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17 岁才第一次踩上雪板的张嘉豪，从北京五星级酒店的面包房出发，一路滑向世界野雪巡回赛的起点。他像一场不期而至的劲风，闯进中国滑雪的叙事里——不是天才，却是最执着的“追雪人”。 滑雪于他，不只是竞技，也不只是职业，更是生命力的具象表达。从一个人的冬奥梦，到如今在海拔 7000 米的无痕粉雪中开辟新路，他让我们看到：所谓热爱，不过是站在雪上的那一刻，内心依然如少年般雀跃。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力最蓬勃的模样 —— 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坚持下去，一直坚持下去。 张嘉豪可能不是中国滑雪史上成绩最辉煌的运动员，但他绝对是最能体现体育精神中“热爱”与“坚持”这两个核心要素的运动员之一。 张嘉豪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梦想与坚持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唤醒生命力的故事。 与雪结缘：从面包房到跳台，孤注一掷逐梦冬奥 17 岁之前，张嘉豪的人生是按部就班的 “平庸脚本”—— 职校毕业，钻进北京五星级酒店的后厨，在揉面、烘焙的重复里消磨日夜。那时的他，和无数对未来迷茫的年轻人一样，眼前只有案板上的面粉，看不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生活像未发酵的面团，沉闷得没有一丝波澜。 直到滑雪闯进他的世界，在平淡的日常里劈出一条崭新的路。最初只是在朋友圈里瞥见别人滑雪的片段，那抹雪地上的飞驰身影，竟让他生出 “一定要试试” 的冲动。第一次站在崇礼的雪场，他摔了一个又一个跟头，却压不住心底的震颤：“太好玩了，像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现在回忆起来，张嘉豪觉得，虽然对于专业滑雪运动员来说，17 岁起步算是“高龄”，但对一个年轻人而言，在这个年纪能遇到发自内心热爱的事，还能有能力一直坚持下去，已然是件“幸运的事”。 这一场 “意外”，彻底颠覆了他的人生轨迹。17 岁，对专业滑雪运动员而言是 “起步太晚” 的高龄，但对张嘉豪来说，却是 “终于摸到热爱” 的幸运起点。为了挤出更多时间滑雪，他主动转岗到面包房上夜班 —— 深夜

当一个“优等生”主动放弃高薪和光环，去澳洲海岛后厨做最脏最累的活，她真正想对抗的，不是职场，而是被夺走的注意力和人生选择权。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一个海岛厨房的后厨，29 岁的阿黄正麻利地搬着堆叠的餐食货箱，夏季的雨水混着游客吃剩的食物残渣，海水湿气裹着厨房的油烟贴在她的手臂上。她的手指关节因为持续搬重物而一直酸胀，掌心磨出了薄茧，每天 8 到 10 小时的体力活，让她告别了写字楼里的精致通勤。 从中山大学人类学本科生，到纽约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再到新能源企业港股上市项目的公司秘书，按照常人的预期，阿黄应该努力工作，拥有非常好的事业发展。 但因为难以承受令人窒息的职场环境，阿黄放弃了国内世俗意义上的 “优质工作”，她选择亲手推倒了那个由海归学历、投行高薪构筑的精英滤镜，试图在最原始的体力消耗中，找回对生命最真实的解释权。 她申请了澳大利亚工作假期签证（WHV，Working Holiday Visa），在偏远海岛做起了厨房帮手，一头扎进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在这里，阿黄观察着不同国籍的背包客，以亲历者的身份感受着中西方职场的差异，也拓宽了自己的能力边界。 她发现，自己不仅能做写字楼里的白领工作，也能做最脏最累的蓝领活，她收获了 “什么工作都能做” 的底气，在体力的疲惫与心灵的松弛中，重新定义着人生的价值与幸福。 叛逆的优等生游戏 “我一直很叛逆，但一直是个好学生。”阿黄这样评价自己。从小到大，她就摸索出了一套生存逻辑：如果你想获得“不做某些事”的权力，你必须先证明自己拥有“把这些事做到顶尖”的能力。 为了获得填报志愿的自主权，高三最后三个月，她不再跟随学校的进度，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学自测，最终冲进了中山大学；为了看一眼世界的顶峰，她拿下了纽约大学的硕士学位。在曼哈顿的金融机构实习，在顶级律所周旋，她精准地踩在每一个社会评价体系的“优等生”步点上。 她像一个冷静的玩家，为了通关而不

