笑着说了一句武汉话：“这群人，真是不服周。” “不服周”，就是不服输。 这间教室里，年龄最大的 49 岁，最小的刚大学毕业。有人想找回一份工作，有人想重新开始，也有人想弄明白，在 AI 越来越聪明的时代，自己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他们来学的，不是一个 AI，而是一种重新面对变化的能力。   会写代码的人，却不会找工作 张俊每天都用 AI。 过去三年，他在一家制造企业做程序员。代码报错、功能调试、功能开发，只要遇到问题，他都会把需求发给 AI，再根据生成的代码继续修改。原本需要几个小时解决的问题，常常几十分钟就能完成。 他一直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会用 AI 的人”。直到今年，公司连续两个月拖欠工资，他决定离职。 原本以为，凭着三年的工作经验，找一份新工作并不难。可几个月下来，他陆续投出了五六十份简历，收到的回复却寥寥无几。 第一次，他开始怀疑问题是不是出在自己身上。张俊的大专专业是电子商务，毕业后靠自学转行做程序员。那些年，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写代码上，总觉得能力会替自己说话。

巫文城这三十多年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湖南。 那是去年，他送女儿去上大学。离开梅州松口三天，手机几乎没有安静过，每天至少十几个电话打进来。有人问他怎么没开门，有人问药怎么吃，有人说老人头晕、孩子发烧，还有人只是想确认：巫医生，你什么时候回来？ 巫文城是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石盘村的村医，从医 32 年。卫生站就在他住处楼下，门面不大，沙发、茶几、电视都摆着，村民进来，有时不像进医院，更像进了熟人家里。 松口镇曾是客家人下南洋的重要一站，很多人从这里出发，去更远的地方谋生。最近，因为纪录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镇又被更多人看见。但对当地人来说，往外走一直是生活的底色。年轻人去深圳、广州，去更远的城市读书、工作，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 村医守着的，正是这些被外出潮留在原地的人。 他的工作，是一种近乎 24 小时的值守。石盘村户籍人口 1746 人，常住人口约 1500 人。白天，有人到卫生站看病、量血压、拿药；晚上，小孩发烧、老人头晕，电话随时打来。行动不便的老人、脑梗后遗症患者走不了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需要随访，他就挨家挨户地上门。 最忙的时候，一夜几乎睡不了。村里人都存着他的电话。晚上九十点有人打电话，一两点又来一个，三四点又来一个。电话响了，他不能不接。“大家都是邻里邻乡，你如果电话响了不接，肯定不行。”有把握的，他现场处理；没把握的，就赶紧劝病人去医院。病情重的，他还要帮着联系救护车，把人送到医院，交给接诊医生。 从医半辈子，巫文城已经习惯这种“离不开、放不下”的状态。 乡村，离不开村医。但一个村医能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吗？   一个人的卫生站与知识“盲区”   杨永清是这场培训里为数不多的女性村医。 她回到梅州，并不是因为想做一个“扎根乡村”的医生，而是为了照顾父母。 2016 年，父亲胃出血，父母身边需要人。弟弟在新疆工作，一时回不来。她想，两个孩

姜玉芬记得，年轻时买一双袜子，要从早上走到中午。 那时去趟镇上买紧俏的“北京货”，来回就是大半日。买回来要是不好用，也只能认栽。 几十年过去，如今七十多岁的她，已经习惯坐在被窝里划手机。 大到能上门以旧换新的冰箱，小到一次能点几垄地的化肥点播器、俄罗斯止疼膏、按斤称的鞋垫，全都能免费送货入村。买得不合适，直接发起退货，她语气里透着一种新鲜的高兴，活了大半辈子，她终于发现，买东西原来是可以有“后悔余地”的。 「姜玉芬家的院子」 姜玉芬家的院子，在村里已经热闹了几十年。 老伴是村医，她曾是接生婆，村里不少四五十岁的人，当年都是她亲手接生的。再后来，她家成了村里的“小邮局”。孩子寄回来的家书，都先落在她家炕边。村里人来看病、抓药，总要惦记着问一句：“有我的信没？” 「姜玉芬在视频前展示家人给新买的衣服」 很多年来，这个村庄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就拴在这座小院里。 时代变了，信封薄了，但院子的热闹换了一种方式延续。 随着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铺进来，包裹不再卡在镇上。如今，村里人踏进小院，不再问“谁家来信了”，问的是“这个咋下单”“那个能不能买”。 那些老姐妹，年轻时谁家有事喊一声就到；后来年纪大了，反而各过各的日子，走动少了。如今，取快递、看手机，又给了她们一个往一处凑的理由。有人当场拆开包裹展示孩子的心意，有人凑在屏幕前精挑细选，还有人只为看看网上的新鲜事，原先不太会网购的老人，也跟着琢磨了起来。 从村口到镇上，几公里的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过去，它就像一道无形的闸门，拦住了老乡的心动，“这么麻烦，要不就算了吧”；现在，快递能送到村里，买错了也能退，人们就多了一点“为什么不试一试”的余地。   包裹，替她回了一趟家 在外的人，心思有时候是反的。 不是想着自己能买什么，而是想着能给家里带什么回去。只是有一段时间，这件事也没那么好办。 陈兰香人在陕西，父母在青海。她一直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