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逼，只能说，你号没_老虎社区_美港股上老虎

7酱
2020-08-05

牛逼，只能说，你号没了

牛市的陷阱和宿命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的前半生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美国梦范本：他患有一种叫做费尔班克氏病（Fairbank's disease）的疾病，导致身高只有1米49，饱受校园霸凌。

牛市的陷阱和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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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为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并力邀赖克加入内阁班子担任劳工部长。在任期间，赖克提出了一系列诸如限制企业高管工资、加重富人税收、加强工会势力等政策，导致华尔街财团对其恨之入骨，纷纷划清界限。离开白宫后，赖克也没按照惯例去500强公司担任年薪百万的董事，而是回到大学一边讲课一边写书。从《下一个美国边疆》到《大众舆论的力量》，从《为什么美国的未来如此堪忧》到《拯救资本主义》，赖克对美国社会公平和财富分配制度的思考也越来越清晰。在2013年，赖克和导演雅各布·科恩布鲁斯（Jacob Kornbluth）一起合作拍摄了一部集他观点大成的纪录片，名叫Inequality for All，翻译过来叫“不平等时代”。对于财富分配不平等这个话题，香港同胞显然更有体会，所以港版译名也更简单粗暴：去他妈的公平正义。Inequality for All的核心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80年代初到今天，美国GDP在一路上涨，美国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增长，大企业高管的工资节节高升，股市更是一飞冲天，富人的财产性收入水涨船高，但在刨除通胀后，美国劳工阶层工资自80年代初开始，就再也没涨过。<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a221b3b7c244b2027a0917e3fd10774d\" tg-width=\"400\" tg-height=\"225\">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工薪阶层工资变化趋势纪录片上映后反响平平，但赖克在片中的预言却接二连三的实现：从1980年至今，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足足翻了近30倍，但繁荣的股市并没有让所有人都受益，前10%的最富有人群持有的股票价值占比超过了80%，而全美2/3的美国人，仍然过着月光族的生活。这让我们对两个问题产生了好奇：第一是80年代初的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是美国的问题，会不会也变成我们的问题？<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ef6835b9b15df4a5b2e582984d5bca11\" tg-width=\"900\" tg-height=\"360\">历史的分叉，往往起源于一些不起眼的横截面。1981年8月3日，由于和联邦航空管理局谈判失败，美国航空管制员工会（PATCO）组织了一场13000人参与的大罢工，给了刚刚入主白宫的里根总统当头一棒。这位演员工会出身的总统当即宣布：如果不在48小时内复工，所有参与罢工的工人都会被解雇。参与罢工的工人都是些普通人，其中有很多二战老兵，甚至不乏里根的支持者。然而48小时之后，里根说到做到，当场解雇了11345名航空管制员，然后联邦法院锦上添花，宣布罢工违法，判决罢工工人终身不得再担任航空管制员，还顺便直接取缔了PATCO。对很多中学都没读完的美国工人来说，争取工资可不是靠聪明才智，而是依赖工会的议价能力。但里根的举动却向所有美国公司传递了一个信号：工会全是纸老虎。PATCO罢工事件发生后，美国工会地位一落千丈，美国左翼几十年来的苦心经营开始走下坡路。<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5efe04805280a429413b9dfc031c61e9\" tg-width=\"400\" tg-height=\"225\">工会会员数量与中产阶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变化这件事在美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工人平工资与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形成了一个“内循环”：经济增长，中产阶级壮大；而中产阶级购买力增强，又推动了新的投资和创新，中产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经济也进一步发展。然而，这种循环在里根治下的80年代初被打破了。决定美国工人命运的还有两个历史进程：80年代，集装箱的兴起带来了轰轰烈烈的全球化与产业链转移，从70年代末开始，美国制造业一个接一个搬离本土，乔布斯引以为傲的Macintosh生产线也在1992年全部关闭，大量岗位流向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另一项历史进程是自动化的普及。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上世纪初预言，自动化可以将人类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不幸的是，自动化的确解放了人类，但消灭了大量诸如电话接线员、银行出纳和机场票务员这样的岗位，让中低收入工人的竞争者多了“机器人”这个物种。全球化和工会衰落从本质上摧毁了美国工人的议价能力。以前大公司只能和罢工工人“心平气和”的谈判，如今他们可以直接去亚洲雇佣更便宜的。1993年，美国西北航空以公司破产作为威胁，要求员工在工资问题上做出让步。十年后，这家公司4000多名技师罢工时，管理层索性宣布把他们的工作外包出去。