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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三次科技创业，我想做对人类真正重要且让我开心的事。

文丨程曼祺 实习生付自文

编辑丨宋玮

和姚颂的这次采访，发生在清华科技园。

2018 年，26 岁的姚颂 3 亿美元卖掉深鉴后，只高兴了两分钟，然后 “人生陷入了灰暗”。他试过做 “富贵闲人”，但很难。

人生就两种状态，要么 boring（无聊），要么 suffering（痛苦）。我更无法忍受 boring。

之后，他在 2020 年参与创立民营航天公司东方空间；去年下半年，他开始第三次创业，成立正行创新（Striding AI），以系统级思路来做物理 AI 和通用机器人。

紧邻清华西门的清华科技园，正是一个适合聊这十年的地点。从 2011 年物理竞赛保送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开始，过去 15 年，姚颂和更多中国科技人物的故事都被这里串联。

三小时多的访谈里，姚颂两次指向窗外——一次是商汤最早的北京办公室。2014 年商汤的成立，让当时上大四，正在做 AI 加速器毕设的姚颂看到了深度学习的应用机会，商汤也首开教授创业风潮。

另一次是回忆起十年前，姚颂和曹旭东在楼下散步。姚颂问：训好模型，关键靠什么？曹旭东说：50% 看数据，30% 看算力，20% 看经验和灵感，经验在灵感前面。同一年，曹旭东创立 Momenta，开始 “数据驱动”。

这里还有更多故事：深鉴的第一轮，见了 50 个机构没人投。最后出手的是一位电子系师姐，张予彤。

姚颂大一参加社团时，给科协招生的一位师兄是王鹤；本科期间，一起做科研项目的同学有高继扬、许华哲、周而进……现在他们都是新一批具身智能公司的创始人或联创。而姚颂创立的 SEE Fund 基金同时投了银河通用（王鹤）、星海图（高继扬）、破壳（许华哲）的天使轮。

当年和姚颂一起创立深鉴的另外 3 位：汪玉、韩松和单羿也都成为了连续创业者。

这十年，也是硬科技创业在中国从边缘走向主流的十年。现在的新一批年轻创始人，正感受极强的推背感。

第三次创业的姚颂经历波折、褪去青涩，不再那么爱讲 fancy 的技术名词，更多关注系统、组织和产业落地。这位昔日的 “天才少年”，向我们讲述了他这十年的历程。

十年三次科技创业，一个圆、两条线

晚点：你历史上有很多标签和 title。10 年前本科毕业就开始创业，26 岁 3 亿美元卖掉公司。如果以 “姚颂是谁” 来描述自己，你会怎么说？

姚颂：我就是一名创业者。

晚点：半年多前你开始了这次新创业，正行创新。你强调这是 “物理 AI”，不是 “具身智能”，二者的区别是什么？

姚颂：具身智能更多讲机器人本体智能。但只有本体智能，还不足以真正提供服务。比如一栋楼里有 10 台机器人，就需要对环境有感知，要能规划多机协作与路径，还得实时知道每台机器人的电量、状态和位置；可能还需要一套远程兜底系统，就像 Robotaxi 有时需要远程接管。综合考虑空间、本体、运动和操作，才是物理 AI。

晚点：从深鉴科技的 AI 芯片，到东方空间的商业航天，再到现在的正行创新，你过去十年的创业跨度很大。随流而动还是有贯穿的线索？

姚颂：有两条线。第一条是，我希望做对人类发展真正重要的事情。做深鉴时我还没想清楚，那是第一次创业，方向是汪玉老师定的，我负责团队管理。

后来我逐渐想清楚了一个 “什么是重要的” 图景——我们可以画一个圆，代表人类生存空间；圆里有很多点，是每个个体；点之间又有各种关系。这刚好是三类重要问题。

一是扩大这个圆的边界，即扩展人类生存空间，这靠的是能源、航天，比如核聚变、走出地球。二是服务圆里每个个体的生存、健康、幸福和快乐。三是优化点与点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怎么提高效率、同时兼顾公平。芯片、火箭、机器人，都落在这三类问题里。

