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巫文城这三十多年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湖南。 那是去年，他送女儿去上大学。离开梅州松口三天，手机几乎没有安静过，每天至少十几个电话打进来。有人问他怎么没开门，有人问药怎么吃，有人说老人头晕、孩子发烧，还有人只是想确认：巫医生，你什么时候回来？ 巫文城是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石盘村的村医，从医 32 年。卫生站就在他住处楼下，门面不大，沙发、茶几、电视都摆着，村民进来，有时不像进医院，更像进了熟人家里。 松口镇曾是客家人下南洋的重要一站，很多人从这里出发，去更远的地方谋生。最近，因为纪录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镇又被更多人看见。但对当地人来说，往外走一直是生活的底色。年轻人去深圳、广州，去更远的城市读书、工作，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 村医守着的，正是这些被外出潮留在原地的人。 他的工作，是一种近乎 24 小时的值守。石盘村户籍人口 1746 人，常住人口约 1500 人。白天，有人到卫生站看病、量血压、拿药；晚上，小孩发烧、老人头晕，电话随时打来。行动不便的老人、脑梗后遗症患者走不了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需要随访，他就挨家挨户地上门。 最忙的时候，一夜几乎睡不了。村里人都存着他的电话。晚上九十点有人打电话，一两点又来一个，三四点又来一个。电话响了，他不能不接。“大家都是邻里邻乡，你如果电话响了不接，肯定不行。”有把握的，他现场处理；没把握的，就赶紧劝病人去医院。病情重的，他还要帮着联系救护车，把人送到医院，交给接诊医生。 从医半辈子，巫文城已经习惯这种“离不开、放不下”的状态。 乡村，离不开村医。但一个村医能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吗？   一个人的卫生站与知识“盲区”   杨永清是这场培训里为数不多的女性村医。 她回到梅州，并不是因为想做一个“扎根乡村”的医生，而是为了照顾父母。 2016 年，父亲胃出血，父母身边需要人。弟弟在新疆工作，一时回不来。她想，两个孩

姜玉芬记得，年轻时买一双袜子，要从早上走到中午。 那时去趟镇上买紧俏的“北京货”，来回就是大半日。买回来要是不好用，也只能认栽。 几十年过去，如今七十多岁的她，已经习惯坐在被窝里划手机。 大到能上门以旧换新的冰箱，小到一次能点几垄地的化肥点播器、俄罗斯止疼膏、按斤称的鞋垫，全都能免费送货入村。买得不合适，直接发起退货，她语气里透着一种新鲜的高兴，活了大半辈子，她终于发现，买东西原来是可以有“后悔余地”的。 「姜玉芬家的院子」 姜玉芬家的院子，在村里已经热闹了几十年。 老伴是村医，她曾是接生婆，村里不少四五十岁的人，当年都是她亲手接生的。再后来，她家成了村里的“小邮局”。孩子寄回来的家书，都先落在她家炕边。村里人来看病、抓药，总要惦记着问一句：“有我的信没？” 「姜玉芬在视频前展示家人给新买的衣服」 很多年来，这个村庄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就拴在这座小院里。 时代变了，信封薄了，但院子的热闹换了一种方式延续。 随着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铺进来，包裹不再卡在镇上。如今，村里人踏进小院，不再问“谁家来信了”，问的是“这个咋下单”“那个能不能买”。 那些老姐妹，年轻时谁家有事喊一声就到；后来年纪大了，反而各过各的日子，走动少了。如今，取快递、看手机，又给了她们一个往一处凑的理由。有人当场拆开包裹展示孩子的心意，有人凑在屏幕前精挑细选，还有人只为看看网上的新鲜事，原先不太会网购的老人，也跟着琢磨了起来。 从村口到镇上，几公里的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过去，它就像一道无形的闸门，拦住了老乡的心动，“这么麻烦，要不就算了吧”；现在，快递能送到村里，买错了也能退，人们就多了一点“为什么不试一试”的余地。   包裹，替她回了一趟家 在外的人，心思有时候是反的。 不是想着自己能买什么，而是想着能给家里带什么回去。只是有一段时间，这件事也没那么好办。 陈兰香人在陕西，父母在青海。她一直想把

