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巫文城这三十多年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湖南。

那是去年，他送女儿去上大学。离开梅州松口三天，手机几乎没有安静过，每天至少十几个电话打进来。有人问他怎么没开门，有人问药怎么吃，有人说老人头晕、孩子发烧，还有人只是想确认：巫医生，你什么时候回来？

巫文城是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石盘村的村医，从医 32 年。卫生站就在他住处楼下，门面不大，沙发、茶几、电视都摆着，村民进来，有时不像进医院，更像进了熟人家里。

松口镇曾是客家人下南洋的重要一站，很多人从这里出发，去更远的地方谋生。最近，因为纪录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镇又被更多人看见。但对当地人来说，往外走一直是生活的底色。年轻人去深圳、广州，去更远的城市读书、工作，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

村医守着的，正是这些被外出潮留在原地的人。

他的工作，是一种近乎 24 小时的值守。石盘村户籍人口 1746 人，常住人口约 1500 人。白天，有人到卫生站看病、量血压、拿药；晚上，小孩发烧、老人头晕，电话随时打来。行动不便的老人、脑梗后遗症患者走不了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需要随访，他就挨家挨户地上门。

最忙的时候，一夜几乎睡不了。村里人都存着他的电话。晚上九十点有人打电话，一两点又来一个，三四点又来一个。电话响了，他不能不接。“大家都是邻里邻乡，你如果电话响了不接，肯定不行。”有把握的，他现场处理；没把握的，就赶紧劝病人去医院。病情重的，他还要帮着联系救护车，把人送到医院，交给接诊医生。

从医半辈子，巫文城已经习惯这种“离不开、放不下”的状态。

乡村，离不开村医。但一个村医能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吗？

一个人的卫生站与知识“盲区”

杨永清是这场培训里为数不多的女性村医。

她回到梅州，并不是因为想做一个“扎根乡村”的医生，而是为了照顾父母。

2016 年，父亲胃出血，父母身边需要人。弟弟在新疆工作，一时回不来。她想，两个孩子里，总要有一个留在父母身边。

她曾离开梅州去外地读书，后来又到河北的医院实习，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烧伤外科都轮转过。实习结束时，外科主任曾想收她做徒弟。对一个从小地方走出去的年轻人来说，她的人生本来可能去往完全不同的方向。

但她最后还是回来了。

刚回家时，她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村干部知道她学过医，问她：“你愿不愿意穿上白衣，为村里人服务？”这句话她一直记得。父母也没有拦她，只是告诉她：“既然穿上白大褂，就要对得起人家。”

2018 年，杨永清接手了松口镇径礤村卫生站。2021 年，因为松口镇梓育村没有固定村医，根据医院工作安排，她开始到梓育村定期巡诊。每周二、周四、周六，是她到梓育村巡诊的日子。

这样的“空白村”并不少见。过去，老人身体不舒服，往往先吃家里的常备药，实在扛不住了，再去镇上的医院。现在，他们知道哪几天杨医生会来，也知道真有事时可以给她打电话。

在这里，看病和生活的边界是模糊的：去看病顺路帮忙买点东西，想办法劝不愿体检的老人，替行动不便的人送报告上门。

但关系近，并不意味着问题简单。

村医每天遇到的大多是常见病、慢性病，可真正让人紧张的，常常是那些一时判断不清轻重的情况：这个老人能不能先在村里处理？是不是必须马上送出去？这份报告里的异常指标要不要紧？几种药放在一起吃，会不会冲突？

一天夜里，有家属打来电话，说老人突然胸闷、出冷汗。章蔚征熟悉这位老人，知道他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第一反应是担心心梗。可村卫生站里没有心电图机，她只能先远程指导家属尽快把老人送往上级医院。后来检查发现，老人只是情绪紧张引发的不适，但在电话响起的那一刻，村医必须先做判断。

章蔚征从 2009 年起就在银竹村卫生站，服务 1800 多名常住村民，其中不少是七八十岁的空巢老人。日常很基础，却一点也不轻。

梅州市梅县区共有 194 名村医，45 岁以上的占近七成。许多人要一个人守着一个村，甚至几个村。随着年轻人大量外出，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基数不小，村医既要看常见病，也要做公共卫生服务，还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检查报告、专科用药和转诊判断。

贵州普安的情况更典型。普安县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云贵山区的山路更远，留守老人更多，很多村医也是一个人守着卫生室。对他们来说，独自坐诊不仅意味着工作强度，也意味着遇到棘手问题时，身边没有同事可以马上商量。

在乡村，看病首先是距离问题，其次是信任问题，最后才是技术问题。村民能不能及时发现疾病，老人愿不愿意量血压，村医面对复杂症状时敢不敢判断，这些才是农村医疗真正的“最后一公里”。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6 月 30 日，一场乡村医生 AI 技能培训来到梅州市松口镇。70 多名村医坐进松口镇中心卫生院，开始学习使用一款叫“蚂蚁阿福”的 AI 健康助手。

