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_老虎社区_美港股上老虎

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

远川科技评论2020-12-10

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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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eMDEyMjA
·2020-12-12
终于领会了基建狂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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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头W
·2020-12-12
国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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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ome_6615
·2020-12-12
漏了另一条正在推行的根本战略，用高端自主品牌替代美国、日本、韩国的苹果、东芝、三星等等品牌，从而带动本国产业链迭代发展，否则永远是被这些超级跨国公司的投资转移牵着鼻子走，那样只能是仰人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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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考克:
  宁南山也有一篇相关文章老虎上也应该找得到。他补充了两点：1. 一定程度的把下游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对我们也是有收益的。我们可以向他们出口机械设备，电子零部件，半成品和原料获利。2.还可以通过扩大本土代工厂（立讯精密，歌尔股份，闻泰，龙旗，华勤，比亚迪等）的全球份额，在本土替代台系代工厂，以及在越南和印度替代台企代工厂。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
  20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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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nymonkey
·2020-12-12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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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nsybwofon
·2020-12-11
10年前的环境比今天好三五个档次啊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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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笏
·2020-12-11
就业是稳国之基，制造业是强国之本，建立在金融服务业上的国度只能说是温室花朵看似娇艳实则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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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枫Bart
·2020-12-11
“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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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rac
·2020-12-11
说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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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yi
·2020-12-11
明显不能，西部和东部是一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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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犟的韭菜花
·2020-12-11
最后结尾为了不能说的原因，强行唱赞歌，作者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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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成长助手:
  终于等到了您的初发帖[比心][比心]发帖时关联相关股票或者相关话题，可以获得更多曝光哦～如果您想创作优质文章，请查看老虎社区创作指引
  20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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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JJS
·2020-12-11
确实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超级公司，现在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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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枫Bart:
  有一家公司叫赤裸集团
  20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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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考克
·2020-12-11
看完很多疑惑点都恍然大悟了。关键在控制成本。中国西部的交通和能源还是有明显优势的，可以抵消略高的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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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成长助手:
  终于等到了您的初发帖[比心][比心]希望您能在老虎社区玩得愉快、赚得开心！如果您想创作优质文章，请查看老虎社区创作指引
  20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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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叫
·2020-12-11
就业留在中国，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中国的制造业你和我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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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2Q
·2020-12-11
尬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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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LEO
·2020-12-11
跪着才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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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逃
·2020-12-11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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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a
·2020-12-11
这篇文章是因为“不能说真话”才这么写的，还是小编水平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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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126
·2020-12-11
运费，运费，运费，没有出海口的西部，没法和东南亚竞争，政治因素倒是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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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kind":null,"is_publish_news":null,"is_publish_highlight":null,"is_publish_live":null,"is_publish_wemedia":null,"editions":null,"symbols":[],"gpt_button":1},"commentList":[{"id":395736881,"gmtCreate":1607756282943,"gmtModify":1703849782544,"author":{"id":"3549354212299973","authorId":"3549354212299973","name":"SnapeMDEyMjA","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69c3a759696ffcee75aba6407c65a4e7","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0},"htmlText":"终于领会了基建狂魔的意义","listText":"终于领会了基建狂魔的意义","text":"终于领会了基建狂魔的意义","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6,"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736881","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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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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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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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739947,"gmtCreate":1607753352289,"gmtModify":1703849777107,"author":{"id":"3468658323336580","authorId":"3468658323336580","name":"小石头W","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213fa3ba9cd3173261a3b6b51fbab243","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1},"htmlText":"国运在🇨🇳","listText":"国运在🇨🇳","text":"国运在🇨🇳","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0,"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739947","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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