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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在空军一号上，特朗普对记者抛出一个听起来不像传统共和党人的想法：美国政府可以研究让公众持有 AI 公司的股份。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说，他的团队会“look into”美国是否应该持有 AI 公司的股份，让美国公众成为这场 AI 革命的某种“partner”。此前就有报道称，美国官员已经与 AI 公司就政府投资或持股的可能性进行过初步讨论。OpenAI CEO Sam Altman 过去一年也曾向特朗普政府推动过类似想法，而 Bernie Sanders 最近提出的版本更激进，主张美国大 AI 公司的50%股权应属于公众。

与此同时，韩国也在讨论另一种方式的“AI 分红”。据报道，韩国政府正加速推动设立韩国版“主权财富基金”，并计划将部分 AI 获利所创造的超额税收转为长期投资资金。

虽然当前美股终结九周连涨，韩国股市跌至熔断，但围绕 AI超额收益引发的分配制度讨论才刚刚开始。

“AI 分红”被提上议程

国家分享企业成长主要通过税收、就业和资本市场。其中，资本市场指企业上市，股东受益，养老金、共同基金、个人账户间接分享企业成长。

但 AI 浪潮席卷之下，这三条通道可能都不够用了。

大模型吸收的是人类过往沉淀的文本、开源代码、图片、音频与视频。这些内容在单个创作者那里或许价值分散，但在被汇聚成训练集后，变成模型能力的一部分。

同时，公共系统也在承担额外压力。电网要为突增的算力需求提前扩容，地方政府要重新平衡土地、用水，社区也可能承受噪音、输电线路、能源价格带来的影响。在美国，AI 数据中心在社区引发越来越多反对声音，公众不仅担心资源消耗，也担心 AI 对就业前景的冲击。再加上芯片产业的扶持政策，AI 红利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混合了大量公共资源。

于是“AI 分红”这个说法开始被提上议程。

你很难想象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话题能令特朗普、Bernie Sanders 和 Sam Altman形成某种奇怪的交集。它不只是左翼福利议题，也不只是右翼产业政策议题，而更像一个新型国家资产问题。他们讨论的都是 AI 公司的公共所有权，只是比例、方式和动机不同。

Sanders 的版本更像财富再分配。他主张让公众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持有大型 AI 企业的股份。特朗普的版本更像交易型国家资本主义：如果美国政府通过政策、监管、能源协调、国家安全背书和基础设施支持，帮助 AI 企业扩张，那么美国公众也应该拿到一点上涨收益。Altman 的版本则更接近科技公司主动向政治压力释放一个缓冲机制：既然公众担心 AI 造富过度集中，那就设计某种公共持股安排，让公众成为受益者之一。

至于政府如何定价，是否会扭曲竞争，哪些公司需要交股权，公众如何持有，收益如何分配，是否会演变为政治寻租，这些问题都有待探索。

韩国的问题则带有韩国特色。它不是没有科技巨头，而是科技巨头太重要。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不仅是上市公司，也是韩国出口、就业、税收、资本市场和国家产业战略的核心资产。AI 半导体繁荣把它们重新推向全球产业链中心，也把韩国经济对少数冠军企业的依赖再次放大。

从“石油基金”到“AI 分红”

“AI 分红”的概念听起来很新，但它的制度原型并不新。

石油国家早就处理过类似问题。挪威的解法是把石油收入转化为主权财富基金。

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全球的成立背景是北海石油发现后，挪威希望用基金来隔离油价波动，同时为当前和未来几代人保存石油财富。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官网介绍称，该基金既是金融储备，也是长期储蓄计划，目标是让当代和未来世代都能受益于石油财富。类似的还有中东国家，都是为未来发展而设立基金。

伴随AI 浪潮而来的如果真的是一次生产方式革命，它迟早会逼迫各国重新讨论一个古老的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创造财富之后，人类社会到底按什么规则分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