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竞争重塑供应链风险格局
长期以来,全球生医产业高度依赖跨国分工:美国掌握创新药物、核心技术与高阶器材,中国则提供大量 API、中间体与成本具竞争力的制造能力。然而,随著美国强调生物制造的回流与自给自足,并针对基因测序设备、敏感个人数据流动等领域加强管制,供应链开始呈现断裂风险。中国则同时推动本土替代、研发投入与政策性激励,以降低对外依赖。两大经济体的政策拉锯,使过往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化供应链模式面临重组。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医药的供应链比其他产业更具复杂性,因为任何单一节点的延误都可能影响临床试验、药品批准甚至患者治疗。疫情后各国普遍意识到关键药品短缺的风险,科技角力更使其政治化,供应链安全于是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市场议题。
核心原料与制造环节的脆弱性
中美科技竞争下,生物医药供应链的脆弱点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关键原料、制造能力以及科技设备。首先,全球 API 高度集中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在常用药、抗生素、维生素与部分疫苗原料上,中国占全球生产的比重极高。美国国会多次引用「过度依赖」的风险,促使政府推动供应链回流,但无论成本或环境监管,都使短期替代极为困难。一旦存在政策摩擦、出口变数或疫情封锁,其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可能迅速扩大。
其次,高端生物制剂的生产能力分布不均。美国掌握先进的 CDMO 技术与质量管理体系,而中国近年快速扩建细胞与基因治疗的生产基地,逐步建立价格优势。这种新兴制造力的崛起,使其成为美国策略审查的焦点。当特定平台技术与生产设备受到出口限制后,可能不仅使中国供应链受阻,也将加大跨国药企在生产外包上的不确定性。
第三,科技设备与数据治理的争议也影响生医供应链。基因测序仪器、生物反应器、实验室自动化设备等均被视为敏感技术。若中美互相限制设备出口或数据共享,将使临床合作、药物研发甚至监管审批流程更为复杂。更大的挑战在于生物医药的研发高度依赖数据,数据被视为资源也是潜在风险,而数据跨境限制可能造成新的技术壁垒与市场分割。
全球化与安全需求之间的艰难平衡
尽管中美科技角力加剧供应链风险,但生物医药的本质仍是全球化的。临床试验需要跨国患者、制造需要跨区域设备与原料,商业化则更仰赖全球市场。完全区隔两大体系不仅成本高昂,也不符合医疗需求与市场逻辑。因此,未来供应链的稳定性将取决于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找平衡。
从企业角度来看,生医公司正积极布局「多国备援模式」,包括在美国、欧洲与亚洲建立多点生产,避免单一来源风险。同时,部分跨国药企将更重视合规与地缘政治评估,例如将临床数据储存、供应链追踪、技术转移等纳入风险管理架构。此外,东南亚、印度与拉丁美洲也可能成为新的生医制造基地,形成「去风险化(de-risk)」而非「去中国化」的更务实趋势。
对政府而言,则需要在保护本土产业与维持全球合作之间取得平衡。过度干预可能导致创新放缓,太松散则可能引发安全疑虑。如何制定透明、可预测且鼓励创新的监管制度,是维持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尤其在疫情后,各国都更清楚:生物医药不是可轻易「政治化」的产业,而是攸关生命与公共福祉的基础设施。
(撰文:派格生物医药(02565)投资者关系部)
$Novo-Nordisk A/S(NVO)$ $Eli Lilly(LLY)$ $PEGBIO CO-B(02565)$ $INNOGEN-B(02591)$ $SUNHO BIO-B(02898)$ $QYUNS-B(02509)$ $CONCORD HC GP(0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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