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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一篇《孙宇晨 9 年前讲课刷屏互联网：为什么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对孙宇晨的「三不主义」的深度解读后，我们发现这套看似极端的人生选择背后，实际上有着一个更宏大的思考体系：他对财富本质、时代变迁，以及个人在历史洪流中定位的深度思考。

「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只是表象，真正值得探讨的是：孙宇晨究竟是如何理解财富的？他对中国社会的财富创造与传承困境有怎样的洞察？中国人为什么富不起来，富了也富不过三代？背后的制度与文化根源是什么？在他看来，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怎样的时代转型？为什么 9 年前就认同特朗普当选总统？

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样藏在孙宇晨 9 年前的音频课程《财富自由革命之路》里，在那个他刚从北大毕业、在美国求学归来，正准备大干一场的人生节点上，孙宇晨的思考解释了他个人的财富观念。而这些年里，孙宇晨又真的在实践中验证了自己的判断。

为便于阅读，律动 BlockBeats 继续在原始音频基础上做最小幅度的润色与重新编排。完整呈现孙宇晨的财富价值观体系。

1、问：为什么你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正在经历从什么样的社会向什么样的社会转变？

孙宇晨：以前李敖写过一本书，专门批判国民党所谓的「权力结构分配」——他称之为「**串联」。话虽然不好听，但确实戳中要害：谁离蒋介石的**越近，谁的权力就越大。为什么宋子文能当外交部长、当中国银行行长、当财政部长？不就是因为蒋介石娶了他的姐姐吗？道理很直白。放大到更广的层面，五十年前中国许多地方的权力分配，往往依赖这权力结构逻辑：从治理一个国家，到管理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家族，政治世家层出不穷。本质上，这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工业社会」。

这里引一段我很喜欢的句子，来自王尔德（《纸牌屋》里安德伍德也说过）：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except sex. Sex is about power.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传统社会里，世界上几乎所有事都围绕「性与繁殖」展开；只有「性本身/繁殖本身」不是关于性，而是关于权力。

为什么说「万事万物都是关于性与繁殖」？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本质就是围绕繁衍与家庭利益的资源安排。每个人的人生路径：到了适婚年龄要结婚，结了婚要生孩子，生了孩子要为孩子配置教育、房产、遗产，这些几乎都围绕「性与繁殖」的逻辑旋转。你回看自己做的每一步、赚的每一笔钱、做的每一个选择，是否都在为这件事服务？

国家层面也类似。封建社会两三千年，权力分配并不基于能力，而是基于嫡长子继承制——谁的姓、谁的出身，决定了谁来掌权。资源分配、权力分配，本质上是「性—血缘—权力」的链条。就连家族，也是如此。前段时间我回山东老家翻族谱，女子没有家族继承权，甚至不能进族谱——这就是「sex is about power」的直观体现：姓与权力高度绑定。我们决定一个家族、一个阶层由谁主宰，往往并不问「能力如何、贡献几何」，更多是看血缘、出身，这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底层逻辑。

而今天，我们正处在从「家庭/性—权力」逻辑，向「个人/能力—网络」逻辑迁移的关口。也因此，我一再强调要有战略感：在这场跨代际的转型中，谁先理解、先行动、先把自己重构为「以个人为单位、以网络为杠杆」的生产者，谁就更有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的波动里，少踩坑、多抓住机会。

我觉得就从按权分配变成按钱分配，本身是非常伟大。所以从我们回到「为什么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这个话题本身，我们基本上就是从一个从与性和权利主宰的社会，渐渐在向金钱和自由主宰的社会过渡。

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一个人深刻的理解了这一章的想法的话，他就会得到一个二分法，凡是与性权利相关的，都是落后的，都是应该被抛弃的，而与金钱和自由相关的都是应当被鼓励的，都是进步的。如果懂得这一点之后，你去分析你生活中出现的点点滴滴、各式各样的事情，我觉得你就已经能如虎添翼了，包括很多事情你在做出选择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具有非常多的自己的想法。

