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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见过冰。弗朗西斯·哈尔岑却想用它看见宇宙。 在南极点附近，冰面下1450米至2450米之间，5160个光学传感器沿着86条电缆排列，守候着极其微弱的闪光。包围它们的约一立方公里冰体，构成了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它没有朝向天空的镜头，却能接收宇宙深处传来的消息。 2026年10月6日，82岁的哈尔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理由是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的发现。 他最初研究的是理论物理。后来，工作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原本不属于理论家的问题：去哪里找足够透明的冰，怎样把传感器送进两公里深处，如何取得建设经费。诺奖所表彰的发现，需要这些事情先有答案。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微子望远镜，到今天获奖，这件事占据了他近四十年的生活。2018年接受Space.com采访时，哈尔岑回顾自己从理论转向实验的经历，说这让他终于找到了想用一生去做的事。 一次六个月的访问，延续了半个世纪 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1966年取得硕士学位，1969年取得博士学位。早年的研究围绕粒子物理展开。 1971年，他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时，接到同事邀请，前往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六个月。那次短期访问最终变成了长期生活，他此后一直留在这所大学。 他熟悉的是方程、粒子和理论预测。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与博士后恩里克·萨斯开始讨论另一种可能：能否造一台用中微子观察天空的望远镜？ 这个想法有几条不同的来路。2014年接受Jot Down采访时，哈尔岑回忆，自己常去夏威夷，与当地理论物理学家合作，午餐时会遇到研究深海中微子探测器DUMAND的人。与此同时，他正与萨斯研究中微子在冰中产生的无线电信号。海水探测器的设计思路与冰中的粒子研究，在这些交往和工作中碰到了一起。 他需要把这些思路变成一项实验。理论能够说明中微子为什么值得寻找，仪器能否看见它，则取决

一首好歌，常常会把人带回一段具体的记忆里。 有人记得一家人守着电视等《便衣警察》，有人记得《北京人在纽约》热播时对远方的想象，有人听见《从头再来》，会想到小时候父母离开工厂的那几年。更年轻的听众，可能从《甄嬛传》、音乐综艺或《流浪地球》认识刘欢。同一个声音，就这样进入过几代人截然不同的生活。 2026年9月26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刘欢于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 近四十年来，几代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听过刘欢的歌。 他唱过年轻人的抱负、离乡者的思念、失去工作的人的自我鼓励，也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唱出一首简单而舒缓的《我和你》。 中国社会在不同阶段需要的声音，多次汇聚到这一位歌手身上。 这些歌曲积累起的声望，也让他有机会参与决定，谁能获得下一次登台的机会。后来，人们在综艺里看见他为年轻人的作品激动，在行业讨论中听见他为创作者的权益发声。他越来越关心，那些还没有成名的人，能否把自己的歌写完、做好，再送到听众面前。 从录音棚到大学教室，从综艺导师席到原创音乐公益金，他始终关心着一首歌抵达听众之前的事情。那里有作曲、编曲、练习和录音，也有钱、时间，以及一个年轻人能否继续做下去的问题。 电视把他送进千家万户     🎵 我们亚洲 山是高昂的头 我们亚洲 河像热血流 《亚洲雄风》（1990） 刘欢走进音乐行业时，并没有一条现成的明星道路等着他。 1963年，他出生于天津。后来进入国际关系学院，学的是法语文学。大学里的外语学习和音乐兴趣交织在一起，1985年，他拿下首都高校英语、法语两项歌曲比赛的冠军。毕业后，他又随中央讲师团前往宁夏支教。 外文歌曲为他打开了录音棚的门。1986年，央视《电影世界》需要能演唱外国电影歌曲的人，刘欢获得了机会。在那个重新接触外部世界的年代，一个大学毕业生对外语和音乐的热情，意外地成了职业起点。 真