就这样，跨国公司获得了更高的利润，亚洲的工人们拿到了更高的工资，美国人和欧洲人买到了更廉价的消费品，《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喜不自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金拱门防冲突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都不可能彼此开战，世界和平指日可待。<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4fd44cba2a3a55726d9b903a7853578b\" tg-width=\"882\" tg-height=\"489\">以银行柜员为例：收入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那么，谁是输家呢？自里根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工资就开始原地踏步，同时发生的是美国中低端制造业的塌方式崩盘：里根治下，进口鞋在美国鞋类市场上占比由22%飙升至76%，2/3的制鞋厂因此倒闭。汽车业也不能幸免，80年代初，福特与通用出现了创纪录的亏损，行业失业人数超过了30万。钢铁工业同样如此，1979~1984年，进口钢铁占国内市场份额从15%上升到25%，与此同时，国内钢铁业就业人数几乎腰斩，因钢铁工业坍塌而相伴衰落的区域，后来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铁锈地带。全球化和自动化本身是件好事，但问题是，自动化普及和产业链转移的速度太快了。到了90年代，华尔街批量生产 New Money 的时候，当年为国下岗的老一辈中产阶级离退休还有好多年，他们对华尔街唯一的理解，就是仔细数清楚对冲基金经理的工资单上有多少个零。美国后浪的生活也不咋地：《纽约时报》曾经创造过一个名为“无着落的一代人”的概念，在美国所有大学毕业生中，有35%的人从事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大学文凭。《纽约时报》说，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事业发展受阻，从事着无聊的工作，前景黯淡无光”[4]。全球化的本质并不难理解：资本与资本家可以满世界跑，工薪阶层却没办法自由流动，前者满世界占便宜，后者承担了代价。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80年代的剧烈变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约翰考上普林斯顿，汤姆进了通用汽车，我在镇上的麦当劳炸鸡，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的时代，彻底一去不复返了。<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7904d6e9ff3fb5ef61ca05168df00259\" tg-width=\"900\" tg-height=\"360\">今年3月，通用电气的传奇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因肾衰竭去世，引发朋友圈悼念狂潮。韦尔奇在1981年——也就是里根大战PATCO的同一年就任通用电气CEO，直到2001年光荣退休。韦尔奇在任的20年，可以算是一部浓缩的美国贫富分化史。20年间，韦尔奇把通用电气的市值从140亿美元干到了4000亿美元，与此同时，通用电气员工人数由最高时的41万人陆续被裁到23万人，很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但无法盈利的部门被关停，韦尔奇还通过多次收购，成功把金融服务业做成了GE的明星主业。业内对韦尔奇毁誉参半，《财富》杂志称他为“二十世纪最佳经理人”，工会则叫他“中子弹杰克”，讽刺韦尔奇通过裁员把人全炸死了，但通用电气的大楼还好好的，效果堪比中子弹。当然，韦尔奇职业生涯的成功除了个人努力，同样离不开两个历史的进程：一个是美国雇佣传统的瓦解：90年代之前，很多美国公司学习日本终身雇佣制，为员工提供高工资和高额的养老金计划，同时建立长期发展机会，并配套长远的研发与战略投资。但到了1993年，日后手把手教华为的郭士纳（Louis Gerstner）就把一切都给颠覆了。郭士纳上任后，在半年内果断裁员4.5万人，大幅度缩减业务条线和研发经费，同时改革了养老金计划，最大变化是40岁以上员工的养老金明显减少。另外一家巨头惠普的情况也差不多，它一度推行终身雇佣政策，到了90年代末，惠普开始解雇员工，缩减研发支出。大公司180度转型的背后则是另一个历史的进程：金融自由化。在里根政府之前，美国经历了十年的滞涨，二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遭到猛烈抨击。里根上台后，开启了一系列名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改革，简单总结下来就是三板斧：给富人减税、打击工会势力、疯狂发债。富裕阶层的最高边际税率直接从90%砍到了35%，政府赤字则扩大了三倍。同一时间，华盛顿逐渐放松了对华尔街的管制：先是《1980年银行法》废除了对存款利率的限制，金融衍生品市场井喷式增长。1982年，国会允许银行拿储户的存款购买各种金融产品，华尔街的野蛮人、妖精和害人精瞬间多了起来。1988年，银行业开始游说国会，废除大萧条时期颁布的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1999年，美国国会以参议院90对8，众议院362对57的高票废除了这项法律，美国经济在这期间飞速增长，代价则是增长的动能却从制造业永远的转向了金融业。普林斯顿大学2010届毕业生中，有近36%的人投身金融业。社会学家劳伦·里维拉的研究显示，哈佛高年级约70%的学生，定期向华尔街投送简历[4]。一些事情被永远改变了：1956年，《时代周刊》呼吁企业家“从盈亏角度，以及整个社会得失角度来评判自己的作为。”到了1991年，美国证监会允许公司高管秘密套现股票，无须向公众披露。6年后，率领可口可乐上市的传奇CEO罗伯特·戈伊苏埃塔（Roberto Goizueta）说，“我们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为股东创造像样的回报。”90年代，IBM、惠普和思科一边裁员一边上市，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在一次采访中说，当华为以10年为期规划战略时，它的对手开始用“财年”和“财季”指导业务。“如果思科不上市，爱立信不上市，一门心思盯着客户，华为怎会是它们的对手？”