随着多地高考成绩陆续可查，志愿填报也随之展开。每到这个时候，一个个具体的专业会被重新解读，讨论主要集中在就业前景、薪资水平、升学比例和职业通道等维度。 今年春天，“96年女生任职远洋货轮大副、月入约1万美元”的话题曾登上热搜，让航海技术这个长期处于公众视野之外的职业突然变得清晰而诱人：从实习生开始，积累海龄，逐级晋升，收入随职务不断提高。人们看到的是抵达之后的结果，却很少看到这份职业真正要求一个人付出什么：时间，还有睡眠、身体节律，以及那些无法完全属于自己的日子。 七年前，刚刚高考结束的马达在志愿表上填下航海技术时，当然知道这个专业和大海有关。只是那时大海还停留在专业介绍、课程名称和想象里。直到第一份远洋合同开始，她才真正知道，凌晨零点的驾驶台、被切碎的睡眠、密集靠港后的疲惫，才是这四个字更具体的含义。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在马达的故事里，我们想要呈现的是，一个专业从志愿表上的四个字，真正变成职业之后，会把人带到怎样的生活里？ 远洋货轮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夜晚。 驾驶台需要24小时有人值守，雷达、海图、天气和航线都要持续监控。凌晨零点，马达走进驾驶台。作为航海实习生，她要在这里学习到清晨六点。等她回到房间，天已经亮了。 早上六点到下午一点，是她用来睡觉、洗漱和吃饭的时间。下午一点半，她又要换上工作服，跟着水手去甲板。敲锈、刷漆、张贴安全标识、清理货舱，哪里缺人，她就去哪里。遇上货轮靠港，原本勉强维持的作息会被全部打乱：系缆、补充物料、处理废油、添加燃油，所有人都要随时投入工作。 这是马达的第一份远洋合同。 在上船之前，她知道海员辛苦，也知道船员需要长时间离开陆地。但真正置身其中以后，她才发现，“辛苦”不是一个抽象的职业标签，而是被切碎的睡眠、随时可能变化的工作安排，以及几个月无法离船的日常。 「在舱内查温度，携带两个照明器具」 在全球海员队伍中，女性仍然是极少数。IMO与

2008年10月，华盛顿国会山的一间听证室里，82岁的艾伦·格林斯潘坐在聚光灯下。 那是雷曼兄弟倒闭后的第五周。金融危机仍在扩散，股市连续暴跌，银行不愿彼此放贷，曾经被反复背书的金融产品，正在以人们难以理解的速度丧失信用和价格。委员会主席亨利·韦克斯曼俯身向前，问出了那个问题： 换句话说，你发现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不正确的，它没有奏效？ 格林斯潘回答：“Precisely.” 正是如此。 随后，他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我发现了一个缺陷。” 这句话的分量，远超一位前美联储主席罕见地承认错误本身。韦克斯曼追问的，并非他某一项具体的政策判断，而是过去三十年美国经济政策背后的一整套信念：市场能够自我纠错，金融机构会为了自身利益约束风险，政府不应过度干预市场运行。 那是一套时代的信念，不只属于他一个人。 2026年6月22日，格林斯潘在家中离世，享年100岁，死因为帕金森病并发症。距那场听证，已经过去十八年。 在他漫长的一生里，他曾被称为“大师”，也曾成为自由市场时代最醒目的被告之一。从1987年至2006年，他执掌美联储长达18年，历经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四任总统。在他的任期内，美国经历了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互联网革命席卷全球，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进入高潮，华尔街把金融创新、风险定价和美国式繁荣包装成一种全球语言。而在他退休仅两年后，全球金融体系爆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格林斯潘究竟是繁荣的缔造者，还是危机的播种者？这个问题或许没有简单答案。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生几乎完整地穿过了那个时代的上升、辉煌与裂开。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最醒目的面孔之一。 在成为“大师”之前， 他首先是一名信徒 在进入华盛顿之前，他首先是一个相信市场的人。 20世纪50年代初，年轻的格林斯潘在纽约结识了作家安·兰德。今天，人们更熟悉兰德小说家的身份，但在那个小圈子里，她更像一位