中秋是一年里最强调关系的节日。它关心一个人在哪里，和谁吃饭，是否回家。一枚月饼也因此很少只是一种食物。它提醒人们从哪里来，与谁共享生活，又有哪些人已经不在桌边。 《燕食记》开头，荣贻生教陈五举打莲蓉。莲子去了莲衣，放进深锅，以低糖慢火慢慢煮。最要紧的是一个“熬”字。火候到了，时辰到了，再硬的莲子也会变得甜糯。 一枚月饼被端上桌以前，许多漫长的工序都藏在厨房里。葛亮也从这口锅开始，写师徒之间的传承与决裂，写广州与香港的迁徙，写一门手艺如何穿过近百年的动荡。食物在他的笔下成为保存时间的方式：人的声音会消失，店铺会关门，一种味道却能由下一双手重新做出来，让已经走远的生活再次回到眼前。 今天，团圆已经很难由一张全家福概括。有人重新回望母亲，才看见亲情中迟到的理解；有人选择独自生活，通过住所、朋友和兴趣建立自己的秩序；有人进入游戏与算法，在虚拟关系中寻找尊重、陪伴和边界。还有一些连接跨越更远的时间和空间：我们记住了探险家的名字，却很少看见那些穿着草鞋翻过雪山、把植物从荒野带进纸页的本地人。 这个中秋，我们从《燕食记》的一枚莲蓉月饼出发，读五本关于连接的书。它们写家族与师承，也写被历史漏掉的人、复杂的母女关系、一个人的生活，以及人和代码之间正在形成的感情。 生活的形态不断变化，人依然需要确认自己从哪里来，愿意和谁一起生活，又怎样为彼此留出位置。   《燕食记》  一枚月饼里装着百年聚散   《燕食记》 作者：葛亮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磨铁图书 2026年9月 “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 ——《燕食记》   葛亮写食物，关心的始终不止于味道。 《燕食记》以岭南饮食为线索，写荣贻生与陈五举两代厨人的命运，也借得月阁、同钦楼等茶楼的兴衰，带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两地的世事变迁。虾饺、烧卖、蛇羹、云吞面轮番出现，食物把宏大的历史重新放回普通人的

50年前的今天，《霹雳娇娃》开播：女性英雄，还是“性感电视”？ 1976年9月22日晚上10点，美国ABC电视台播出了《霹雳娇娃》的第一集常规剧集《Hellride》。三个年轻女人走进了黄金档。Sabrina、Jill和Kelly都从警校毕业，却没有得到真正施展能力的工作。直到神秘老板Charlie把她们招进私人侦探事务所，她们才开始调查绑架、谋杀和各种犯罪案件。 《霹雳娇娃》几乎立刻红了。1976—1977播出季，它冲到全美尼尔森收视第五名。三个“Angel”也迅速成为流行文化偶像，出现在杂志封面、海报、午餐盒和各种衍生商品上。尤其是Farrah Fawcett。她的金色长发、灿烂笑容和泳装海报，很快成为1970年代美国最容易辨认的女性形象之一。 但这部剧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一个问题：它究竟是在创造女性英雄，还是只是在换一种方式展示女性身体？支持者有理由认为，这是电视里的一个突破。动作、侦探和犯罪题材长期由男性占据。 《霹雳娇娃》却让三个女性成为真正推动剧情的人。她们会开枪，会格斗，会卧底，会调查，也会抓住男性罪犯。在那个年代的美国电视里，三个女人每周一起解决案件，本身就很少见。但批评也几乎同时出现。 媒体很快给这一类节目起了一个后来很有名的名字：“jiggle TV”。大致可以理解成“靠女性身体晃动吸引观众的电视”。《霹雳娇娃》的服装、泳装、紧身衣以及各种卧底身份，经常让女主角进入强调身体展示的场景。 电视学院保存的业内口述史显示，制作人、服装设计师和电视高管后来都反复谈到这部剧遭遇的“jiggle television”批评。这三个女人当然比过去很多电视女性角色拥有更多行动能力。但她们的这种“强大”，又必须被包装成漂亮、性感、容易被男性观众接受的样子。 它一方面把通常属于男性角色的权力交给女性，另一方面又因明显的性化呈现而被批评为“sexploitation

伽师新梅每年的最佳采摘期只有15天。果农一年的劳作，要在这15天里完成采摘，换成收入。 果子离开枝头之后，还要经过分拣、包装和预冷。等果心温度降到0至1摄氏度，再转入保鲜库，发往全国各地。一颗西梅想走出新疆，既要与时间赛跑，也要在短暂的成熟期里，找到足够多的买家。 2026年8月，淘宝百亿补贴和一批“百亿合伙人”主播再次来到伽师。他们之中，有退休后在直播间做饭的“闹妈”，有从服装生意转向更多品类的“深圳陆厂长”，也有在新疆当地新加入的年轻主播。平台负责选品、谈价、补贴和售后，主播们把西梅带进各自的直播间。 屏幕前的每一次下单，背后都站着一群人：等着收成的果农，为自己的推荐负责的主播，和希望用实在的价格买到产地好果的消费者。 这门生意里没有旁观者，只有合伙人。   主播走进果园以后   儿子在直播间卖美妆，观众却惦记上了妈妈做的夜宵。 这位妈妈来自长春，退休前在银行工作。儿子闹哥做主播，经常播到深夜，她便给他准备吃的。镜头里，儿子介绍商品，母亲在旁边忙碌。观众渐渐熟悉了她，跟着叫她“闹妈”。 有一天，她没有做夜宵，直播间里反而有人找：“闹妈呢？”一位观众说，闹妈哪天不做夜宵，自己第二天都不知道给孩子做什么吃。 后来，闹妈独立开播，边做饭边讲解，也陪观众聊家常。她的粉丝逐渐超过儿子，闹哥索性关掉自己的直播间，来帮母亲经营。从给儿子做一顿饭开始，母子俩有了一份新的事业。 厨房里的经验，是闹妈推荐商品的底气。团队曾选中一款压力锅，参数看起来没有问题，她用过之后觉得不顺手，最终没让它进入直播间。 但一批水果从产地发往各地，需要判断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厨房。 母子俩曾尝试自己联系产地商家。挑哪家的货、怎样发、一单运费多少钱，都要逐项跟进。他们尤其头疼售后：商品一旦出现品质问题，消费者集中找来，两个人很难招架。观众是因为相信闹妈才下单的，货品出了问题，自然也会回来找她。