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推动了一系列诸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全民医保、扩大退税范围等措施，试图遏制贫富分化的趋势。然而，他的种种举动自然而然引来了华尔街的强烈不满，赖克也因此坐实了“社会主义当权派”的位置。<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12f8e930c6e2ad121e0b8cb5ff2074c3\" tg-width=\"1080\" tg-height=\"716\">赖克（中）与克林顿（右）当时，赖克还有一个强劲的对手：放水爱好者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1987年至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每当股市下跌超过20%左右，格林斯潘就会果断降息。长期如此，市场便认为美联储有意避免股市暴跌，索性冒着更大风险推高股价，投资者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格林斯潘看跌期权（Greenspan put）。1996年，连任成功的克林顿邀请赖克继续担任劳工部长，但心灰意冷的赖克离开了美国政坛。在卸任演讲上，赖克说：“各位朋友，我们的社会正在一分为二，一半是少数的赢家，另一半是被抛在后面的大多数美国人[2]。”随后，美国开启了一轮史无前例的超级大牛市。<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b826f93fa4ac03cb6b6929df8d2ba716\" tg-width=\"900\" tg-height=\"360\">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出台了一项针对股票期权的规定，为接下来30年的贫富分化埋下了灰线。规定表示：如果高管薪酬为股票期权，那么公司可以对薪酬100万美元以上的部分进行税前抵扣。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鼓励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钩，但在执行层面“走了一些弯路”。华尔街的理解是：股价上去了，高管多赚钱，公司少纳税，怎么看都是双赢。这部法案的诞生过程很有意思：当时，罗伯特·赖克想直接废除对大公司管理层的税收优惠政策，此举遭到时任财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的反对。后者游说克林顿，搞出了一个把税收优惠和业绩（股价）挂钩的“妥协方案”[2]。2013年，星巴克CEO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获得了价值1.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一举为星巴克节省了8200万美元的税款，这就是榜样的力量。90年代的股市腾飞后，股权激励开始在美国企业高管的薪酬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度可以达到总收入的80%以上。股市行情不错时，抛售手上的股票，就可以获得远超薪水的回报。1990年至今，经历互联网泡沫与次贷危机的标普500指数从330点上涨到3251点，足足翻了快十倍。<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f2557c10f2d51178a9cc29111818d49d\" tg-width=\"635\" tg-height=\"223\"><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f4e30373208b5ed17665418e00d0364a\" tg-width=\"644\" tg-height=\"232\">1980年至今的道琼斯指数（上）与标普500指数在如此高额的激励面前，高管们自然有动力不顾一切推高股价——比如回购。巴菲特曾在致股东信中多次强调：“我们非常喜欢股票回购，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公司回购的股票在市场中是被低估的。”然而，它们真的被低估了吗？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国民收入基本账户（NIPA）对企业利润的统计方法，美国企业的总利润仍停留在2014年的水平，企业利润占GDP比例还停留在2005年的水平。一个典型案例是沃尔玛，从2009年到2017年底，沃尔玛净利润累计增长为-2.02%，但花掉647亿美元进行回购之后，沃尔玛的股价在同期翻了一番。另一个例子是曾经如日中天的IBM：过去20年里，IBM花了1400亿美元回购股票，如今它的市值是1100亿美元。回购和股利本是上市公司回馈股东的举措，但当回购逐渐成为一种催升股价的财技，一切就开始变质。在《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罗伯特·赖克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CEO真的值那么多薪水吗？他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马丁·苏利文（Martin Sullivan）担任CEO期间，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股价下跌了98%，次贷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不得不花掉纳税人的1800亿美元保住这家公司。然而苏利文引咎辞职时，居然还拿到了4700万美元的退休金。美国原本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执掌的美联储果断降息，不到一年时间里将利率从5.25%降低至0%。大放水挽救了悬崖边的美国经济，却也带来了原创性的崭新问题：长达七年的低利率和美国企业的大举债时代。金融危机后，市场需求疲软，企业不愿意进行生产性投资，又碰上发债成本极其低廉，大举借钱回购股票就成为了极具诱惑的选择。美国股市也随之诞生了一种新的“内循环”：公司发债-回购股票-股价上升-高管数钱。当然，无论是联储撒钱，还是股市上涨，都与工薪阶层彻底无关了。如今，美国的贫富差距水平已经回到了1929年水平，2016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掌握着全美38.9%的财富，按家庭财富排名的后50%家庭仅拥有美国家庭总财富的1%，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储蓄。