枕头边放着一把菜刀，手机里躺着三千条催收短信。门外随时可能站着“派单上门”的催收员——这是我39岁这一年里，某个周六下午的日常。 窗帘拉得死死的，我听着自闭症女儿在那儿自言自语，心里那种恐惧不是来自死亡，而是来自活着本身。在那一刻，我的信用已经破产，我的家庭岌岌可危，我名下背负着53万的房产抵押债和密不透风的网贷，而我唯一的救命钱，竟然还锁在重病母亲的养老金账户里。 曾经，我以为人生会像2008年丈夫写给我的第一封情书那样，每一个字都代表着未来的纯粹与透明。十六年后，我独自站在天台上抽着闷烟，看着脚下璀璨的城市，觉得自己像是一枚被这座城市呕吐出来的残渣。 我叫阿顿，是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我真的被贴上“失信”标签之前，我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一个人如何在疾病与债务的绞杀里，亲手把生活推向废墟；又是如何在那片血淋淋的废墟上，试图用文字捡拾回最后一点做人的体面。 密室里的审判 2025年5月17日，周六。 温州的初夏已经开始闷热，但我家的窗帘全拉着，灯也没开。屋子里没有一丝风，像一口封住的井。 我蜷在卧室角落，背靠着墙，手心一直在出汗。手机屏幕隔几秒就亮一下，震动声短促而密集。催收短信一条条弹出来—— “我方已派单，你排在第4位，抓紧往家走，别想跑。” 我的枕头边放着一把菜刀。我不知道如果有人真的破门而入，我有没有勇气举起它。但在那个时刻，它像一种荒唐的“安全感”。 “妈妈，谁会保护我们？” 8岁的女儿笑笑蹲在我不远处，她是个典型的自闭症孩子，平时总是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但此刻，她似乎嗅到了空气中凝固的恐惧。我看着她清澈却迟滞的眼神，心如刀绞。我没法告诉她，那个把我们拖进这间阴冷密室、让全家人陷入绝境的恶魔，不是门外的催收员，而是我。 是我让这个家走到今天。 39岁，在别人都在筹划学区房或升职加薪的年纪，我正站在“老赖”的悬崖边缘。 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多年，我的生活像一架失控的过

在传统语境下，死亡是沉重的禁忌。但对于第一批90后来说，死亡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具体”。当他们开始处理父母的衰老，目睹亲人离去后的混乱，一种名为“生前整理”的浪潮正悄悄兴起：趁意识清醒，把人生活成两个行李箱的重量。 “生前整理”又叫“终活整理”，是指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对自己的物品、财务、信息及身后意愿进行梳理，从减少衣物书籍，到妥善处置金融资产、手机数据、医疗保险、个人日记、私人影音资料、电脑与手机数据等，甚至提前写好遗嘱 ——这不仅是一场物理空间的大扫除，更是一场关于生命主权的前置规划 。 这届年轻人，正试图在无常的生命里，握住一份利落与轻盈 。 处理亲人遗物：一场没有参照的“残忍”考试 乔静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死亡之间并没有距离，是在婆婆陡然脑溢血去世后。2023 年乔静 30 岁，婆婆刚 57 岁，婆婆的年纪在乔静认知里属于中年。 她们前一天晚上还在一起吃晚饭，婆婆念叨晚饭要吃养脾胃的，对身体好。第二天早上 10 点她就脑溢血昏迷，医生没来得及抢救。人就走了。 亲人的猝然离世，葬礼是家属们的情绪缓冲期。葬礼结束后，到了整理婆婆遗物的环节。 首先是存款、金银这些财物的整理。婆婆这几张银行卡里加起来有十四万五千多，公公、姑姐、丈夫三人均分，剩下的余数分给了乔静；金银首饰则秉承“谁买的分给谁”原则，都物归“原主”。 婆婆的衣物是由乔静和姑姐处理的，扔掉了一些明显磨损的贴身衣物和外衣裤后，剩下的衣物两人开始斟酌。 处理的第一件外衣是燕麦色的仿真皮草，姑姐说“这件皮草是妈在 2008 年买的，当时村里女人特别流行穿皮草，妈也买了一身，每到重大日子她都会穿上，说穿这件衣服给我们长脸。”姑姐很难把这件皮草和其他衣服放到一起扔掉，念着母亲生前喜欢决定给她烧了带下去。 还有一身是定做的深蓝色绣金丝旗袍，“我妈当时说如果哪天她没了，就给她穿这身下葬，她最不喜欢那些大红大绿的寿衣，觉得不好看。