沈广荣每天上下班要花三个小时。理想情况下，从家里出发前，他会先打开手机，识别身上的衣服、颜色和穿着情况，再看一眼饮水机显示的温度。出门后，导航带他前往地铁站，途中经过两个路口，他会调出红绿灯识别功能，让手机通过声音和震动告诉他信号灯的变化。 如果电梯没有语音播报，他还会用手机判断楼层；需要提交证件照片时，App会提示他调整镜头，完成识别和画面缩放。对明眼人来说，这些动作往往只需要扫一眼。而沈广荣先天失明，他需要把眼前的图像转化成声音，再根据信息采取行动。 帮助他完成这些事情的App叫作“豆芽看见”，谐音“都要看见”。它由沈广荣和团队开发，面向盲人和低视力用户，将手机摄像头、传感器和AI模型结合起来，目前可以识别环境、文字、红绿灯和电梯楼层，也能扫描文档、拍摄证件并提供步行导航。 沈广荣既是开发者，也是每天使用它的人。他关心的，是产品能否准确识别前方与右前方的差别，并在合适的时刻把信息传递给用户。对依靠语音采取行动的人来说，识别、筛选和传达，任何一步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判断。   从屏幕里的无障碍开始   在AI大规模应用以前，互联网产品的无障碍适配主要解决屏幕内部的问题：图片有没有可供读屏软件读取的文字说明，按钮是否标注了名称，焦点能否按照合理的顺序移动，验证码和人脸识别有没有其他验证方式。 对视障用户而言，一个没有名称的按钮只会被读成“按钮”，一张缺少替代文本的图片则可能完全不存在。弹窗如果无法被读屏软件识别，用户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挡住了页面；版本更新改变了操作顺序，此前已经适配好的功能也可能再次失效。 这些问题已经进入法律和监管视野。2023年9月施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要求，利用财政资金建立的网站、服务平台和移动应用逐步符合无障碍标准，同时鼓励购物、医疗、金融、教育和交通等领域的互联网产品进行改造。到2024年底，已有超过3000家与老年人、残疾人生活

今天是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81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书写了捍卫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冷知识：这个纪念日的“生日”，其实改过。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全国庆祝三天，悬旗三日，放假一天，但纪念日定在哪天，并没有一锤定音。1949年底，新中国政务院一度把纪念日定在8月15日（天皇广播终战诏书的日子）；1951年8月，政务院专门发出通告，把纪念日改回9月3日。理由很朴素：诏书里没有一个“降”字，真正算数的，是9月2日签字、9月3日举国欢腾那一天。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把9月3日再次确认。从政府命令、到政务院通告、再到国家立法，一个纪念日被三次郑重确认，这在中国节日史上并不多见。 去年80周年，长安街上的阅兵刷屏全网。今年81周年，不是“大年份”，但或许恰恰值得我们安静想一想：当最后一批亲历者渐次离场，当纪念不再依赖活着的证人，我们靠什么把这一天传给下一代？ 答案也许就藏在今天：你愿意为它停下来的一分钟里。 铭记，是在日常。 #历史上的今天# #抗战胜利纪念日# #铭记历史#

鲁迅：昨天花12元买的画册，今天下雨，在家翻了一遍114年前的今天，北京下雨。鲁迅在日记里只写了几件事：“二日雨。无事。”到了晚上，他写了两封寄往东京的信。然后，把昨天刚买回来的十册《中国名画》翻了一遍。写下两个字评价：“甚适。”前一天是星期日。1912年9月1日，鲁迅上午和朋友去了什刹海。中元节刚过，那里已经“寥落无行人”。中午，他们到四牌楼的同和居吃饭。鲁迅对这一顿的评价很差：“甚不可口。”下午，他又去了青云阁和琉璃厂。在有正书局，鲁迅看中《中国名画》第一集到第十集，一口气全部买下。十册，12元。书局还配了一个木匣，没有另外收钱。这笔钱并不算小。两天前，鲁迅刚领到8月份工资125元，还特意在日记后面注明：“半俸也。”