2、问：这种转变的本质特征和特点是什么？

孙宇晨：前面说的王尔德的话：「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sex is about power」已经把传统社会的底层逻辑说得很清楚。

不过，随着时代演进，这套东西已经在后退，虽然仍是当下社会的一种主流形态，但具体表现正在改变。比如，女性进不了族谱、不能工作的那一套已不复存在；权力分配也不再完全按「距离核心多近」来定，虽然类似现象还常见。是什么力量在改变它？我借王尔德的句式，给新社会做个概括：「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money, except money; money is about freedom.」

翻译过来是什么呢？就叫做现在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事情，万事万物都是关于金钱的，大家要注意，我们已经追从性和繁殖变成了金钱，除了金钱，金钱是关于自由的。首先大家可能很好理解叫做为什么万事万物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关于金钱的呢。相信这个事情甚至我不用解释，大家体会比我更深，但是这个理解你千万不要理解，说不是就什么都是为了钱吗？没有这么简单，你要注意它的替换，是替换掉了繁殖和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可能日后决定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开始从繁殖性变成了金钱。

我们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萌芽了，比如说有的人结婚一辈子奋斗，其实就是为了为人类多做贡献，多赚点钱，不一定要结婚生小孩，这样的人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发现了吧。其实大家不要以为不结婚这个事情的意义很小，它是非常大的，这基本上对是对人类社会以往结构的一个挑战。你想想，如果一个人结不结婚了，那他基本就放弃了以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工业生产、社会的基本职能，在之前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那你不搞 sex 了，那你基本是不是就会将所有的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放在个人身上？因为我没有小孩，没有父母需要 care about，所以我就只关心我自己，关心人类，甚至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你本身你这个人和你自己具有了重新的意义。

再举个身边的例子：今天仍有很多农村女孩进城打工，把大部分钱寄回家——要赡养父母，还要供弟弟上学。为什么「供弟弟」成了她的天然义务？从边界感看，这本应是弟弟自己或父母要承担的责任。但在传统结构里，这是典型的「以女性牺牲补贴男性」的权力分配：女性被视作可被交易/支取的资源。遇到这类情况，我给的建议通常很决绝：第一步，和父母、弟弟把边界讲清楚——我们之间是纯粹的亲情，亲情不应被金钱捆绑；各自的责任各自承担，我会尽孝，但不会无底线补贴。若讲不通，必要时果断停止经济输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金钱参与社会分配以及成为社会主流资源决定形态以及评价人的主流方式之后，每个人都空前获得了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的 money is about freedom。就后面这句话的含义，因为你想想这个社会基本上只有两种判断人的方式，一种是根据性，一种就只能根据金钱来判断。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现在美国大选，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可能别人经常说，「哎呦，美国大选是金钱操纵的选举，金钱操纵不好诶」。但是金钱操纵之前是什么操纵？金钱操纵之前就只有性能操纵，所以这就是 sex is about power 转向 money is about freedom 的一个例子。

3、问：为什么中国的穷人致富总是很难？哪怕富起来了，中国的富人为什么从来都富不过三代？

孙宇晨：这两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当时我们在湖畔大学，和校董沈国军老师也讨论了很久。

先看欧美的情况。欧美很多家族别说三代了，繁盛十几代的比比皆是，甚至有延续上千年的——像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杜邦等家族，经历战争与经济危机而不倒。美国建国才 200 多年，但不少家族的兴盛史甚至比国家历史更久。再看邻居日本，很多商家从江户时代一路传到今天，门庭依旧兴旺。

2006 年胡润发布「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榜，统计了 100 家长盛不衰的家族企业。第一名是日本大阪做寺庙建筑的「金刚组」，已传第 40 代，历史 1,400 多年。榜单上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英、法、美分列前三，各有 17、16、15 家，日本也有 10 家。就算排名第 100 的企业，历史也超过 225 年。