杨永清也在其中。

白大褂里的“第二大脑”

在村里被乡亲们叫作“阿福”的杨治福医生，太知道“一个人拿不准”时是什么感觉。

他已经做了 20 多年村医。刚开始行医时，不会上网、没有手机，遇到不会处理的问题，就跑到旁边小店打电话，问师傅，也问附近开诊所的老医生。有时候一个问题，要问好几个人。

很多年里，村医就是这样应对自己不懂的问题、补上知识缺口的。

现在，“阿福”医生的手机里多了一个可以随时追问的“阿福”。在一个村医独自坐诊、面对病人拿不准的时候，蚂蚁阿福能先把几种可能性摆出来：可能是什么，风险在哪里，哪些药要注意，什么情况必须转诊。

培训现场，杨永清也很快找到了和蚂蚁阿福对话的方式。

听培训讲师介绍完基本功能，她就在对话框里输入了前一天下午接诊的一位村民的情况。年龄、性别、主诉，她像写病历一样，把信息一条条补上。她想看看，AI 的判断和自己的想法有什么异同。

乡村诊疗里，很多问题不是病人一句话能讲清楚的。老人说“痒”，可能是虫咬，也可能和糖尿病相关；老人说“脚不好”，可能只是破皮，也可能已经有感染风险。过去只能靠她现场判断，或者再去翻资料。现在，她可以把患处拍下来，让 AI 先把几种可能性列出来：是不是普通皮炎，是否存在感染风险，和糖尿病基础病有没有关系，哪些情况需要尽快去上级医院。

培训结束的那个下午，杨永清去一位村民家里送体检报告。

80 岁的吴阿伯不愿随子女去深圳，独自在村里住着。他觉得村里自在，日子也按照自己的节奏过。

老人有多年糖尿病、高血压史。前几年，他因为不忌口，吃多了油炸鱼腥，身上的皮肤多处破溃，杨永清帮着调理了几年，才慢慢处理好。

每次上门，杨永清都会仔细询问老人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因为“他一个人在家，难免有疏忽的地方”。

老人脚上有一处新发瘙痒，她赶紧掏出手机，试着用蚂蚁阿福的“拍皮肤”功能。看她拿出新鲜东西，老人萌生了兴趣，山区的手机信号不好，老人赶紧让杨永清连上家里的无线网络——他也想知道，手机里的智能助手，会给出怎样的回答。

真正让杨永清感兴趣的，是阿福会在回复里会把她需要继续追问和观察的地方列出来。对一个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老人来说，皮肤瘙痒不是孤立的小毛病。它可能只是普通皮肤问题，也可能和血糖控制、皮肤破损、感染风险有关。AI 把这些可能性摊开，杨永清再结合自己对老人的了解，判断哪些可以先观察，哪些要提醒老人不能拖。

梅州松口镇的村医们刚刚接触 AI，而在“AI 下乡第一县”贵州普安，村医们已经在工作里有了 AI 助手。

普安县从今年 2 月起组织村医 AI 技能培训，如今已完成当地村医全覆盖。近两个月的跟踪数据显示，初次接触 AI 的 57 名村医，累计使用 AI 辅助诊疗 1681 次，最高频用户使用了 254 次。村医使用 AI 的高峰集中在上午 10 点、下午 4 点到 5 点，正好和村卫生室门诊高峰重合。

AI 没有只停留在培训现场，而是进入了村医日常接诊的时刻。

普安村医最常用的，也是那些最贴近日常的功能：健康问答、拍报告、查用药。村民从县城或外地医院带回来的检查报告，专业名词多，异常指标杂，过去常让村医犯难。现在，村医可以先拍照识别，让阿福标出核心风险，再结合病人的年龄、日常习惯、基础病和具体症状解释给村民听。

但蚂蚁阿福和普通搜索不一样。它不只是把网络上的健康信息重新排列一遍，而是把健康问答、报告解读、用药参考和更专业的医生资源放在同一个入口里。阿福 App 上有 1000 多位名医的“AI 分身”，还有 30 多万真人医生可以在线问诊，那些很少有机会参加城市医生研讨会、也缺少同行讨论环境的村医，现在在手机上可以直连院士、专家“线上会诊”。

更具体的变化，发生在一次次普通接诊里。

福建务工的村民陈英，连续几个月反复鼻塞、头痛，在工作地医院看过多次，药效一过又复发。今年春节回家，她到村卫生室就诊；村医张启方询问病情和此前诊疗过程后，借助蚂蚁阿福协助分析，建议她做 CT 或颅脑磁共振。后来，陈英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筛窦炎、额窦炎，治疗后症状好转。

刚上任两个月的 00 后村医桂镜思对这种帮助的感受更直接。

前不久，她接诊了一位 86 岁老人。老人手脚水肿 6 年了，桂镜思先想到的是心脏方面的问题，也考虑到甲亢、甲减等可能；但老人说，去医院检查过心脏、肝功能，都没问题。她把老人的症状和基础情况输入阿福后，AI 的回复提醒她留意另一种可能：营养不良性低蛋白水肿。老人想起之前做过的检查，确实如此。