<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0bb4baa42e5da9154b4767a4aa8cf61d\" tg-width=\"400\" tg-height=\"225\">80年代后工薪阶层与大公司CEO工资差距变化美国的问题也许只属于美国，但有一个道理却是全世界通行的：熊市比的是收益率，牛市比的是本金。即使是人人参与的股市，往往也是股东和高管获益最多。更何况每一次的大放水，涨的都是有钱人的资产，而不是普通人的薪资。换句话说，放水不一定会引起通胀，但一定会导致不平等加剧。这轮全球疫情后的放水，似乎又在重复这种轮回。<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e9beb9915ecd3f6b6410614e3a6dd0f8\" tg-width=\"900\" tg-height=\"360\">从80年代初里根上台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CEO的薪水增长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长了10.2%。在历史上，美国贫富差距最极端的年份有两个：1928年和2007年——我们都很清楚第二年发生了什么。<img src=\"https://static.tigerbbs.com/c519b79d1e9469211535576cd8f0764a\" tg-width=\"737\" tg-height=\"476\">2016年之后，美国本来准备解决这个问题。2016年，伯南克的继任者耶伦（Janet Yellen）开始指挥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推进有序，且并没有伤害到经济的复苏。2018年鲍威尔（Jerome Powell）出任美联储主席后，一度也继承了耶伦的意志坚定前行。然而，对于视美股上涨为政绩的特朗普而言，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随后，美联储陆续实施了三次降息，并再度开始扩表，而疫情之后，美联储更是无底线放水，美股在短暂下跌后迅速拉出新高。投资者们看准了：实体经济每损失1美元，联储就会印出2美元来。问题只剩下了一个：从80年代至今，美国中产是如何在漫天洪水中撑过来的？首先，美国女性开始走向工作岗位。这里面有平权运动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女性需要工作来补贴家庭开支。1966年，全美国只有20%的母亲在外工作，到了90年代末，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0%。其中孩子不满6岁的母亲在外工作的比例从12%上升到了55%[3]。另外，美国后浪买房也需要6个钱包：2011年，全美国25岁至34岁的人当中，与父母同住的人比四年前多了120万。其次，狼性文化和996加班文化盛行一时。90年代末，一个普通美国人每年的工作时间超过2200小时，比欧洲人平均多出350小时，几乎可以比肩勤劳勇敢的日本社畜。利用额外时间打零工也很常见，和1979年相比，如今的美国人每年要多工作12周。《纽约时报》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很多美国公司“需要招一个22-22-22的人[5]”，即22岁，愿意每天工作22小时，年薪2.2万美元。或许中间的那个数字夸张了，但前后两个肯定不夸张。最后，大量工薪阶层实际上在举债度日。80年代至今，美国家庭债务爆炸式增长，支撑美国人钱包的东西从美元变成了信用卡。二战后，美国家庭平均债务占税后收入的比例是50%到55%，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个数字是138%[3]。今年，疫情又加重了美国中产的负担，美联储的数据显示，一季度美国家庭债务达到14.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比2008年第三季度金融危机期间的高点12.7万亿美元相比，还要高出1.6万亿美元。制造业转移导致工薪阶层收入停滞，资产牛市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技术革命在持续替代掉中低端工人，美国从80年代以来遇到的问题，会只有它一家经历吗？在《美国的逻辑》这本书里，赖克引用了一则俄罗斯的民间故事，来暗示了我们这场延续几十年的分化将如何收场：一个富有的地主买了一头牛，而他的邻居——一位贫穷的农民一辈子都买不起这样一头牛，于是，这位农民向上帝寻求帮助，没想到上帝居然回应了他的祈祷，说自己可以帮他，但这位农民并没有要求上帝给他一头同样的牛，而是告诉上帝：把富人的那头牛给杀了。","source":"lsy1585097861883","collect":0,"html":"<!DOCTYPE html>\n<html>\n<head>\n<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n<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initial-scale=1.0,minimum-scale=1.0,maximum-scale=1.0,user-scalable=no\"/>\n<meta name=\"format-detection\" content=\"telephone=no,email=no,address=no\" />\n<title>牛市的陷阱和宿命</title>\n<style type=\"text/css\">\na,abbr,acronym,address,applet,article,aside,audio,b,big,blockquote,body,canvas,caption,center,cite,code,dd,del,details,dfn,div,dl,dt,\nem,embed,fieldset,figcaption,figure,footer,form,h1,h2,h3,h4,h5,h6,header,hgroup,html,i,iframe,img,ins,kbd,label,legend,li,mark,menu,nav,\nobject,ol,output,p,pre,q,ruby,s,samp,section,small,span,strike,strong,sub,summary,sup,table,tbody,td,tfoot,th,thead,time,tr,tt,u,ul,var,video{ font:inherit;margin:0;padding:0;vertical-align:baseline;border:0 }\nbody{ font-size:16px; line-height:1.5; color:#999; background:transparent; }\n.wrapper{ overflow:hidden;word-break:break-all;padding:10px; }\n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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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f=https://mp.weixin.qq.com/s/n2lUqwGacCHXr3CbwiBUaw>远川研究所</a>\n\n\n</h4>\n\n</header>\n<article>\n<div>\n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的前半生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美国梦范本：他患有一种叫做费尔班克氏病（Fairbank's disease）的疾病，导致身高只有1米49，饱受校园霸凌。在这样的环境里，身残志坚的赖克一路读到了法学博士，拿到了通往精英阶层的门票。高中时代，有一个名叫迈克尔·史威纳（Michael Schwerner）的朋友，时常出面保护矮小的赖克。史威纳毕业后，投身...\n\n<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n2lUqwGacCHXr3CbwiBUaw\">Web Link</a>\n\n</div>\n\n\n</article>\n</div>\n</body>\n</html>\n","type":0,"thumbnail":"https://static.tigerbbs.com/3ce4524f3159771d39966dbd4e93487d","relate_stocks":{"399001":"深证成指","399006":"创业板指","000001.SH":"上证指数"},"source_url":"https://mp.weixin.qq.com/s/n2lUqwGacCHXr3CbwiBUaw","is_english":false,"share_image_url":"https://static.laohu8.com/e9f99090a1c2ed51c021029395664489","article_id":"1137104715","content_text":"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的前半生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美国梦范本：他患有一种叫做费尔班克氏病（Fairbank's disease）的疾病，导致身高只有1米49，饱受校园霸凌。在这样的环境里，身残志坚的赖克一路读到了法学博士，拿到了通往精英阶层的门票。高中时代，有一个名叫迈克尔·史威纳（Michael Schwerner）的朋友，时常出面保护矮小的赖克。史威纳毕业后，投身60年代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被极端主义者谋杀。这件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赖克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促使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社会公平和财富分配。1964年，赖克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常春藤高校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主修经济学。虽然硬件条件有短板，但赖克个人魅力十足，恋爱学业两不误，比如在大二的时候，他就跨校谈了一个来自韦尔斯利学院的女朋友——希拉里·罗德姆。本科毕业后，赖克同学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在前往英国的船上，晕船的赖克被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折磨地生不如死，以为要死在船上了。这时候有个同赴牛津的年轻人敲开了他的舱门，给他带来了鸡汤和饼干，照顾了他一路，并在后来成为了赖克一生的朋友。这个人就是他前女友未来的老公——比尔·克林顿，这对纸牌屋式的“贤伉俪”那会儿还不认识呢。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提出“Putting People First（为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并力邀赖克加入内阁班子担任劳工部长。在任期间，赖克提出了一系列诸如限制企业高管工资、加重富人税收、加强工会势力等政策，导致华尔街财团对其恨之入骨，纷纷划清界限。离开白宫后，赖克也没按照惯例去500强公司担任年薪百万的董事，而是回到大学一边讲课一边写书。从《下一个美国边疆》到《大众舆论的力量》，从《为什么美国的未来如此堪忧》到《拯救资本主义》，赖克对美国社会公平和财富分配制度的思考也越来越清晰。在2013年，赖克和导演雅各布·科恩布鲁斯（Jacob Kornbluth）一起合作拍摄了一部集他观点大成的纪录片，名叫Inequality for All，翻译过来叫“不平等时代”。对于财富分配不平等这个话题，香港同胞显然更有体会，所以港版译名也更简单粗暴：去他妈的公平正义。Inequality for All的核心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80年代初到今天，美国GDP在一路上涨，美国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增长，大企业高管的工资节节高升，股市更是一飞冲天，富人的财产性收入水涨船高，但在刨除通胀后，美国劳工阶层工资自80年代初开始，就再也没涨过。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工薪阶层工资变化趋势纪录片上映后反响平平，但赖克在片中的预言却接二连三的实现：从1980年至今，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足足翻了近30倍，但繁荣的股市并没有让所有人都受益，前10%的最富有人群持有的股票价值占比超过了80%，而全美2/3的美国人，仍然过着月光族的生活。