前不久，林晓第一次在搜索框里输入了“老年猫粮”。 她养了一只田园猫，名叫大橘。八年多以前，大橘被捡回家时，医生判断它大约只有两个月大。此后在林晓眼里，它似乎一直还是刚到家时那副瘦小孱弱的样子。 直到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听说大橘的年龄，随口说了一句：“那已经是老猫了。” 这句话让林晓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熟悉的大橘，正在沿着一条与人类完全不同的时间轨迹变老。八年对人而言并不算长，对一只猫来说，却已经意味着生命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大橘以前得过尿道结石，换粮这件事，林晓一直很谨慎，每次都要先询问医生。但这一次又不太一样，它身体状况没有异样，林晓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提前做一点功课。 搜索结果里，她发现了一些从前没有留意过的东西：老年猫专用粮、分阶段配方、关节保健、心脏护理，还有几个她从未听过的品牌。 林晓改变搜索词的同时，品牌也在寻找进入新需求的入口。 今年6·18，天猫第一阶段超过4万个品牌成交额翻倍，破亿品牌数同比增长40%；开卖前一个月，平台首发新品数量增长33%。今年3月至5月，新入驻天猫的品牌数量环比增长30%。新锐品牌开出线上首店，成熟品牌则通过新品、新品类和跨界业务，寻找新的增量市场。 宠物行业，是观察这轮品牌与新品涌入的一个切面。 《2026天猫6·18宠物新品牌报告》显示，过去三年，天猫平均每4.4天出现一个宠物新品牌，超过94%的新品牌把天猫作为首站。一只成年猫吃完一袋3公斤主粮，大约需要一个月。同样的时间里，平台上会多出7个新的宠物品牌。 它们并不只是在生产更多相似的猫粮，而是在进入一只宠物越来越具体的生活：衰老、挑食、掉毛、关节问题、饮水不足、多宠抢食，以及猫狗之外的仓鼠、鹦鹉和兔子。 大橘年轻时，林晓买粮的逻辑很简单：看配料表，比较价格，再确认有没有人踩过坑。现在，她开始关心蛋白质来自哪里、颗粒是否容易咀嚼、有没有针对关节和心脏的产品，也开始留意其他老猫主人如何称重

十年很长。 对于一款互联网产品来说，几乎足以跨过一个时代。技术几经更新，参与者来来去去，许多曾经熟悉的应用已经从手机屏幕上消失。 但，“团圆”仍在运行。 全国6000多名打拐民警使用它发布和核查信息，33家互联网平台联手把失踪儿童的照片、衣着和失踪地点，推送给附近最可能提供线索的人。 2026年5月15日，“团圆”系统上线整整十年。当天，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公布了一组数字：十年来，系统共发布5213条儿童失踪信息，警方和社会各方找到了5137名儿童，找回率达到98.5%。 这5137个孩子，有的是在陌生的人群中迷了路，有的与家人争执后离家出走，有的卷入家庭纠纷，也有人遭遇拐卖。寻找有时只持续几个小时，有时延续十几年、二十几年。 但每一次寻找，都要先让准确的消息抵达可能见过孩子的人。 “团圆”最初要解决的，就是怎样让这条消息跑起来。   让消息跑起来   2015年底，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找到阿里巴巴，希望借助互联网建立一套儿童失踪信息发布平台。 公安部的需求很直接：“找孩子。” 时任阿里巴巴首席风险官刘振飞听完，直接撩起了袖子，他的手臂上刻着自己的名字。小时候在河南，拐卖儿童的事常有发生。他当场拍板：“找孩子是吧？做啊，咋不做啊。” 程序员却无法把这三个字直接写成代码。谁来核实失踪信息？谁有权发布？消息应该发给哪些人？孩子离开得越久，寻找范围怎样扩大？不同地区的民警又如何同步线索？ 第一次坐下来讨论时，民警和程序员甚至听不懂彼此的语言。几轮沟通后，目标被归纳成八个字：“全民参与，天下无拐。” 2015年11月25日，“阿里巴巴打拐办”公益项目组正式成立。项目组只用一周便凑齐了11名志愿者，成员来自技术、产品和设计等岗位。所有人都利用业余时间开发，不计入KPI，项目也不支付报酬。 四个多月后，“团圆”系统基本成形。项目组把“找孩子”拆成三项核心