一个简单的需求，一句普通的描述，在 30 秒内就能生成一个可以运行、可以分享的“应用”。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 2025 年普通人正在经历的现实。 2025 年 12 月的一个冬日，河南滑县。 毛强将手机举到父亲面前。屏幕上是几个颜色鲜艳、字体硕大的按钮：“吃饭”、“睡觉”“上厕所”“到院子”“有点冷”…… 因偏瘫失语的父亲艰难地抬起那只还能活动的手，在“到院子”的按钮上用力一点。 “到、院、子——” 清晰、平缓的电子合成音从手机扬声器传出，一遍，又一遍。 这个被毛强命名为“爷爷奶奶的小话筒”的小应用，是毛强用蚂蚁集团 AI 助手“灵光”的“闪应用”功能制作的。它解决了一个困扰这个家庭近一年的难题：当疾病带走了言语，如何让老人重拾表达。 毛强的故事并不是孤例，在 AI 工具的帮助之下，我们正重新梳理科技与普通人的关系。 于是，我们看到： 一位孙女为外婆制作了用药助手，不仅可以用通俗易懂的口语查看家中备用药的说明书，还能管理药物的使用期限，避免吃错药； 儿子为担忧与社会脱节的母亲制作了“AI 代际词典”，让母亲在互联网冲浪时，轻松理解突然之间流行起来的网络热梗。 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的东湖银龄模特队，用灵光“手搓”出了“训练日志”闪应用，可以记录训练日期，训练状态，还能给每位成员写针对性的训练备注。 这是 2025 年年末，关于 AI 的叙事中，无数个的普通人，用一句句简单的指令，缝合着生活中那些或大或小的沟壑。   弥合技术屏障的温柔力量   “老了” “不行了” “跟不上时代了” 这是许多父母、祖父母的口头禅。横亘在他们与数字生活之间的，是看不清的小字、复杂的交互逻辑和层出不穷的新名词。然而，以自然语言交互为核心的 AI 助手，意外地成为推开这堵高墙的温柔力量。 毛强是在一年前离开深圳的工作，回到河南老家的。70 多岁的父亲因脑血管疾病偏瘫，需要人贴身

早上九点，苏洁已经在胖东来时代广场门口排了半小时队。她手里握着两部手机，一部拍照，一部接单——今天，她要帮三位外地客人抢购和田玉。而在她身后，来自福建的研学团正穿过地下通道，导游手里的喇叭传出：“这里就是胖东来，中国超市的天花板。” 在河南许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要粘上胖东来，你就能赚住钱。” 从一家地方商超到“不挂牌的6A级景区”，胖东来如同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在这个豫中小城激起层层涟漪。研学、代购、代泊车、民宿、快递……以胖东来为圆心，一个独特的经济生态圈正在形成。 胖东来帮助很多人完成了“逆风翻盘”，也改变了很多许昌人的事业走向。这座城市的商业逻辑与生活肌理，正在被一家超市悄然改写。 朝圣者与布道者 11月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周三，在许昌市时代广场门前的七一路上，停在路边的大巴车门打开，两名带队讲解老师下车，做好分工，引领着车上的企业家下车，他们即将穿过地下通道，走到马路对面的胖东来时代广场，从口音上听，这是一波来自福建的企业家。 等他们进入商场就会发现，商场四周聚集着和他们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其中，紫龙正带着二十多位来自省内各地的企业家，在商场内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逐一讲解。有时，也会碰到不同的研学团在同一区域“撞车”，大家默契地错开，为对方留出空间。 对于紫龙来说，胖东来是他的新事业。作为一名前媒体人，他现在的身份是“胖东来文化践行者和传播者”。 这一转变始于2023年4月。当时，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在听到他是许昌人后，恳请他带路参观胖东来。那是他的第一个“研学团”。如今，他的团队已经扩大到十几个人，每周接待两到三波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学习考察团 。 像紫龙这样的“导游”在许昌并不罕见。在传统旅游业萧条的那几年，许多旅行社转型做起了“超市研学” 。 这些外地企业家为何而来？他们渴望见一见该公司的创始人于东来，并试图解开这个谜题：为什么这里的员工能在提供