第二条线是我真正兴奋的事。我最有成就感的，是看到一个算法、一个最初的技术原点一步步变成产品，真的被很多人用起来。

一次创业分享中，姚颂给这个思考框架画出的图示。

晚点：可以说，一条线是向外寻找要解决的外部问题，另一条线是向内发现驱动力。

姚颂：（笑）你总结得比我好。

人生要么 boring 要么 suffering，我不想 boring

晚点：回到十年前，你进入清华后经历了什么，让你在本科毕业后选择了创业？

姚颂：这事儿的源头还真是从大一就开始的。我是物理竞赛保送清华的，一开始学习压力很大，学神太多了。比如我们一字班（2011 级）电子系有一位神人韩衍隽，韩神，他后来拿了特奖，现在在纽约大学任教。当年我们微积分课期末考卷的最后一道题，是老师专门为了难住韩神等几个人的。

我大一上学期的常态是：每天带着老式电子表计时，必须学满 11 个小时，上厕所、吃饭都要按暂停。

当时一直紧绷到大一寒假，快崩溃时，我想明白一件事：初高中学习的目标是进入更好的学校，但高等教育是为了更好走向职业生涯，大学不只有学习，还有社工、科创、科研，你可以保研、直博、出国，也可以创业——路有很多，重要的是你得做选择。

晚点：你的选择是？

姚颂：科研和科创。我发现自己最喜欢、最有成就感的是把事情真的做出来，让小车动起来、程序跑起来，而不是做理论计算和发论文。

所以大一暑假，我就给汪玉（清华电子系教授，深鉴后来的联创之一）老师发邮件，开始在他的实验室做科研。我最开始做的是 EDA（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再往后做板卡，跑 AlexNet、VGGNet（几个知名的计算机视觉模型）。

晚点：这算一个主流选择吗？

姚颂：是，清华一直以科研和学习为最主流。这和很多现在的创业者都有关联。比如大一下学期我加入了电子系科协的硬件部，当时招新的一位师兄是王鹤（银河通用创始人兼 CTO）；我后来做了电子系科协 11 级的主席，比我高几级的主席是姚卯青（智元机器人合伙人）。

清华还有很多超脱于院系的培养计划。比如思源计划、星火计划。后来和我一起创业的韩松（现 MIT 副教授、英伟达杰出科学家），还有许华哲（破壳机器人创始人）都在星火计划，杨植麟（Kimi 创始人）应该也在。我和高继扬（星海图创始人）一起参加过另一个计划 UGVR，是斯坦福本科生访问研究计划，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科研经历。

晚点：杨植麟、高继扬、许华哲、王鹤等等现在都在创业，但他们都是读完博士后创业的。你当时也拿到了 CMU 的博士 offer，为什么选择直接创业？

姚颂：最开始我申请博士是随大流。但大三我第一次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接触了很多在硅谷工作的师兄，他们工作悠闲、收入也高，比的是我去过黄石、你去过 30 个州。这也是很好的拓展维度，但不是我想要的。

后来有个老师总结了一句话，很切中我的心态：他说人生就两种状态——boring 或 suffering，我更无法忍受 boring。

晚点：读完博士后再创业和本科毕业就创业，你现在怎么看这两种选择？

姚颂：前者是更典型的路：积累技术和科研经验，当教授或工作几年后再看到商业问题。我可能把这条路走得更早：大一暑假开始做科研，本科发了四五篇论文，也在实验室开新方向，大二就开始带大一的同学。

所以我更早开始做方向选择和技术团队管理。到大四时，我们几个同学的毕设组装起来，已经是一个完整的 AI 芯片 demo，离创业很近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开始呢？

26 岁 3 亿美元卖掉公司，纯粹的高兴只有 2 分钟

不要搭上所有 all in，失败成本太大会动作变形

晚点：深鉴是怎么起步的，你和汪玉、韩松、单羿怎么组队的？

姚颂：一是前面提到的，我们几个同学做的毕设已是一个 AI 芯片雏形，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这里面也有一位创业者，是当时的算法负责人周而进，他现在是原力灵机的联创。