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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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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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447906,"gmtCreate":1607736586505,"gmtModify":1703849732199,"author":{"id":"3535363658058986","authorId":"3535363658058986","name":"Jerome_6615","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3b5287c143ef083fbc492947b32c9","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0},"htmlText":"漏了另一条正在推行的根本战略，用高端自主品牌替代美国、日本、韩国的苹果、东芝、三星等等品牌，从而带动本国产业链迭代发展，否则永远是被这些超级跨国公司的投资转移牵着鼻子走，那样只能是仰人鼻息。","listText":"漏了另一条正在推行的根本战略，用高端自主品牌替代美国、日本、韩国的苹果、东芝、三星等等品牌，从而带动本国产业链迭代发展，否则永远是被这些超级跨国公司的投资转移牵着鼻子走，那样只能是仰人鼻息。","text":"漏了另一条正在推行的根本战略，用高端自主品牌替代美国、日本、韩国的苹果、东芝、三星等等品牌，从而带动本国产业链迭代发展，否则永远是被这些超级跨国公司的投资转移牵着鼻子走，那样只能是仰人鼻息。","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3,"commentSize":1,"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447906","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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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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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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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comments":[{"id":3178727,"gmtCreate":1607795054686,"gmtModify":1607822099756,"authorId":3560489719692524,"author":{"id":3560489719692524,"authorId":3560489719692524,"name":"大考克","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24736ac27fa53ef4df79888f11cc95d0","vip":1,"crmLevel":8,"crmLevelSwitch":0,"individualDisplayBadges":[]},"repliedAuthorId":0,"objectId":395447906,"type":1,"supId":0,"prevId":0,"content":"宁南山也有一篇相关文章 老虎上也应该找得到。他补充了两点：1. 一定程度的把下游生产线转移到越南 对我们也是有收益的。我们可以向他们出口机械设备，电子零部件，半成品和原料获利。2.还可以通过 扩大本土代工厂（立讯精密，歌尔股份，闻泰，龙旗，华勤，比亚迪等）的全球份额，在本土替代台系代工厂，以及在越南和印度替代台企代工厂。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text":"宁南山也有一篇相关文章 老虎上也应该找得到。他补充了两点：1. 一定程度的把下游生产线转移到越南 对我们也是有收益的。我们可以向他们出口机械设备，电子零部件，半成品和原料获利。2.还可以通过 扩大本土代工厂（立讯精密，歌尔股份，闻泰，龙旗，华勤，比亚迪等）的全球份额，在本土替代台系代工厂，以及在越南和印度替代台企代工厂。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html":"宁南山也有一篇相关文章 老虎上也应该找得到。他补充了两点：1. 一定程度的把下游生产线转移到越南 对我们也是有收益的。我们可以向他们出口机械设备，电子零部件，半成品和原料获利。2.还可以通过 扩大本土代工厂（立讯精密，歌尔股份，闻泰，龙旗，华勤，比亚迪等）的全球份额，在本土替代台系代工厂，以及在越南和印度替代台企代工厂。同时也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而从代工厂向海外转移中也分一杯羹"}],"langContent":"CN"},{"id":395459521,"gmtCreate":1607729164763,"gmtModify":1703849708295,"author":{"id":"3567639463146730","authorId":"3567639463146730","name":"Sonnymonkey","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82482ef70b03cbfd5ad6350db7c7a66b","vip":1,"crmLevel":3,"crmLevelSwitch":0},"htmlText":"还行","listText":"还行","text":"还行","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0,"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459521","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21:51","market":"hk","language":"zh","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url":"https://stock-news.laohu8.com/highlight/detail?id=1189860812","media":"远川科技评论","summary":"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content":"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组装手机的生意。事实上，真正能承接大陆的制造业体量的目的地，是整个东南亚。与很多人的惯常认知相反，东南亚并不是一个香蕉共和国的合集。在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价值1540亿美元的芯片中，就有超过300亿美元来自于东盟国家，占比接近20%，远超橡胶、铜铝、海鲜等人们印象中的东南亚土特产。<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4e78285d2a9c4c265508a763d86ac6a9\" tg-width=\"1000\" 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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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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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490121,"gmtCreate":1607701579863,"gmtModify":1703849627175,"author":{"id":"3556681582729087","authorId":"3556681582729087","name":"kfnsybwofon","avatar":"https://static.laohu8.com/default-avatar.jpg","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0},"htmlText":"10年前的环境比今天好三五个档次啊看来","listText":"10年前的环境比今天好三五个档次啊看来","text":"10年前的环境比今天好三五个档次啊看来","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0,"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490121","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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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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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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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558835,"gmtCreate":1607698440727,"gmtModify":1703849578702,"author":{"id":"3543970264376998","authorId":"3543970264376998","name":"春天笏","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5871c4a9abcbb6cac1350dfdc5302992","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0},"htmlText":"就业是稳国之基，制造业是强国之本，建立在金融服务业上的国度只能说是温室花朵看似娇艳实则不堪一击。","listText":"就业是稳国之基，制造业是强国之本，建立在金融服务业上的国度只能说是温室花朵看似娇艳实则不堪一击。","text":"就业是稳国之基，制造业是强国之本，建立在金融服务业上的国度只能说是温室花朵看似娇艳实则不堪一击。","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4,"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558835","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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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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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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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527031,"gmtCreate":1607698050823,"gmtModify":1703849571581,"author":{"id":"3438004310287724","authorId":"3438004310287724","name":"黄枫Bart","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dfb0a44cc2adfcf3b2c323fe1137be11","vip":1,"hat":"https://static.tigerbbs.com/b073a07f77dbe6b3bec6b12311fde6bd","crmLevel":2,"crmLevelSwitch":1},"htmlText":"“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listText":"“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text":"“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4,"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527031","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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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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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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