“哎呀，还是不行。”伴随着赛事解说员的一声轻叹，在还有一个台阶就到达终点时，机器狗的重心向右一歪，再次摔到了台阶旁边的排水沟里。 在之前的赛段里，这只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IRMV 队的四足机器人表现一度领先，却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卡住， 没有什么犹豫，队长冯临溪抄起它一路狂奔冲回起点，准备让它再重头试一次。 这时离规定完成时间只有不到7分钟了。 现场的所有人，观众、工作人员、选手还有从直播里观战的陌生人，都为这支队伍捏着一把汗。 留给他们的时间只够再尝试一次，还得是毫无错误、一气呵成的那种。 机器狗顺利地完成了前三个子路段的户外越野，它轻松绕过路障、越过浅坑，连着跨越四级台阶的缓坡，但还是又一次卡在了最后一个赛段的这段长台阶前。 冯临溪决定将机器狗从全自主模式切换到遥控模式，先完成比赛再说。 12月香港的冬天，汗珠大颗大颗往下落着，他却只来得及撩起T恤下摆擦干净落在电脑键盘上的汗，时间只剩最后一分钟，气氛有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紧张。 可奇迹没有出现，在大屏幕上的倒计时结束之后1分钟，他才完成调试，操控机器狗顺利走完最后的赛程。 无论是选手和这台摔了又摔的四足机器人，在过去的两天里都已经尽力了。 在踏上这段台阶之前，他们已经在一天的不同时段完成户外分拣垃圾、自主浇花、吊桥穿越等任务。 无论是布满青苔的台阶、湿润的草皮，还是临近中午变得刺眼的天光，或是观众发出的声音，吊桥木板间超过 50 厘米宽的缝隙，都是名副其实的“绊脚石”，干扰着机器人的自主判断和任务执行。 来到真实世界，踩入泥泞、噪声与未知的干扰 上述这一幕幕，发生在第五届ATEC2025科技精英赛ATEC 2025·Real-World Extreme Challenge 的决赛现场。 本届比赛的核心赛题是“真实世界极限挑战”，线上赛设置了软件、硬件两个赛道，线下赛则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全户外真实场景中模拟多样化的户外地形，

这对夫妻的人生，从来没被单一标签定义：父亲是宰牛农家走出的笔杆子，是军营里会放电影、洗胶卷的文书，是带领合唱团站上人民大会堂的指挥家，如今又成了玩转 AI 的 “银发学员”；母亲是背着弟妹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是女子军乐团里风风火火的团长，是老年大学的声乐老师，也是七十岁才重拾画笔的 “追梦人”。 从纸笔时代到 AI 浪潮，这对年过七旬的 “斜杠父母” 用一辈子的好奇与折腾证明：岁月从不是衰老的理由，而是不断刷新自己的契机。 「新婚的父母拍摄于八十年代初」 家宴上，我终于又见到了七十多岁的父亲，他依旧鸭舌帽，格格衫，运动鞋，肩上斜挎着电脑包，大步流星朝我们走来，红光满面，笑声爽朗。父亲退休后走南闯北，家里鲜有他的身影，我们总是打开他的朋友圈，才能在他万花丛一样的九宫格中，窥见他在基层文化站讲课，在新疆采风，在录音棚录音。我们经常感慨他过剩的精力，源源的人脉，永不停歇的脚步；母亲也一边嗔怪他是个“疯老头”，一边引以为豪。 饭前，他又开始向我们展示他的新技能，继上一次他用 Deepseek 为我女儿改作文才过去一个月，这次他又展示了一款 AI 作曲APP，并告诉我，AI 能在几分钟内为一首新词作五种不同的旋律。我嘲笑他江郎才尽，需要借助 AI，他反驳我，未来不会使用AI的人将会被时代淘汰。 被一支笔改写的命运 上世纪50 年代，父亲出生在豫东一个“宰牛头农家”，我的爷爷奶奶不是每日在田间劳作，就是在宰羊卖牛，业余时间，爷爷不仅会打“查拳”，还是一位擅长“文狮舞”的民间艺人，但是，父亲对爷爷的爱好全无兴趣，一门心思想着上学，读书，爷爷也分外宠他，几乎不让他干农活，只是容他读书，读书...... 1970 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播放了两篇父亲写的稿子，那一年他 16 岁，在读初中。而后，县广播站又转播了这两篇稿子，父亲的学校也立刻把他当作标兵来表彰，在那个媒体极不发达的年代，他一下