晚点：说到这个，旷视的联创和原力灵机的创始人唐文斌，以前也是计算机系的科协主席。

姚颂：对，我和唐师兄也认识了好多年。

晚点：怎么从毕设到创业的？

姚颂：正在我们思考这件事是值不值得创业时，2014 年 9 月商汤成立了，就在你右后方那栋楼（姚颂指向窗外）。

商汤一成立，徐冰（商汤联创）就找过来，想通过电子系科协招人。而我们看到的是，深度学习即将进入主流应用了，原来的 CPU、GPU 可能撑不住，会需要新的计算平台。这就动了创业的念头，开始和汪老师讨论。

接着 2014 年底，汪老师的学生，当时在斯坦福读博士的韩松师兄暑假回国，他也在考虑创业。他做的是算法压缩、稀疏化和量化，跟我们的硬件加速天然互补。最后加入的是单羿，他也是汪老师的学生。

晚点：你当时 22 岁，本科刚毕业生，汪老师也才 30 出头，刚做副教授没几年，创业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冒险、反常的决策吗？

姚颂：最终迈出这一步是互相壮胆。CMU 全奖 offer 是条很稳的路，而汪老师帮我解决了两个心理负担：一是他告诉我，创业机会成本最低的时候恰恰是年轻时，到了三十多岁有家庭等各种负担反而不敢创业；二是如果不成功，他可以继续推荐我去美国读硕士，回到那条主流路径。我父母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后来也是汪老师出面沟通说服了他们。

晚点：你没有回避你当时是有退路的，这会不会导致你不够 all in？

姚颂：你应该把时间、精力、注意力 all in，而不是退路封死、卖房创业式的 all in。失败成本太大时动作会严重变形。因为追求成功和防止失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

见了 50 家机构没人投，张予彤投了

晚点：深鉴起步时，你最初见了 50 家投资机构，没有一个人愿意投。十年前做 AI 芯片，为什么如此遇冷？

姚颂：当时硬科技融资的环境很差。第一，中国投资者在科技投资上几乎没挣过钱。芯片领域能数出来的成功案例一只手都不到。第二，除了商汤，当时教授、学生创业很少。第三，那时大部分投资人看消费、文娱、互联网，没有技术储备，很难判断芯片项目。

晚点：你们当时怎么描述深鉴要做什么？

姚颂：很技术。大概是：我们有一个领先的芯片方案，在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可在制造后重新配置逻辑功能的芯片）上能做到多少 GOPS per Watt（衡量芯片能效比的指标）；未来 AI 算力需求会越来越高，GPU 不够专用，所以需要新的芯片技术。我们也列了几个场景，如安防、辅助驾驶。

直到我们 BP 改过很多次，北极光的邓峰学长看了后依然说：你们还是在讲技术可能性，而投资人的关心是：这个市场多大？需要什么产品？你们的技术如何实现？已经做到了什么指标？

也就是，要从市场倒推技术，而不是反过来。

晚点：你多年后曾分享，技术创业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很快抛弃单纯的技术思维。

姚颂：对，创业公司做技术的目标不是发论文，也不是自嗨，而是在产品上创造价值。得先定义价值，才能想清楚技术的延展方向。

晚点：最后怎么拿到第一笔钱的？

姚颂：又是非常多机缘巧合。我们天使轮的领投方最后是金沙江，投我们的是张予彤。

晚点：张予彤怎么看到深鉴的？

姚颂：2016 年初，我们去硅谷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和予彤聊了后，她又把我们推荐给金沙江的合伙人林仁俊。他过去在硅谷投了多年半导体，对这个机会有认知。予彤自己也是清华电子系毕业，懂芯片基础知识，觉得我们的技术不错。

后来金沙江果断出了 TS（投资协议），按着我和汪老师在办公室当场签了才走。金沙江进来后，高榕也更坚定了，一起投了天使轮，投资人是另一个电子系的师兄，辛旺。

晚点：天使轮最终敲定，是在 2016 年 3 月 AlphaGo 击败李世石之前还是之后？这件事有改变你们的处境吗？

姚颂：之前。看到 AlphaGo 我们很高兴，但它对融资的改变不大。所以后来我们换了思路，重点不再是财务投资人而是产业投资人，就是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包括英伟达、英特尔、三星、赛灵思、联发科等等。他们都是做了 7 轮甚至 9 轮技术尽调后才做投资决策的。