风波传到仙居时，这里的杨梅还没熟。 一颗颗青果挂在枝头，像绿色的坠子。李文涛家的杨梅树，大部分是东魁。即便还在青果期，果形已经浑圆饱满，接近乒乓球大小。再过一阵，等它们泛红、转紫、熟透，会被一颗颗摘下来，过秤、分筛，装入不同的礼盒，发往全国各地。 10来天前，农户们刚刚完成第二轮疏果。地上散落着被摘掉的小青果，有些已经蔫了。然而，农户们还没来得及憧憬丰收，700公里外的一场“地震”先震碎了市场的宁静。福建漳州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甜蜜素的消息，在互联网上轰然发酵。“再也不敢吃杨梅”的质疑声，迅速从一个产地蔓延至整个行业。 文涛是仙居杨梅新农人，也是仙居农创客副会长。风波发生后，他在自己的视频号上发了一条《今年杨梅还能不能吃》的观点分享。对他来说，这几乎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杨梅马上就要熟了，在这个多疑的夏天，它能不能按时、按价、按信任，平安地送出去？ 信任从哪里来 每年杨梅季，除了线上订单，还会有人专门到仙居基地采摘。不同基地价格不同，常见的是一个人50元左右，进园后几个小时，可以自己摘、随便吃。文涛觉得这很划算，如果手脚快一点，光吃杨梅就能“吃回来”。客商来考察时，也常常会被带到山上。果子长在哪里，树势怎么样，山路有多难爬，看过一次，心里就有数。但多数人来过一次，便再也不想爬第二次了。 上山看果，是最直接的确认。但更多时候，一箱杨梅从仙居发出，抵达的是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外的客户。对方看不到山，也看不到树，只能通过另一套系统来相信它。 仙居的杨梅有自己的“身份证”。每箱杨梅从哪块地来、什么时候摘、检测报告什么样，手机一扫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知道。不止仙居，浙江全省杨梅都已普及溯源管理。按地方要求，杨梅这一被纳入管理的“土特产”，不溯源、不赋码，不能卖。 在仙居，除了赋码，还有一套更早形成的规矩。每户梅农都要签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果子进入成熟期后不能在树冠上喷洒农药。这距离正式采摘

2025 年 8 月，49 岁的周静拖着行李回到了福建霞浦。 这是一个典型的闽东县城，与她打拼了二十多年的厦门相比，这里没有 24 小时待命的甲方，也没有年入几十万的“小资”幻象。有的只是月薪两三千的岗位，和一段因创业失败、债务缠身、亲人离世而支离破碎的过往。 当人生在迈向 50 岁的门槛时突然“归零”，大多数人选择缩进县城的安稳里，而周静却在偶然间撞开了一扇窗——成为一名中年模特。在最“吃青春饭”的行业里，她决定迎接那个“还想再做点什么”的自己。   意外开启的模特事业：从县城到上海，八小时   刚回到霞浦的周静，身后是两次创业失败的灰烬、一场刚结束的官司，以及父亲离世带来的精神重创。 曾经在厦门，周静是广告界的资深人士，过着年入大几十万、追求“小资”格调的生活。 而现在的霞浦，是一个节奏缓慢的闽东县城，当地月薪仅两三千元，这对习惯了高强度职场的她来说，既是避风港，也像是一座难以突围的孤岛。 转机藏在不经意的尝试中。周静开始运营自媒体，分享读书感悟与中年日常，意外吸引了一位模特经纪人的注意。 尽管初次沟通未成，但对方的一句话点燃了火星：“你的条件非常好，有机会千万不要拒绝。” 很快，上海一位女装品牌主理人的邀约敲开了她的门。 两人的对话十分坦率。 “多少钱？”对方问。 周静回复她：“我不知道，你别让我贴钱就行。我不赚钱可以，但自掏腰包那我就不去了。” “那肯定不能啊。” 对方大笑，合作就此敲定。 这场发生在 49 岁的行业跨界，开局竟显得有些“轻而易举”。 为了确保自己符合对方的预期，周静特意趁去上海的机会约见主理人。 没成想，两人一见如故，定下了拍摄计划。 那天，周静拍了三十多套服装，从上午九点拍到到下午五点。摄影师在地上画了个标，毫无经验的周静站在那个点位上，在快门声中仿佛被唤醒了某种本能。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站到那里就开始各种摆姿势。