8月28日，北京国家动物博物馆一层的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蛇类标本前玩闹，用手抓，也用脚踢。随行的父亲没有制止，还把展出的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其间，莽山原矛头蝮标本受损。 第二天晚上，国家动物博物馆发布通报，称已经保存事发全程的监控录像，将对标本进行评估和修复，并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通报还特意交代了这件标本的来历：它由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捐赠。 陈远辉的名字随之进入公众视野。他发现了这种蛇最初的线索，参与新物种的正式发表，此后又用数十年时间研究、繁育和保护它。长期与毒蛇打交道，他先后九次被蛇咬伤，左手中指因此残缺。 展厅里受损的是一件标本。沿着它的来历往回追溯，可以看到一个基层蛇伤医生如何进入动物学研究，也可以看到一种只生活在南岭山脉局部区域的毒蛇，如何从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龙”，变成拥有正式学名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一个解释不了的伤口 1984年，陈远辉在莽山林场职工医院做蛇伤医生。一名林场职工在山里遭毒蛇咬伤，来到医院求治。 伤口留下的牙痕很宽，说明咬人的蛇体型不小。患者对那条蛇的描述也很特别：全身黄绿相间，花纹正看像方块，斜看像三角形，尾巴则是白色的。 陈远辉熟悉当地常见的毒蛇，却无法把这些特征和任何已知蛇种对应起来。五步蛇能够留下较宽的牙痕，颜色和尾部特征对不上；竹叶青的颜色接近，体型又没有那么大。由于无法判断蛇种，这次治疗持续了很长时间，也给陈远辉留下了一个问题：莽山里是否生活着一种尚未进入动物学记录的大型毒蛇？ 当地瑶族居民一直流传着“小青龙”的故事。传说中的蛇身体粗大，尾部发白，身上的鳞纹还出现在瑶人的头巾上。过去，这些叙述属于地方经验和民间传说。陈远辉开始把病人的伤口、目击者的描述和“小青龙”的传说放在一起，寻找一种可能真实存在的动物。 此后的五年里，他一面行医，一面进山找蛇，也请林场职工和当地居民帮忙留意带有白色尾巴的大蛇。没有精密设

小摊贩一直存在于城市生活的缝隙里。 清晨的早点摊、学校门口的小吃车、夜晚小区外的炸串和水果摊，它们既是城市最日常的一部分，也长期处在城市管理的边缘。只是近几年，随着工作越来越难找、收入变得不稳定，摆摊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对一些普通人来说，它不只是做一门小生意，也是一条可以迅速开始挣钱的退路。 它不需要重新通过学历、年龄和履历的筛选。一辆车、一门手艺，加上足够长的劳动时间，就可以开始。但这种退路从来谈不上稳固。它依赖人流，也依赖街道；依赖天气，也依赖一座城市愿意给流动摊贩留下多少空间。 2026年入夏以后，郑州持续开展占道经营规范整治。《人间像素》在这个夏天，记录了三位郑州摆摊人的故事。张伟的米粉摊停了，一个月少掉约9000元收入；王丽娟离开市区，继续在乡镇、集市和安置房之间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李梦受到的影响最小，她已经做出三个摊位，还有微信顾客和线上订单，最近开始看商铺。 同一场变化，把三个人推向了不同的方向。对他们来说，摆摊并不只是街头的“烟火气”。它更像一层自己给自己搭起来的就业缓冲：门槛低，启动快，也允许一个人用更多时间和体力换取更多收入。   一份工作不够   晚上五点，郑州的气温还没降下来。张伟把最后一只一次性餐盒塞进三轮车，母亲在后面喊："辣椒油带了吗？"他应了一声，蹬车出门。 他的米粉摊在小区附近已经支了两年多。牛肉粉、牛杂粉，加配菜和方便面，一大碗23到30元。下班的上班族、周边商铺员工、出来遛弯的一家人，构成了这条街的晚高峰。一晚上45到60份，营收1400元左右，毛利35%，落到手里一天500元。一个月出摊18天，9000元。 这9000元，是张伟给自己买的"保险"。 张伟有两份工作，白天是网约车司机，晚上是米粉摊主。 这是他给自己规划的理想工作，一主一副双保险。白天的车和朋友合伙跑，下午四点多结束，他把车交出去，再回家接上另一摊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