这让我们对两个问题产生了好奇：第一是80年代初的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是美国的问题，会不会也变成我们的问题？历史的分叉，往往起源于一些不起眼的横截面。1981年8月3日，由于和联邦航空管理局谈判失败，美国航空管制员工会（PATCO）组织了一场13000人参与的大罢工，给了刚刚入主白宫的里根总统当头一棒。这位演员工会出身的总统当即宣布：如果不在48小时内复工，所有参与罢工的工人都会被解雇。参与罢工的工人都是些普通人，其中有很多二战老兵，甚至不乏里根的支持者。然而48小时之后，里根说到做到，当场解雇了11345名航空管制员，然后联邦法院锦上添花，宣布罢工违法，判决罢工工人终身不得再担任航空管制员，还顺便直接取缔了PATCO。对很多中学都没读完的美国工人来说，争取工资可不是靠聪明才智，而是依赖工会的议价能力。但里根的举动却向所有美国公司传递了一个信号：工会全是纸老虎。PATCO罢工事件发生后，美国工会地位一落千丈，美国左翼几十年来的苦心经营开始走下坡路。工会会员数量与中产阶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变化这件事在美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工人平工资与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形成了一个“内循环”：经济增长，中产阶级壮大；而中产阶级购买力增强，又推动了新的投资和创新，中产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经济也进一步发展。然而，这种循环在里根治下的80年代初被打破了。决定美国工人命运的还有两个历史进程：80年代，集装箱的兴起带来了轰轰烈烈的全球化与产业链转移，从70年代末开始，美国制造业一个接一个搬离本土，乔布斯引以为傲的Macintosh生产线也在1992年全部关闭，大量岗位流向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另一项历史进程是自动化的普及。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上世纪初预言，自动化可以将人类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不幸的是，自动化的确解放了人类，但消灭了大量诸如电话接线员、银行出纳和机场票务员这样的岗位，让中低收入工人的竞争者多了“机器人”这个物种。全球化和工会衰落从本质上摧毁了美国工人的议价能力。以前大公司只能和罢工工人“心平气和”的谈判，如今他们可以直接去亚洲雇佣更便宜的。1993年，美国西北航空以公司破产作为威胁，要求员工在工资问题上做出让步。十年后，这家公司4000多名技师罢工时，管理层索性宣布把他们的工作外包出去。就这样，跨国公司获得了更高的利润，亚洲的工人们拿到了更高的工资，美国人和欧洲人买到了更廉价的消费品，《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喜不自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金拱门防冲突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都不可能彼此开战，世界和平指日可待。以银行柜员为例：收入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那么，谁是输家呢？自里根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工资就开始原地踏步，同时发生的是美国中低端制造业的塌方式崩盘：里根治下，进口鞋在美国鞋类市场上占比由22%飙升至76%，2/3的制鞋厂因此倒闭。汽车业也不能幸免，80年代初，福特与通用出现了创纪录的亏损，行业失业人数超过了30万。钢铁工业同样如此，1979~1984年，进口钢铁占国内市场份额从15%上升到25%，与此同时，国内钢铁业就业人数几乎腰斩，因钢铁工业坍塌而相伴衰落的区域，后来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铁锈地带。全球化和自动化本身是件好事，但问题是，自动化普及和产业链转移的速度太快了。到了90年代，华尔街批量生产 New Money 的时候，当年为国下岗的老一辈中产阶级离退休还有好多年，他们对华尔街唯一的理解，就是仔细数清楚对冲基金经理的工资单上有多少个零。美国后浪的生活也不咋地：《纽约时报》曾经创造过一个名为“无着落的一代人”的概念，在美国所有大学毕业生中，有35%的人从事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大学文凭。《纽约时报》说，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事业发展受阻，从事着无聊的工作，前景黯淡无光”[4]。全球化的本质并不难理解：资本与资本家可以满世界跑，工薪阶层却没办法自由流动，前者满世界占便宜，后者承担了代价。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80年代的剧烈变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约翰考上普林斯顿，汤姆进了通用汽车，我在镇上的麦当劳炸鸡，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的时代，彻底一去不复返了。今年3月，通用电气的传奇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因肾衰竭去世，引发朋友圈悼念狂潮。韦尔奇在1981年——也就是里根大战PATCO的同一年就任通用电气CEO，直到2001年光荣退休。韦尔奇在任的20年，可以算是一部浓缩的美国贫富分化史。20年间，韦尔奇把通用电气的市值从140亿美元干到了4000亿美元，与此同时，通用电气员工人数由最高时的41万人陆续被裁到23万人，很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但无法盈利的部门被关停，韦尔奇还通过多次收购，成功把金融服务业做成了GE的明星主业。业内对韦尔奇毁誉参半，《财富》杂志称他为“二十世纪最佳经理人”，工会则叫他“中子弹杰克”，讽刺韦尔奇通过裁员把人全炸死了，但通用电气的大楼还好好的，效果堪比中子弹。当然，韦尔奇职业生涯的成功除了个人努力，同样离不开两个历史的进程：一个是美国雇佣传统的瓦解：90年代之前，很多美国公司学习日本终身雇佣制，为员工提供高工资和高额的养老金计划，同时建立长期发展机会，并配套长远的研发与战略投资。