这个提醒让她印象很深。村民们常年节俭，肉吃得少，尤其牛肉、猪肉吃得少，饮食结构长期单一。身体浮肿，确实也可能和长期营养不足有关。

对桂镜思来说，阿福的作用不在于替她下诊断，而是在她已有判断之外，补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它把可能性列出来，让她知道接下来还要问什么：平时吃什么，肉蛋奶摄入够不够，体重有没有下降，水肿持续了多久，是否还伴随乏力。

后来再接诊，她也会多问几句饭菜怎么吃、肉多久吃一次。AI 给出的那一条提醒，慢慢变成了她日常问诊的习惯之一。

这个“第二大脑”装进了白大褂口袋里，真正改变的，是村医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底气。过去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只能凭经验、翻资料、问同行；现在，至少可以先多问一遍，多看一种可能，多得到一层提醒。

更长久的关系，更具体的记忆

AI 补上的是知识和判断上的一些短板。可在乡村，很多健康问题最后仍然要回到人与人的相处里。

梅县大坪村 80 后村医彭金龙的卫生站，是村里几位八九十岁“姨婆”常来坐坐的地方。她们不一定是来看病，有时只是来吹风扇、聊天，顺便量个血压。

彭金龙不是本村人，三年前才来到这里做村医。他早年学医，毕业后从事过医药相关工作，如今每天从县里开车几十公里到大坪村上班。刚见面时，他一直说，别报道我了，我没什么值得报道的。可一讲起这几位姨婆，他的语气又很快亮起来。

他和老人们说话很随和，也爱开玩笑。老人来了，他聊上几句，就知道最近饭吃得怎么样，药有没有按时吃。

在这里，聊天本身就是慢病管理的一部分。

彭金龙说，基层卫生站不是只负责开药打针，更重要的是把一些基础的健康常识带到老人身边：生病不能靠偏方，药不能乱停，保健品没必要乱吃，什么情况必须去医院，高血压药不能三天吃一次，糖尿病患者脚上有破口不能拖，这些话都要反复讲。

做村医之前，他也做医疗相关的工作。但真正到了村里，他更发现了从医的价值。一位在村一级卫生站首诊出高血压的老人，如果能调整饮食习惯、按时服药，可能就能避免几年后出现不可逆的并发症，“也能少受很多苦”。

村民也用自己的方式回应他。有人过节喊他去吃饭，有老人天天来卫生站坐坐，村里人怕他走。他说，其实是村民对他好，他用守护健康来回馈这份好。

到了杨治福那里，这种关系又是另一种形态。

在行医之前，杨治福还在村委工作过多年。村里人熟悉他，找他不只是看病，也可能是求助、找人、处理突发状况。有人出了车祸，有人突然心梗，有老人到了生命最后一段，家属不知道怎么办，电话都会打给他。

杨治福说，农村里有些事“推不了”。都是乡里乡亲，别人求到面前，很难说不管。

常常有老人不听儿女的劝，却愿意听村医多说几句，杨永清也是在这份带着烟火气的羁绊中，维系着长久的医患关系。

杨永清最骄傲的事之一，是村民在她来了之后养成了饭后散步的习惯。以前村里很少有人散步，她一遍遍劝老人“管住嘴，迈开腿”。后来，晚上七点左右，村主道上真的开始出现一波一波散步的人。她看到这一幕，很高兴，觉得那就是个人价值的体现。

三甲医院的医生一天可能要面对上百个病人，很难记住每一位患者的过往病史与生活习惯。村医不一样。她每天都在村里，知道谁最近又头晕，谁嘴上答应多吃点有营养的，转头又只吃点自己种的菜蔬。

她能看见这些小小的反复，也会一次次耐心地叮嘱。

这就是村医和村民之间特殊的连接：关系更长，距离更近，记忆更具体。

不再是一个人的卫生站

村医的工作，常常画不出一个利落的句号。常规的坐诊之外，他们还要走村串户，挨个随访村民。情况好的，要像哄小孩般盯紧他们按时吃药、忌口；情况不佳的，更是成了村医心头时时刻刻的惦念。

“AI 下乡”的这个夏天，杨永清觉得自己白大褂的口袋里，真真切切地多了一位“随身伙伴”。在那些面对复杂病情、需要立刻做出判断的时刻，这个随时可以打开、反复追问的“第二大脑”，让他们在面对复杂病情时，不再完全只靠自己。

与此同时，村医也开始把蚂蚁阿福介绍给村民。让村民在一时找不到医生时，多一个可以先问一问的入口。

乡村医疗最基础的部分，仍然发生在这些具体的人和关系里：谁的血压最近不稳，谁总是忘了吃药，谁家的子女很久没回来，谁听得进劝，谁还需要再多说几遍。

但前沿科技，也正以一种安静而坚实的方式，跨越山高水长，沉淀在乡村诊室的日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