反观中国，别说 200 年前，哪怕五六十年前的富豪家族——历史书上提到的爱国企业家张謇、卢作孚等，家族与事业如今也基本烟消云散。今天中国的富豪大多是白手起家的「富一代」，连「富二代」都还稀少，这几年才刚刚出现一点。想想很蹊跷：自称五千年文明古国，居然连「富二代」都少，「富三代」更是几乎没有。偶尔听到「富三代」，大多是香港或海外归来的家族，本土的还停在第二代。而欧美（尤其欧洲大陆）很多家族平均已传 20～40 代。「富不过三代」，真是极具中国特色。

细想就更匪夷所思：我爷爷富、我爸富、我也富，为什么到我儿子就一落千丈？别说财富，甚至连性命都难保。我们常说「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远」，可在中国，站在富人的肩膀上反而死得更快。这问题长期困扰中国富人。可能有人会说：我又不是富人，富人早倒不是好事吗？但要明白，一个国家里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果富人都保不住财富，穷人也很难通过积累变成富人。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民族也非常勤劳。调查显示，中国员工平均每日工作 8.66 小时，高于绝大多数主要经济体，远超德国、法国、瑞士等发达国家，也强于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发展中国家。可为什么中国贫困人口仍多，不少人长期处在贫困之中？当然，近四十年来中国脱贫速度极快：四十年前我们还排在最贫穷之列，如今「最穷」的帽子早甩给了非洲一些国家。但现实仍是：穷人不少，贫富差距在拉大。

那么，为什么勤劳的中国人富不起来？为什么就算富了也「富不过三代」？这真是两个「天问」。喜马拉雅 CEO 老于曾跟我聊过，他自己也没想透：为什么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我今年才 26 岁，是 90 后，回答未必权威。但我觉得，这两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不亚于我们常挂在嘴边的那些「大问题」——航天、航母、收复台湾、称霸世界等。什么时候中国人能靠勤劳致富，并把财富长期保留下来，这件事的意义，甚至比国家强大、民族崛起更重要。

在湖畔大学讨论时，银泰集团董事长沈国军抛出这个问题，许多同学都给出了答案。我也说了自己的看法，他当时非常赞同。今天就把我的思路分享出来。

宏观看，中国人富不起来、富不过三代，核心原因很简单：整个社会对财富与财产权的漠视与践踏。想想也自然：如果从内心就不把致富当回事，富了又怎么可能长久保有？通俗点说，中国人打心眼里没把「钱」当成神圣之物，也不认为财产权不可侵犯。

那中国人把什么当神圣？从网络舆论可见端倪：比如，一个女生结婚不是第一次，这在一些人眼里是「罪大恶极」，会遭到猛烈抨击；再比如，腾讯做了一款软件被指「抄袭」，喷子能把它喷上天；又比如某地发生天灾，如果有人不捐款，甚至像当年王石提出「有限捐款」，也会被骂到体无完肤。经历过 2008 年汶川地震的人都知道，王石当时几乎被骂到人生低谷，差点从万科辞职。

但仔细看，这三个例子里，被喷的人在道德上其实并无瑕疵，甚至谈不上「错」。第一，女性结婚是否是第一次，这是个人身体权利的行使；只要双方自愿、如实沟通，就是正常的自由恋爱。要说「错」，也只是在于是否欺瞒，而不是「是不是第一次」本身。第二，腾讯是否抄袭？这几年大家也逐步形成了更公正的看法。我们天天用的微信，当初也是借鉴米聊的。商业世界里，产品竞争本质是市场机制；真正该想的是：在原创基础上，如何把产品做得更好，更好服务用户，而不是「我先做的，你不能做」。抄袭在学术研究中当然不道德也违法，但在商业实践中，「借鉴、超越」是常态。腾讯、苹果无不是在学习与迭代中把创意打磨到极致，服务更广的消费者。就算将来腾讯「抄」了陪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鞭策，证明我产品做得不错。我会更努力把它做好；若因此被打败，我也不怪腾讯。第三，遇到天灾，捐不捐是个人财产自由。社会可以倡导互助，但坚持「不捐」同样是自由，不应被道德绑架。