李宁品牌的北京总部，位于北京东南五环外的 17 号线北神树站，私底下，员工们会戏称这里为“北神树体育大学”。 这并非一句调侃。当你看到午休时分各种球场和健身房被占满，看到工位上与家人照片并排摆放的马拉松奖牌，看到一群人利用午休反复排练一套复杂的花式跳绳队形，甚至每年还有热闹的运动市集、俱乐部“拉新”——你便会理解这个戏称的恰如其分。 在这里，运动从来不只是一项员工福利，它更像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语言，一种日常：有人与百位同事在马拉松跑道集结，跑出来的不只是产品判断，更是“身体力行”的运动共鸣；有人在公司结识“运动搭子”，把个人的枯燥训练化为并肩作战的坚持；有人从一根跳绳起步，跳出了两百多人的“团魂”；有人联结内外伙伴，将内部的运动善意向外延伸，传递出更有温度的社会价值。在这里，体系与热爱同频，让运动文化在组织土壤中自然生长。 今天要讲的李宁员工的运动故事，最终都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一家由运动员创立的专业运动品牌，如何真正地将运动文化编码进组织基因？   和 100+同事一起跑马拉松，是一种什么体验？ 前不久的北京半马，李宁公司有一百多名员工站上了赛道，像是一场自发的社群“团建”。比赛前，大家在跑步群里互相鼓劲、喊话打气；赛道上，偶尔撞见同事，一个眼神就是加油；终点线旁，完赛者在终点的服务区相见，一起拉伸放松，举着奖牌拍照，三三两两地复盘配速——还有人“卷”起了 PB （Personal Best，个人最好成绩），当场约好下次再来。 「2026 年北半马终点的部分李宁员工合影 后排中间白色衣服为杨帆」 杨帆就在这一百多人中。但他的装备有点不一样。左脚和右脚，穿的是两款不同的测试跑鞋。 这是他的日常工作方式之一：在赛场，用自己的肌肉和骨骼比对两款鞋最微妙的缓震差异。作为李宁运动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大家都称他为“杨博士”，李宁的专业运动鞋产品背后，经常有他的研究和数据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应用创作是一条冰冷的直线：人写代码，机器执行。 在这条直线上，普通人只是使用者，而没有自主创造的能力。面对生活里那些细碎、具体、甚至微小的困境，我们只能在应用商店里反复寻找、尝试、妥协。 但现在，一种名为 Wish Coding（意图编程） 的新范式，正在打破这条直线。当代码不再是门槛，那些生活里的“解题者”，拿起了他们最趁手的利器。 今年 2 月起，涂琨在小红书上，断断续续写下陪母亲抗癌的记录。 那一篇篇抗癌日记里，没有哀鸣，只有战斗。 自从母亲确诊胃癌中晚期，这个爱跳摇摆舞、原本生活得轻盈悠闲的女孩，迅速长成了一个“硬核”的陪护者。她不只听医嘱，她还会去翻阅最新的肿瘤医学文献，逐一比对不同治疗方案的利弊。她相信，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精准地定义问题。 她没有医学背景，只是一个普通的国企员工。弄清楚问题所在，然后解决掉，这就是她面对事情的方式 手术之后，妈妈身上多了一根腹腔引流管。每天的腹水必须计量，与此同时，还要严格追踪“出入水量”——喝进去多少水、汤、流食，排出多少尿液和引流液。稍有失衡，就可能引发血压骤降或电解质紊乱。在医院，有护士负责记录。回到家，这件事落到了涂敏一个人身上。 她试过用纸笔，记乱了。换手机备忘录，翻来翻去，数字加减也容易算错。去应用商店找专门的工具，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下载下来连注册都注册不了。 那天早上上班路上，她想，“既然找不到现成的，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 去年 11 月她开始学摇摆舞，觉得动作太多记不住，曾经下载过灵光 App，当时她是想“搓”一个动作分解工具——那次因为视频文件太大解析失败，一直没用起来。这次，她把需求直接用语音输入：做一个可以分别输入入水量和出水量、能自动计算差值的工具。两分钟后，应用生成了。 她又花了一两个小时调整细节，直到界面符合自己的习惯：左边输入喝了什么、多少毫升，右边输入排出多少，页面最下方自动显示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