拒绝英伟达、英特尔，推演出最后剧情

晚点：但你们后来拒绝了英伟达和英特尔，为什么？

姚颂：我在深鉴最得意的事就是这个决策背后的战略推演。

我当时开始思考公司的 ending（结局）：最好情况是上市、独立发展，中等是被收购。如果上市，就要看美股、港股和当时传闻的战略新兴板，也就是后来的科创板的情况。如果被收购，就要想清楚凭什么？你一定是在某方面做到了世界第一，而且还是潜在买方战略里的重要一环。

当时有可能出现英特尔、英伟达、赛灵思，甚至 AMD 一起投我们的情况，短期看，这对品牌有巨大提升，但长期未必是好事。

比如在嵌入式芯片上，我们和英伟达的 TX1、TK1 等产品有竞争。再比如未来如果被收购，几家互为竞争对手的巨头都是股东，可能会互相捣乱。哪怕不考虑收购，也可能影响业务，比如 A 公司会担心投了后，最后我们却推 B 公司的产品，大家反而都不帮你。所以我们放弃了短期利好，选择了只拿中长期对业务最有帮助的赛灵思的投资，它的主业和我们最契合。

晚点：当时这些战略判断是你在负责吗？正好可以讲讲你们几个联创的分工、协作方式。

姚颂：我是 CEO，我和汪老师的搭配更像司令和政委。大方针是汪老师制定和拍板；平时的决策、经营和业务我来负责。如果我的决策犯了众怒，或者需要说服重要客户，汪老师会来收场。

单羿是 CTO，带整个研发团队，组织算法、软件、硬件出产品。韩松是首席科学家，负责前瞻算法研究，比如压缩、稀疏化、量化。

晚点：你们这个组合里缺少一个有商业经验和产业思维的人，你是自己成长成了这个角色吗？

姚颂：日常推进上，刘竞秀师兄帮了很大忙，他是汪老师同级的同学，在外企工作过近 10 年，有成熟的工作方法。但大的方向取舍，主要还是我先决策。重大问题，汪老师会介入。

晚点：你做过什么力排众议的决策吗？

姚颂：一个例子是砍掉无人机业务。当时我们和零度智控合作，做了服务无人机的板卡、算法和解决方案。2017 年 1 月，我们刚在 CES（国际消费电子展）发布了联合开发的智能无人机，有主人识别、手势识别和跟拍等功能，而同一个月，我决定砍掉无人机，转向智能安防和辅助驾驶。

团队内部很动荡、惋惜。而我认为，做重大决策时不应该考虑沉没成本。当时无人机市场 70% 以上是大疆，现在它份额更高了，而大疆不愿意和小公司合作。

晚点：你满意自己的这种角色转型吗？其实你也可能有另一条路，就是做更技术背景的创始人。

姚颂：这是一个必须的转变。如果所有人的精力都在研发上，那谁来承担战略思考、融资、跑客户、招人和组织建设？

晚点：深鉴当时考虑过像 Kimi 那样，有杨植麟和张予彤的组合吗？

姚颂：大家希望我变成 “张予彤”。

晚点：听起来有被动的成分。

姚颂：我挺接受的。CEO 在公司里，永远面对最难、最糟心的问题。“好和更好” 或者 “好和坏” 的问题都不会来到你面前，只有 “差和更差” 的抉择，大家才会来问你。

晚点：听起来都是痛苦，有什么好呢？

姚颂：痛苦带来成长，带来对心性的磨炼。

高兴了两分钟，然后人生 “灰暗” 了

晚点：深鉴在 2018 年被赛灵思以超 3 亿美元收购。为什么创业两年多就选择被收购？

姚颂：在赛灵思方面，2018 年 1 月，他们换了新 CEO，希望公司从器件公司变成平台公司，所以迫切需要我们这种在软件、算法、解决方案上都有能力的团队，给我们开了一个并购 offer。