但到了1993年，日后手把手教华为的郭士纳（Louis Gerstner）就把一切都给颠覆了。郭士纳上任后，在半年内果断裁员4.5万人，大幅度缩减业务条线和研发经费，同时改革了养老金计划，最大变化是40岁以上员工的养老金明显减少。另外一家巨头惠普的情况也差不多，它一度推行终身雇佣政策，到了90年代末，惠普开始解雇员工，缩减研发支出。大公司180度转型的背后则是另一个历史的进程：金融自由化。在里根政府之前，美国经历了十年的滞涨，二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遭到猛烈抨击。里根上台后，开启了一系列名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改革，简单总结下来就是三板斧：给富人减税、打击工会势力、疯狂发债。富裕阶层的最高边际税率直接从90%砍到了35%，政府赤字则扩大了三倍。同一时间，华盛顿逐渐放松了对华尔街的管制：先是《1980年银行法》废除了对存款利率的限制，金融衍生品市场井喷式增长。1982年，国会允许银行拿储户的存款购买各种金融产品，华尔街的野蛮人、妖精和害人精瞬间多了起来。1988年，银行业开始游说国会，废除大萧条时期颁布的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1999年，美国国会以参议院90对8，众议院362对57的高票废除了这项法律，美国经济在这期间飞速增长，代价则是增长的动能却从制造业永远的转向了金融业。普林斯顿大学2010届毕业生中，有近36%的人投身金融业。社会学家劳伦·里维拉的研究显示，哈佛高年级约70%的学生，定期向华尔街投送简历[4]。一些事情被永远改变了：1956年，《时代周刊》呼吁企业家“从盈亏角度，以及整个社会得失角度来评判自己的作为。”到了1991年，美国证监会允许公司高管秘密套现股票，无须向公众披露。6年后，率领可口可乐上市的传奇CEO罗伯特·戈伊苏埃塔（Roberto Goizueta）说，“我们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为股东创造像样的回报。”90年代，IBM、惠普和思科一边裁员一边上市，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在一次采访中说，当华为以10年为期规划战略时，它的对手开始用“财年”和“财季”指导业务。“如果思科不上市，爱立信不上市，一门心思盯着客户，华为怎会是它们的对手？”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推动了一系列诸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全民医保、扩大退税范围等措施，试图遏制贫富分化的趋势。然而，他的种种举动自然而然引来了华尔街的强烈不满，赖克也因此坐实了“社会主义当权派”的位置。赖克（中）与克林顿（右）当时，赖克还有一个强劲的对手：放水爱好者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1987年至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每当股市下跌超过20%左右，格林斯潘就会果断降息。长期如此，市场便认为美联储有意避免股市暴跌，索性冒着更大风险推高股价，投资者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格林斯潘看跌期权（Greenspan put）。1996年，连任成功的克林顿邀请赖克继续担任劳工部长，但心灰意冷的赖克离开了美国政坛。在卸任演讲上，赖克说：“各位朋友，我们的社会正在一分为二，一半是少数的赢家，另一半是被抛在后面的大多数美国人[2]。”随后，美国开启了一轮史无前例的超级大牛市。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出台了一项针对股票期权的规定，为接下来30年的贫富分化埋下了灰线。规定表示：如果高管薪酬为股票期权，那么公司可以对薪酬100万美元以上的部分进行税前抵扣。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鼓励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钩，但在执行层面“走了一些弯路”。华尔街的理解是：股价上去了，高管多赚钱，公司少纳税，怎么看都是双赢。这部法案的诞生过程很有意思：当时，罗伯特·赖克想直接废除对大公司管理层的税收优惠政策，此举遭到时任财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的反对。后者游说克林顿，搞出了一个把税收优惠和业绩（股价）挂钩的“妥协方案”[2]。2013年，星巴克CEO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获得了价值1.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一举为星巴克节省了8200万美元的税款，这就是榜样的力量。90年代的股市腾飞后，股权激励开始在美国企业高管的薪酬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度可以达到总收入的80%以上。股市行情不错时，抛售手上的股票，就可以获得远超薪水的回报。1990年至今，经历互联网泡沫与次贷危机的标普500指数从330点上涨到3251点，足足翻了快十倍。1980年至今的道琼斯指数（上）与标普500指数在如此高额的激励面前，高管们自然有动力不顾一切推高股价——比如回购。巴菲特曾在致股东信中多次强调：“我们非常喜欢股票回购，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公司回购的股票在市场中是被低估的。”然而，它们真的被低估了吗？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国民收入基本账户（NIPA）对企业利润的统计方法，美国企业的总利润仍停留在2014年的水平，企业利润占GDP比例还停留在2005年的水平。一个典型案例是沃尔玛，从2009年到2017年底，沃尔玛净利润累计增长为-2.02%，但花掉647亿美元进行回购之后，沃尔玛的股价在同期翻了一番。另一个例子是曾经如日中天的IBM：过去20年里，IBM花了1400亿美元回购股票，如今它的市值是1100亿美元。回购和股利本是上市公司回馈股东的举措，但当回购逐渐成为一种催升股价的财技，一切就开始变质。在《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罗伯特·赖克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CEO真的值那么多薪水吗？