由此可见，中国人特别爱在道德上纠缠无关痛痒的小节，甚至把一些根本算不上「道德构成」的事拔到道德高度。吃不吃狗肉也是如此。每年玉林狗肉节都会成为舆论焦点。说句可能掉粉的话：狗再「高贵」，本质仍是宠物，是一种物品；它并不存在所谓「生命权」的法律概念（至少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吃不吃狗肉，是个人选择。现在人类社会仅在人权层面明文保护「人不被吃」，至于动物食用与否，更多是个人与社会习俗的范畴。可每年拦狗车的人不少——幸亏猪长得不够「萌」，否则连运猪车都要被拦了，大家餐桌上可能就没肉了。可见我们把大量精力耗在这些枝节上，把并不必要的「小节」无限拔高。

而对真正该神圣捍卫的东西——财产权，却常常掉以轻心。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保护的，就是每个人合法拥有的财产。哪怕是一枚铜板，只要属于某人，就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保护；一旦被抢夺，就应引起公众的愤慨，属于触犯社会底线之事，人人得而诛之。连当事的侵占者也应该在良心上受到谴责、不得安宁。

可在今天的中国是这样吗？显然不是。很多人觉得占他人财产理所当然，甚至引以为豪。日常生活里，大家或多或少都被借过钱；也许你自己也赖过账，说好一个月归还，到期各种拖延，甚至干脆耍赖。网络上那句流行语：「我凭本事借的钱，凭什么要还？」听着像段子，其实不是，现实中这样的人太多了。本质是：他们骨子里就不把「钱」当回事，不把「借钱不还」当回事。

想想看，借钱不还，和「杀人放火」当然不是同一法律层级，但在破坏社会秩序、侵害他人权益的道德层面，性质并不轻。普通人别说杀人，杀只鸡都会手抖，会有内疚感；可一到「借钱不还」，不少人却毫无歉意。更可悲的是，当你把被赖账的遭遇讲给旁人听，按理说应得到理解和支持，结果往往是：「算了吧，不就几百块，当施舍了；做人别这么计较。」于是，原本是在维护自己神圣的财产权，反倒被指成「人小气、不大度」。这才是当下最可笑也最可悲的现实。

在西方国家，财产权就是神权，不可被践踏。所以西方有个词叫「信托」。什么是信托？比如我孙宇晨作为受托人，朋友去世后，他通过信托把财产托付给我，由我照顾他的儿女。在中国，遇到这种情况，表面上会说：「把钱给我，兄弟你放心去吧，我一定照顾好孩子。」可说不定你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把你的财产和妻女一并占了。

西方的信托制度会这样吗？当然不会。受托人是在上帝面前发过誓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一辈子信守诺言。所以西方才会有存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信托机构和组织。

有读者会说：中国不是也有「信托」吗？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西方的信托被玩成了理财产品。「买信托」往往指年化 8% 的刚兑理财，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财富传承信托。中国人对真正的信托几乎没有概念，也不太信任「信托」。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本质上还没有真正的信托。

在西方，金钱与财产与上帝一样神圣，信仰与信托紧密相连。一个人能赚到钱，是对其灵魂的最高奖赏。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赚到钱，离上帝更近，道德也更高尚。

而在中国，流行的却是另一套说法：「不就有俩臭钱吗？为富不仁！」——于是「打劫」就成了正义。中国人的「逻辑」常是：你有钱本身就是原罪，你必须为「为何有钱」作出解释。欧美恰恰相反：没钱才是原罪；没钱的人要在上帝面前忏悔：我这辈子太懒，不够努力，才会贫穷。

中国则倒过来：有钱的人要忏悔，当然不是向上帝，而是向准备打劫你的人「忏悔」。在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下，财产权被长期压抑，每隔半个世纪甚至更短，就会来一次大型的「财产洗牌」。许多有钱人不仅财产不保，连性命也不保，这已不是「富不过三代」，而是「活不过三代」的问题。

听起来很可怕：在这片土地上，一旦你富起来，最后的下场很可能是这样——你若幸运，得个好死；你儿子也够幸运，再得个好死；到了孙子那一辈，「好死」的概率基本清零。谁不信，翻翻历史。