和他们见面后，我们回酒店讨论。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没见过这么多钱，特别是对我一个刚毕业 3 年，又是工薪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肯定有诱惑力。第二是，这个 offer 让我第一次更多从风险面去思考公司发展，很多第一次创业的人，包括当时的我自己，讲了几十遍 BP 后，会不断自我强化，全盘采信自己的故事，但反过来想，风险很多。比如 2018 年战略新兴板还没出来，国内上市仍要求连续三年净利润为正。就算能做到，可能也要等 5 到 6 年，中间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

还有一个原因是，深鉴的平均年龄一直在上升，从 26.7 岁到了 31 岁。很多人的生活状态都不一样了，我们也从 996 改成大小周。有技术核心跟我说，他已经连续两周没和孩子说过话了。

晚点：真的卖掉公司后，什么状态？当时你才 26 岁，有了一大笔钱。

姚颂：我和单羿那时共用一个大办公桌。签完这个并购协议后，我绕着这个桌子踱步了两分钟。那两分钟后，我的人生就陷入了灰暗。

晚点：为什么用 “灰暗” 这个词？

姚颂：就像前面有一团雾，你根本不知道有哪些路，那是一种混沌、模糊的状态。

我这个人不适合在大公司长期工作。我追求持续挑战，很难接受按部就班。我也不擅长向上管理，和汪玉老师这么多年合作，我们都是直接、透明的沟通。所以我知道自己一定要从大公司出来。但出来干什么？我还没找到答案。

第一次创业不是我自己定的方向。最早我是因为喜欢三维集成电路，进了汪老师组里；后来实验室新开 AI 加速器方向，我成了负责人；再后来这个方向变成公司，我成了 CEO。下一次创业就要自己定方向了。

晚点：后来你们看到寒武纪、地平线的发展，遗憾吗？他们成立时间和你们相似，大方向也相似。

姚颂：还好。2018 年以后，我有了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的台阶。而且我认为财富超过一定数值，比如 5 亿、10 亿后，它本质上就不是你的了，它属于社会。

回到第一性原理，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是时间。把时间花在自己激动、感兴趣，自己高兴的事情上就可以了。

东方空间的 5 年，我开心的、我遗憾的

在经纬的自由时间

晚点：从 2018 年卖掉深鉴到 2020 年前后做商业航天，你怎么慢慢走出灰暗，找到方向的？

姚颂：做决定的前提是获取足够的信息。2018 年底，经纬正好缺一个纯技术背景的合伙人，我就开始在经纬兼职。张颖（经纬创始合伙人）给我的一个便利是：可以获得经纬所有投资决策信息，任何一个会，我可以推门进去听。他对我说：你缺的不是钱，是信息。

这期间我接触了非常多方向，激光雷达、脑机接口、量子计算、商业航天、可控核聚变……

晚点：怎么 pass 掉商业航天之外的方向的？

姚颂：比如激光雷达，当时的一个技术机会是固态激光雷达。我见了很多团队，也找禾赛的李一帆聊。

他认为，这个领域的技术路径远没有工程能力重要：一个技术原型，三个月就能做出来；难的是把技术原型真的变成产品原型，再做到小批量生产和大批量交付，以及把生产过程逐渐自动化。走完这条工程路径要 3 到 5 年。所以固态雷达的机会还是大概率属于禾赛、速腾这些更早出发的公司。

晚点：李一帆的判断现在已经验证了。

姚颂：对。工程难度高于一两个技术点和技术路径，这在很多科技行业都适用。

再比如脑机接口，我认为它推进的速度会很慢，实验和审批周期太长，那时不是一个好的创业 timing，更适合做研究。我投资了这个方向，但没有自己创业。

晚点：2019 年到 2020 年，你看到了国产 GPU 的机会吗？摩尔、沐曦、壁仞都是在这个时间段成立的，这和你的专业背景也最契合。

姚颂：这是我的短板所在，一个懂某种技术的人，有时反而过多放大它的缺点。而且坦率讲，如果没有后来的大模型，这些公司的业务增长也充满变数。

我希望找的方向，是未来 3 到 5 年能清晰看到工程化和商业化价值的事。我甚至考虑过去读一个博士，不过后来也确实看到了火箭这个机会。

中国商业航天的关键是：中国、商业、航天

晚点：一起创立民营火箭公司东方空间是你第二次创业，这五年有成果，也有波折。如果你自己来描述，它是一段什么故事？

姚颂：成长故事。

晚点：它是怎么开始的？

姚颂：经纬是中国投商业火箭、商业卫星最多的 VC，当时已投了星际荣耀、蓝箭航天等等。我在经纬接触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他们当时刚从体制内出来，在寻求创业、融资建议，我越和他们交流越觉得互补。他们懂技术和发射流程；我懂战略、资本和市场。

晚点：2020 年看到的商业航天机会是什么？什么团队能抓住？

姚颂：我把中国商业航天拆分成三个关键字——中国、商业、航天。

首先是中国，一定要适应中国的系统，为国家服务。第二是商业，要考虑成本、规模、融资、现金流和地方合作。第三是航天，除了要做出能发射上天的火箭，还要往可回收方向创新。

晚点：为国家服务和商业怎么结合？

姚颂：国家任务也可以市场化释放。我当时判断，未来两三年，国家可能会成立类似星链的卫星互联网计划。5G 后的 6G 不一定还依托地面基站，可能要往天上走。这些后来基本也发生了。也是从这个基点，我开始思考做火箭的优先级，最后排下来是：好、多、快、省。

晚点：经典的四个字，你重组了顺序。

姚颂：对。“好” 代表高成功率。如果发射成功率只有五六成，没有卫星互联网组网计划敢用你。“多” 代表运力，卫星互联网至少需要数吨级的运载能力。“快” 是抢占市场先机，卫星刚出来时可能找不到足够多的火箭，等三四年后大家都反应过来，市场就白热化了。“省” 在这个阶段反而没那么重要，保障任务发射、把卫星送上去的优先级更高。

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从固体到液体再到可回收的渐进路径。固体火箭发射成功率高，也更快，同时能实现 6 吨以上的运载能力。

开心的和遗憾的

晚点：2024 年，你们的第一个火箭 “引力一号” 首飞成功，而且这是第一次民营航天发射的直播，这是你的决策吗？

姚颂：是。我接受可能失败的风险。因为我认为航天应该离普通人很近，不该是秘密任务，我希望它像音乐节，我还请了水木年华去现场演出，做了海澜之家号的火箭冠名。

晚点：你敢这么做，是不是也因为引力一号采用了全固体这种相对成熟的路线？

姚颂：还真不是。引力一号是固体捆固体的构型，中间和周围四个助推器都是固体，而一般的做法是固体捆液体。

新构型的挑战是：固体发动机最后几秒的燃烧不一定均衡，不同发动机推力可能变化。在船上发射还要解决火焰溅射、船体烧蚀、海面风浪等复杂工程问题。

晚点：引力一号发射之后，东方空间有一些组织纷扰和风波，外界也有诸多传闻，你怎么面对和度过的？

姚颂：完全不影响我睡眠。

晚点：如果说引力一号首飞成功是你这 5 年最开心的时刻，你在东方空间最难受的时刻是什么？

姚颂：整体很好。创业这十年，我也越来越感受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的痛苦就是你的成长。

晚点：这 5 年核心的成长是？

姚颂：一是，在东方空间，我的职责和深鉴不太一样，战略思考更完整，这对后来判断具身智能的发展也很有帮助。二是，我收获了在中国踏踏实实推动重大事项的能力，这个流程我完整经历了一到两遍。

晚点：去年夏天你离开东方空间是一个什么过程？

姚颂：好聚好散。公司已经平稳发展，也签了十几亿合同。我也可以去追求自己更喜欢的事。

晚点：在商业航天上，你有什么没有实现的遗憾吗？

姚颂：没能见证可回收火箭发射成功。不过大概今年底或明年上半年，引力二号就能发射了，并且可能在第一次发射时就做一些大胆尝试。

题图来源：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