他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马丁·苏利文（Martin Sullivan）担任CEO期间，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股价下跌了98%，次贷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不得不花掉纳税人的1800亿美元保住这家公司。然而苏利文引咎辞职时，居然还拿到了4700万美元的退休金。美国原本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执掌的美联储果断降息，不到一年时间里将利率从5.25%降低至0%。大放水挽救了悬崖边的美国经济，却也带来了原创性的崭新问题：长达七年的低利率和美国企业的大举债时代。金融危机后，市场需求疲软，企业不愿意进行生产性投资，又碰上发债成本极其低廉，大举借钱回购股票就成为了极具诱惑的选择。美国股市也随之诞生了一种新的“内循环”：公司发债-回购股票-股价上升-高管数钱。当然，无论是联储撒钱，还是股市上涨，都与工薪阶层彻底无关了。如今，美国的贫富差距水平已经回到了1929年水平，2016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掌握着全美38.9%的财富，按家庭财富排名的后50%家庭仅拥有美国家庭总财富的1%，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储蓄。80年代后工薪阶层与大公司CEO工资差距变化美国的问题也许只属于美国，但有一个道理却是全世界通行的：熊市比的是收益率，牛市比的是本金。即使是人人参与的股市，往往也是股东和高管获益最多。更何况每一次的大放水，涨的都是有钱人的资产，而不是普通人的薪资。换句话说，放水不一定会引起通胀，但一定会导致不平等加剧。这轮全球疫情后的放水，似乎又在重复这种轮回。从80年代初里根上台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CEO的薪水增长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长了10.2%。在历史上，美国贫富差距最极端的年份有两个：1928年和2007年——我们都很清楚第二年发生了什么。2016年之后，美国本来准备解决这个问题。2016年，伯南克的继任者耶伦（Janet Yellen）开始指挥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推进有序，且并没有伤害到经济的复苏。2018年鲍威尔（Jerome Powell）出任美联储主席后，一度也继承了耶伦的意志坚定前行。然而，对于视美股上涨为政绩的特朗普而言，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随后，美联储陆续实施了三次降息，并再度开始扩表，而疫情之后，美联储更是无底线放水，美股在短暂下跌后迅速拉出新高。投资者们看准了：实体经济每损失1美元，联储就会印出2美元来。问题只剩下了一个：从80年代至今，美国中产是如何在漫天洪水中撑过来的？首先，美国女性开始走向工作岗位。这里面有平权运动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女性需要工作来补贴家庭开支。1966年，全美国只有20%的母亲在外工作，到了90年代末，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0%。其中孩子不满6岁的母亲在外工作的比例从12%上升到了55%[3]。另外，美国后浪买房也需要6个钱包：2011年，全美国25岁至34岁的人当中，与父母同住的人比四年前多了120万。其次，狼性文化和996加班文化盛行一时。90年代末，一个普通美国人每年的工作时间超过2200小时，比欧洲人平均多出350小时，几乎可以比肩勤劳勇敢的日本社畜。利用额外时间打零工也很常见，和1979年相比，如今的美国人每年要多工作12周。《纽约时报》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很多美国公司“需要招一个22-22-22的人[5]”，即22岁，愿意每天工作22小时，年薪2.2万美元。或许中间的那个数字夸张了，但前后两个肯定不夸张。最后，大量工薪阶层实际上在举债度日。80年代至今，美国家庭债务爆炸式增长，支撑美国人钱包的东西从美元变成了信用卡。二战后，美国家庭平均债务占税后收入的比例是50%到55%，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个数字是138%[3]。今年，疫情又加重了美国中产的负担，美联储的数据显示，一季度美国家庭债务达到14.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比2008年第三季度金融危机期间的高点12.7万亿美元相比，还要高出1.6万亿美元。制造业转移导致工薪阶层收入停滞，资产牛市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技术革命在持续替代掉中低端工人，美国从80年代以来遇到的问题，会只有它一家经历吗？在《美国的逻辑》这本书里，赖克引用了一则俄罗斯的民间故事，来暗示了我们这场延续几十年的分化将如何收场：一个富有的地主买了一头牛，而他的邻居——一位贫穷的农民一辈子都买不起这样一头牛，于是，这位农民向上帝寻求帮助，没想到上帝居然回应了他的祈祷，说自己可以帮他，但这位农民并没有要求上帝给他一头同样的牛，而是告诉上帝：把富人的那头牛给杀了。","news_type":1},"isVote":1,"tweetType":1,"viewCount":1484,"commentLimit":10,"likeStatus":false,"favoriteStatus":false,"reportStatus":false,"symbols":[],"verified":2,"subType":0,"readableState":1,"langContent":"CN","currentLanguage":"CN","warmUpFlag":false,"orderFlag":false,"shareable":true,"causeOfNotShareable":"","featuresForAnalytics":[],"commentAndTweetFlag":false,"upFlag":false,"length":20,"xxTargetLangEnum":"ZH_CN"},"commentList":[],"hasMoreComment":false,"orderTyp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