以近两百年为例：距今约 200 年前的 1817 年，再过三十来年便是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率领那群「以打劫为乐」的造反者，把两广、江浙、整个长江以南的有钱人几乎杀了个精光（李秀成等人一度北上，差点打到北京）。

你以为「幸好我在北方」？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捻军起义、回民起义、白莲教、红灯照还在前面等着你。捻军（1851—1868）横扫黄淮流域；陕甘回民起义（1862—1873）席卷宁夏、陕西、甘肃。

等到 1870、1880、1890 年代略稍稳定，又有八国联军、辛亥革命，随后是连年军阀混战。其间别说普通人保不住财富，连宣统皇帝都保不住。要知道，宣统皇帝的私产是明文写进《清室优待条件》的——「清帝私产由政府特别保护」。结果「特别」没几年，1924 年冯玉祥就把溥仪赶出紫禁城，限三小时离宫，否则开炮。原本约定的「岁用二百四十万两白银」，也随手改成「每年补助五十万元」。

《优待条件》里还写着：「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封禁，设卫兵保护。」结果谁当回事？军阀孙殿英直接盗掘乾隆裕陵、慈禧定陵，金银珠宝洗劫一空。后来他非但没事，反而一路加官进爵。当时他把赃物四处送礼，「法不责众」，上流社会也欣然笑纳，鲜有人义正辞严地谴责「这就是抢劫」。条约成了笑话。更逗的是，连被打劫的溥仪自己也似乎并不当回事。

有一张 1961 年的历史照片：纪念辛亥革命 50 周年时，陆钟麟、溥仪、熊秉坤三人肩并肩、嘻嘻哈哈合影。溥仪是末代皇帝，熊秉坤是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人，这俩合影尚可理解；可是陆钟麟？他 1924 年任京都警备司令，奉冯玉祥之命把溥仪逐出紫禁城。这是明目张胆的「抢劫犯」。结果两人还能搂肩合照、谈笑风生，仿佛抢劫就是过家家。

连被打劫的人都不把打劫当回事，连清帝都无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在那样动荡的年代，普通人的财富又如何能保得住？答案不言自明。

刚才我们从宏观上讲了中国人富不起来、富不过三代的核心原因。那从微观上看，我觉得现象的根子在于：很多人分不清人与人的边界，也不明白个人存在于世界的价值。在前面的「家人边界」一章里我们谈过区分边界的重要性，这里想说的是：抢劫横行，本质上就和边界模糊有很大关系。大家想想，为什么有人会肆无忌惮地去抢陌生人？核心原因太简单：连自己家人都敢「抢」。经常我们讲段子，不是说「我起来连自己都打」吗？连自己都能下手，怎么会不敢对你动手？连亲爹、亲儿子、亲老公、亲老婆都能下手，不眨眼；抢你个陌生人，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所以这类抢劫，常常是由亲及疏地蔓延。中国家庭里「相爱相杀」的现象，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再说为什么对财产权的侵犯不眨眼？因为很多时候连「人权」都没有被当回事。相当一部分父母把子女当作自己的附属物，不少子女也把父母当作自己的附属物。你不过是「家里的人」，在他眼里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于是践踏你的人权就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父母干涉子女婚姻，把婚姻简化成天价彩礼；要求子女每月寄钱；子女也肆无忌惮地干涉父母，要求父母给自己解决房子、车子；甚至干涉父母是否再婚、是否离婚。连至亲之间都能理直气壮地「抢」，侵犯陌生人就更成了家常便饭。就像我们常听到的那句粗话：不抢就是傻子。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抢」，颇有一种阿 Q 式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气魄。

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人与人的清晰边界。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能不能得到社会尊重与承认，首先不取决于外人，而取决于他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是否认可。如果这些人都不尊重你的人权，不承认你对自己人生的支配权，还谈何得到社会整体的认可与保护？