今天为我们讲述职业故事的，是空姐静姝。 2025 年国庆中秋假期，全国民航 1913.8 万人次运输量背后，是每天数以万计的航班起落、无数旅客的归途与远方，也有无数普通民航人默默坚守的日常。 越是到这种时候，静姝就越是忙碌，对她来说，节假日就意味着一个个“客流高峰”的到来。在“空姐”这个被标签化的职业里，静姝经历过航空学校的严苛训练，也面对过乘客的误解与调侃，工作带给她不菲的收入，也带给她超出预想的压力与挑战。 她要应对的不只是乘客对餐食的抱怨、超标行李的争执，还有 “乘客至上” 原则下对职业尊严的叩问，以及 “青春饭” 标签背后家庭与事业的拉扯。当外界聚焦于空姐制服的裙装与裤装之争时，像静姝这样的民航人，正用日复一日的工作，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书写着被标签遮蔽的真实人生。 以下是她的故事。 一个女孩，决定要去当空姐 在静姝小时候，如果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个子又高，亲戚朋友总会说“这孩子长大了能去当空姐！”空姐这个职业，总代表着美丽与优雅，是当时许多女孩子的梦想。 静姝想当空姐，还有一个原因。她当时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档综艺节目《变形计》。节目里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交换一个月的生活，许多在节目里诞生的许多“梗”，至今仍在互联网上流传，但静姝只记住了农村孩子乍然去到大城市时的种种不适应。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她，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听说当空姐赚钱多，我赚了钱就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了。”静姝回忆道。 这样的想法遭到了静姝母亲的坚决反对，理由就一条，这是青春饭，老了怎么办？ 高中毕业后，父母将静姝送去会计学校，希望她能做一份“越老越吃香”的工作。 静姝从小最害怕的就是数学课，每天的学习苦不堪言，就这样坚持了两年以后，静姝再次邂逅了命运的转机，“在街上走得好好的，有人往我手里塞了张传单。” 那是一份航空学校的招生简章。静姝还是想学空乘、当空姐。 面对女儿的坚决，爸爸率先站到了静姝这边，妈妈虽然没有

今年已经是可乐在小城经营喜剧厂牌的第二个年头。 2024 年他裸辞回到家乡，怀揣着 “每个人都能说 5 分钟脱口秀” 的信念，先后在平顶山、许昌投下 50 万，开了两家剧场，旗下有十多位脱口秀演员。 起初 4 小时售罄 120 张票的热度，让他以为抓住了理想的微光。可成为常态的现实却是台下的观众常常只有个位数，偶尔会有新人演员因为实在调动不起观众情绪，演着演着就走下了舞台， 租金要付，演员要养，他跑去北京上海花上万元参加培训，回来手把手教团队；为补贴开支，每个周末坐六七个小时高铁跑专场，一场 3000 块的商演收入，成了支撑剧场活下去的 “救命钱”。 如今，可乐的目标简单得近乎卑微：“每场观众能超过 30 人就行”。 在脱口秀行业 “内容同质化、人才流失、盈利难” 的大困局下，这个小城厂牌的故事，或许无关明星梦的璀璨，却藏着一群普通人用热爱对抗平庸的细碎光芒 —— 当华灯初上，小城的夜晚按部就班来临时，总有一些人，努力挖掘着用幽默丰富生活的可能。 以下是可乐和他的喜剧厂牌“海啸喜剧”的故事。 周四，晚上七点半，景区一侧的商业街里行人稀疏，大多数门店都打了烊，点点如星光的路灯下，海啸喜剧工厂迎来了本周的首次演出。 不足六十平的空间里，几十张年轻的面孔围坐在一起，听着关于小城生活的段子。开场主持时，主理人可乐介绍当晚他们会有哪些演出形式。当晚来的观众，大多数是第一次来，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听脱口秀。对于演出效果紧密依赖观众反响的脱口秀演员来说，把一个满是新观众的场子带热，并不容易。 互动环节，一位因为单身被可乐“冒犯”到的观众戏称要退票，可乐笑回，“九块九（的票）你想啥呢，还要啥自行车。”观众也被他逗乐了。两位坐在第一排的大一新生（刚军训结束）还没自我介绍，可乐就调侃道：“我都看出来了，你俩多少涂点防晒霜吧。” 那天剧场的安排是开放麦，票价9.9元，不足30人的观众群里，还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