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562209,"gmtCreate":1607697280701,"gmtModify":1703849553884,"author":{"id":"203001816569260","authorId":"203001816569260","name":"Gerrac","avatar":"https://static.laohu8.com/default-avatar.jpg","vip":1,"crmLevel":8,"crmLevelSwitch":1},"htmlText":"说得不错","listText":"说得不错","text":"说得不错","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0,"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562209","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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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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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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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568487,"gmtCreate":1607697155549,"gmtModify":1703849551806,"author":{"id":"3478082474481871","authorId":"3478082474481871","name":"shaoyi","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692248408caf71938674db1f92463593","vip":1,"crmLevel":4,"crmLevelSwitch":0},"htmlText":"明显不能，西部和东部是一套货币","listText":"明显不能，西部和东部是一套货币","text":"明显不能，西部和东部是一套货币","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0,"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568487","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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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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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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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563444,"gmtCreate":1607696920788,"gmtModify":1703849548678,"author":{"id":"279619289947315","authorId":"279619289947315","name":"倔犟的韭菜花","avatar":"https://static.laohu8.com/73a180885a292c2d03bb5b84f2f70870","vip":1,"crmLevel":2,"crmLevelSwitch":0},"htmlText":"最后结尾为了不能说的原因，强行唱赞歌，作者也不容易啊。","listText":"最后结尾为了不能说的原因，强行唱赞歌，作者也不容易啊。","text":"最后结尾为了不能说的原因，强行唱赞歌，作者也不容易啊。","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7,"commentSize":1,"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563444","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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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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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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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comments":[{"id":3174884,"gmtCreate":1607697228947,"gmtModify":1607697228947,"authorId":3527667803686145,"author":{"id":3527667803686145,"authorId":3527667803686145,"name":"社区成长助手","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2b7c7106b5c0c8b0037faa67439d898f","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0,"individualDisplayBadges":[]},"repliedAuthorId":0,"objectId":395563444,"type":1,"supId":0,"prevId":0,"content":"终于等到了您的初发帖[比心][比心]发帖时关联相关股票或者相关话题，可以获得更多曝光哦～如果您想创作优质文章，请查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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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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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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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comments":[{"id":3174998,"gmtCreate":1607697950408,"gmtModify":1607697950408,"authorId":3438004310287724,"author":{"id":3438004310287724,"authorId":3438004310287724,"name":"黄枫Bart","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dfb0a44cc2adfcf3b2c323fe1137be11","vip":1,"currentWearingBadge":{"badgeId":"35ec162348d5460f88c959321e554969-3","templateUuid":"35ec162348d5460f88c959321e554969","name":"传说交易员","description":"证券或期货账户累计交易次数达到300次","bigImgUrl":"https://static.tigerbbs.com/656db16598a0b8f21429e10d6c1cb033","smallImgUrl":"https://static.tigerbbs.com/03f10910d4dd9234f9b5702a3342193a","grayImgUrl":"https://static.tigerbbs.com/0c767e35268feb729d50d3fa9a386c5a","redirectLinkEnabled":0,"hasAllocated":1,"isWearing":1,"stampPosition":0,"hasStamp":0,"allocationCount":1,"allocatedDate":"2021.12.21","exceedPercentage":"93.29%","individualDisplayEnabled":0,"individualDisplaySort":0,"categoryType":1100},"crmLevel":2,"crmLevelSwitch":1,"individualDisplayBadges":[]},"repliedAuthorId":0,"objectId":395560281,"type":1,"supId":0,"prevId":0,"content":"有一家公司&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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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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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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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comments":[{"id":3174904,"gmtCreate":1607697401009,"gmtModify":1607697401009,"authorId":3527667803686145,"author":{"id":3527667803686145,"authorId":3527667803686145,"name":"社区成长助手","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2b7c7106b5c0c8b0037faa67439d898f","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0,"individualDisplayBadges":[]},"repliedAuthorId":0,"objectId":395560974,"type":1,"supId":0,"prevId":0,"content":"终于等到了您的初发帖[比心][比心]希望您能在老虎社区玩得愉快、赚得开心！如果您想创作优质文章，请查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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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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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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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585061,"gmtCreate":1607696173953,"gmtModify":1703849539998,"author":{"id":"3562541521080359","authorId":"3562541521080359","name":"HO2Q","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d9f4da71c9541b6c04b5ecfa49f202fc","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0},"htmlText":"尬吹","listText":"尬吹","text":"尬吹","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2,"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585061","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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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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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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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582465,"gmtCreate":1607696080157,"gmtModify":1703849539825,"author":{"id":"3492658084699298","authorId":"3492658084699298","name":"北京LEO","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5947c466fdeeec2b3f907176e298f50f","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1},"htmlText":"跪着才有饭吃😄","listText":"跪着才有饭吃😄","text":"跪着才有饭吃😄","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3,"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582465","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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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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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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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582901,"gmtCreate":1607695873803,"gmtModify":1703849539479,"author":{"id":"3518527627041174","authorId":"3518527627041174","name":"猛逃","avatar":"https://static.laohu8.com/default-avatar.jpg","vip":1,"crmLevel":1,"crmLevelSwitch":0},"htmlText":"呵呵🤭","listText":"呵呵🤭","text":"呵呵🤭","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0,"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582901","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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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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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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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588127,"gmtCreate":1607695581269,"gmtModify":1703849537047,"author":{"id":"3549579175210131","authorId":"3549579175210131","name":"Hada","avatar":"https://static.laohu8.com/default-avatar.jpg","vip":1,"crmLevel":2,"crmLevelSwitch":0},"htmlText":"这篇文章是因为“不能说真话”才这么写的，还是小编水平就是这样？……","listText":"这篇文章是因为“不能说真话”才这么写的，还是小编水平就是这样？……","text":"这篇文章是因为“不能说真话”才这么写的，还是小编水平就是这样？……","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6,"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588127","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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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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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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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id":395588984,"gmtCreate":1607695568048,"gmtModify":1703849536874,"author":{"id":"3563266355317989","authorId":"3563266355317989","name":"perfect126","avatar":"https://static.tigerbbs.com/09b4fc346174bab7447556b5003c7643","vip":1,"crmLevel":5,"crmLevelSwitch":0},"htmlText":"运费，运费，运费，没有出海口的西部，没法和东南亚竞争，政治因素倒是其次。","listText":"运费，运费，运费，没有出海口的西部，没法和东南亚竞争，政治因素倒是其次。","text":"运费，运费，运费，没有出海口的西部，没法和东南亚竞争，政治因素倒是其次。","images":[],"top":1,"highlighted":1,"essential":1,"paper":1,"likeSize":1,"commentSize":0,"repostSize":0,"link":"https://laohu8.com/post/395588984","repostId":1189860812,"repostType":4,"repost":{"id":"1189860812","pubTimestamp":1607608261,"share":"https://www.laohu8.com/m/news/1189860812?lang=&edition=full","pubTime":"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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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height=\"594\">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226d1971e695f6d5c010fc5b6eb9fd0a\" tg-width=\"1027\" tg-height=\"47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fe85850e9a88fc7c0a4be6cb96b8716\" tg-width=\"1080\" tg-height=\"46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bf491f4e524a1a4f13057460ce9fe58\" tg-width=\"1080\" tg-height=\"705\">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e2f9d78473c1022a5b22d56f51bd6c4\" tg-width=\"1080\" tg-height=\"788\">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38df2bbc50bbc2c9c5083414782d4593\" tg-width=\"1000\" tg-height=\"585\">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30e70111d2de57865ae48bcb5a6bfd\" tg-width=\"1080\" tg-height=\"670\">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253e46a9c5fb09b7fcc42eb1e782fae\" tg-width=\"1080\" tg-height=\"482\">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53445bd20042044054b776fecde52d5\" tg-width=\"1080\" tg-height=\"629\">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0eb7e54055a2ed3568fa6b73c8fe962\" tg-width=\"1080\" tg-height=\"533\">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8f502e44e42592c35b7768102601e317\" tg-width=\"1080\" tg-height=\"460\">Top&nbsp;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source":"lsy1571969218062","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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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ext-decoration:none; color:#2a4b87;}\n.meta .head { display: inline-block; overflow: hidden}\n.head .h-thumb { width: 30px; height: 30px; margin: 0; padding: 0; border-radius: 50%; float: left;}\n.head .h-content { margin: 0; padding: 0 0 0 9px; float: left;}\n.head .h-name {font-size: 13px; color: #eee; margin: 0;}\n.head .h-time {font-size: 11px; color: #7E829C; margin: 0;line-height: 11px;}\n.small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9); -webkit-transform: scale(0.9);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smaller {font-size: 12.5px; display: inline-block; transform: scale(0.8); -webkit-transform: scale(0.8); transform-origin: left; -webkit-transform-origin: left;}\n.bt-text {font-size: 12px;margin: 1.5em 0 0 0}\n.bt-text p {margin: 0}\n</style>\n</head>\n<body>\n<div class=\"wrapper\">\n<header>\n<h2 class=\"title\">\n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n</h2>\n\n<h4 class=\"meta\">\n\n\n2020-12-10 21:51 北京时间&nbsp;&nbsp;&nbsp;<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远川科技评论</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zbq-1MpVhNjijhUB9RuL9g\">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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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渝新欧亚欧大陆桥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郑州航空港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达拉特旗光伏电站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news_type":1},"isVot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tweetType":1,"langContent":"CN"}],"hasMoreComments":true,"newsSizeData":{"likeSize":79,"commentSize":0,"repostSize":0,"favoriteSize":1,"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