可悲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既分不清家人的边界，也不知道尊重人权为何物。举个几乎人人可能遇到的例子：家暴。在西方国家，一旦发生家暴——不论是丈夫打妻子，还是父亲打孩子——任何受害方都可以立刻报警，警察会马上赶到并按法律处理，举证责任往往也不在受害方。警察只要到场发现女方有伤痕，就会先行逮捕男方；男方必须请律师、缴纳不菲的保释金才能出来。即便释放，法官通常也会给女方签发保护令；在保护令期间，丈夫即便回家也不得威胁妻子，甚至可能被禁止回家、禁止联系，一旦再犯立刻再抓。同时，如果女方没有收入，男方还要支付抚养费。可见，西方社会对家庭边界的保护非常清楚。

而在中国大陆，太多人从小就生活在家暴的环境里。家庭吵架、肢体冲突，警察往往不予理会，经常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抹过去了；就算要管，也常被认为是居委会、七大姑八大姨该管的事，不要占用「宝贵的警力资源」，最多以教育、调解为主。由此可见，西方把「人当人」，我们这边则常常一旦对方是你的老爸、老公或家人，你在他眼里就「不是人」了。甚至长期以来，「婚内**」都不被视为**。一个男人把女人按在床上**，警察来了，他只要一句「我是她老公/男朋友」，事情往往就此了结。更离谱的，骗子、人贩子在街头掳走女性，被路人阻止时，惯用伎俩就是：「我是她男朋友/老公。」有时再加两句「她给我戴绿帽子」。这时围观者不仅不帮受害者，反而拍手叫好，甚至助纣为虐。这类案件屡见不鲜，多到都被改编进电视剧了。比如《心理罪》、刘涛主演的《下一站婚姻》里都有类似桥段：女方明明不认识对方，但群众听信「家属」一面之词，对「出轨女性」的偏见一股脑儿倾泻在她身上，辩解被喝彩声淹没，连正当反抗都被当成「不良妇女」的**行径。

可见，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只要是「老公/老婆」，就可以随意处置。你上微博搜一搜「当街打小三」「直播抓奸」，多如牛毛；光天化日之下把女性扒光殴打，少有人出面制止。很多人甚至会觉得「这不就是对的吗？符合三观呀。」而在欧美，即便对方真的「搞了破鞋」，那也是道德问题，你也无权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权。警方会第一时间控制施暴者，路人的第一反应也多是制止、报警。

因此，很多女权主义者呼吁反家暴，我认为他们对「家暴」的理解还可以更深入：本质并非只是「大男子主义」，而是社会整体对人权、生命权缺乏尊重。如果一个人连生命权都不尊重，你更不可能指望他去尊重财产权。

再看财产边界。很多家庭对财产的划分也极不清晰。前几天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案例：父母年纪大了，不能贷款买房，于是用女儿的名义买。首付有一半是父亲出的，后续还款也准备由父母承担，房子给父母居住养老。因为房产证写的是女儿的名字，父亲要求女儿给他打借条。女儿就觉得受伤：她潜意识里认为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父母出的钱「本质上也是我的」。甚至有人发问：怎样「让父母给自己出首付」？还有人直言对父母心怀怨恨：不是父母伤害了自己，而是「他们晚给了两年」。本来能住 100 平的大房子，现在只能住 60 平的小窝，于是「我很恨他们」。你看，父母白送钱给你做首付，因为「送晚了两年」，你就想把他们「干掉」。这就是现实：对生命与财产权缺乏最基本的尊重。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在这样的场景里真不算夸张。我们号称礼义之邦，但对个人权利、对人权的尊重程度，有时恐怕不比一些落后部落强多少。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人之所以富不起来、富不过三代，深层原因在于社会整体对个人权利的淡漠；而最先践踏你权利的，往往是身边人。因此我们这档节目始终倡导一个观点：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他的生命权、财产权至高无上，任何人、任何舆论都无权践踏。什么时候中国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才可能成为像欧美那样文明、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每个穷人都能通过奋斗成为富人，富人也能有效保护财富并代代相传；那时的中国，才会成为致富的乐土、真正富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