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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史角度理解我们的文字。

文丨朱丽琨 编辑丨钱杨

如今的输入法如此便捷、智能，让我们容易忽视不同文字系统的差别，忘记我们自己的文字有多么独特。我们总说 “打字”，可要严格说来，字母文字确实是 “打” 出来的，词语由一串敲打出来的字母构成。可就中文输入法而言，字词并不是 “打” 出来的。

汉字是唯一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一个方块字即一个意义整体，当我们说 “打出” 汉字，实际上是通过输入法 “找出” 汉字，是一个检索的过程。

正是这个差异，在计算机时代到来前的一个世纪里，使得汉字经历了一段突围史。所谓突围，指的是人们尝试突破字母文字为中心的体系，为汉字找到属于自己的现代性之路。

中文打字机是见证这段历史的物质载体。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通过《中文打字机》一书揭示了这个载体为什么是 “现代信息技术史上最重要却被误解最深的发明之一”。

《中文打字机》，[美] 墨磊宁 著，张朋亮 译，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年 1 月版

我们日常关注汉字承载的内容，而这本书聚焦在 “技术语言”，关注打字机、电码本、图书馆索引卡片、字典这些旧日载体，以及它们背后的汉字检索、分类、编码和传输系统。

墨磊宁研究这些 “中文之管道和电线”，试图深入汉字信息系统内部。他发现了一个 “不够吸睛但显然更具活力的中文世界”。

中文版译者张朋亮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少有的、让我们用技术史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机会。

英文打字机建立起 “嗒嗒嗒” 帝国，而汉字格格不入

中文打字机的命运注定被误解，其中一个原因是英文打字机被先发明出来了。后者在全球商业市场中具有绝对优势，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墨磊宁调侃这个现象：“任何有些名声的作家（不论这种名声是真实的还是自我标榜的），都必须坐在其最喜爱的打字机机型前面拍照，将这一烟雾缭绕的创作场景定格。”

一提到打字机，我们脑中浮现的都是有几排字母机械按键和一个操作杆的机器，耳中回荡敲击键盘时的 “嗒嗒嗒” 声。这种印象由西方流行文化塑造。电影《闪灵》中，男主角走向癫狂时，在打字机上反复敲着同一句话，就是一个经典场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曲柄睿评论说，19 世纪打字机的全球扩张史，是 “以英文为思考基础的知识史和技术史”。英文打字机把机械样式固定下来，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学者把自己的字母文字往上套。这么一来就如墨磊宁所写，“希伯来文变成了 ‘反向’ 的英文，阿拉伯文变成了 ‘连写’ 的英文，俄文变成了 ‘采用另一种字母’ 的英文，暹罗文是 ‘有过多字母’ 的英文”——暹罗第一台打字机发明者，发现打字机键盘盛不下所有暹罗字母，最终舍弃了其中两个。后来这两个字母被暹罗社会完全弃用了。

英文打字机在全球建立起 “嗒嗒嗒” 帝国，只剩汉字和这个体系格格不入。中英文内在属性差异太大。译者张朋亮观察到，即使是 “孔乙己” 的 “乙己” 这样简单的汉字，在一些外国人眼中还是 “像二维码般” 相似难辨的方块图形。

19 至 20 世纪，西方出现一种论调，认为中文是低效的、落后的文字，其背后的文化和文明也是落后的。国内一批知识精英也认为汉字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主张废除汉字。鲁迅也曾认为，汉字是 “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在英文打字机成为市场绝对主流的 20 世纪初，可想而知，一个西方发明家如果不是精通汉语，如何以汉字思维去设计打字机。

英文打字机的大小写字母使用同一按键，另有一个专门的切换键，这种单切换键盘机型独占了 “打字机” 的概念，双切换键盘、“无键盘” 的指针式打字机几乎消失。

墨磊宁认为这是 “技术想象力的坍缩”。

西方世界对中文打字机的想象，总带着讽刺和否定意味。虚构的设想演变成一段 “从未发生过的历史”。1901 年，《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刊登一幅漫画，虚构了一台 “中文打字机”，不仅有无数按键，还配上形似中国古代宫殿的台阶，“打字员” 爬上爬下，寻找字符。

70 多年后，《泰晤士报》还有一篇文章写道：“中文打字机在西方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笑话，它几乎等同于 ‘自相矛盾’ 或 ‘不可能之事’。”

《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上的漫画。

墨磊宁认为，不能仅从 “音-义-形” 这三要素理解汉字，提出 “技术语言” 概念，这是理解汉字的第四个维度，关注汉字如何与现代化技术和机械结合，如何自成一套现代信息体系。

在开始具体谈技术实践之前，墨磊宁先解释了何为 “技术语言”。他的例子是中国艺术家徐冰的创作《天书》。徐冰曾造出 4000 多个 “假字”，并以宋体刻印出来， “要求这些字最大限度地像汉字而又不是汉字”。

《天书》展览在艺术圈内外都曾引起轰动，徐冰写道：“一些老教授、老编辑来过多次，这对他们像是有 ‘强迫症’ 的作用。他们在努力找出哪怕一个真的字，这也许是因为，进入这个空间就与他们一生的工作正相反。”

《天书》，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徐冰：思想与方法” 展览现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试图读出、认出那些 “假字” 的人都失败了。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天书》某种意义上仍是中文。《天书》把中文使用者的思维撕开一道缝隙，是一次脱离 “音-义-形” 维度观看汉字的机会。

墨磊宁认为《天书》是一种探索，“关于人可以将技术语言上的延续性推到多远”。

英文打字机和中文构造了两重 “刻板印象”，人应该从中解放出来。

墨磊宁接下来讲了一系列创造中文打字机的故事，他预告，“这个故事将由一系列短命的实验、原型和失败构成”。

如何排序是汉字与技术结合的根本性问题

选择不同技术路线的创造者相继登场了。美国传教士谢卫楼（Davelle Z. Sheffield）发明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墨磊宁分析，谢卫楼是为了方便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本，也可能是担心自己的表达在翻译中损失原意或被人故意删减。

谢卫楼认为每个汉字是不可分解的个体，机器每次打出的也应该是完整的汉字。因此，他设计的打字机是一个大圆盘，4662 个汉字在上面排成 30 圈，跟西式打字机在外观上完全不同。

谢卫楼的发明基于 “常用字”，按汉字在文本中出现的相对频率挑选和排列。但到底哪些是常用字，哪些不是？谢卫楼的挑选标准十分自我中心。这位传教士，把狮子、骆驼和鸟类等神学典故里经常出现的动物，归入常用字。对他来说，没什么字比 “耶”“稣”（稣）二字更重要。如果完全按中国人日常用字的标准，“稣” 字不可能被选入大圆盘。

谢卫楼发明的中文打字机。图片刊登于《科学美国人》。

在谢卫楼的打字机发明 10 年后，在美国学习工程学专业的中国人周厚坤也基于 “常用字” 造出打字机。它是一块方形桌面式的字盘，没有按键。此时，“常用字” 研究在国内快速发展，周厚坤基于当时著名的平民教育丛书《六百字编通识教育读本》，将常用字缩减到 3000 个左右。他想做一台面向中国广大民众的 “通俗打字盘”。

《大众科学月刊》上的周厚坤。

同样在美国留学的祁暄，用 “拼合活字” 法把字拆解成一个个 “零件”，再像字母拼出一个单词那样，拼出汉字。这种做法让汉字有了 “可拆分的机械性”，但被批评牺牲了汉字之美。在祁暄的打字机上，“宇宙” 只是编号为 3 的 “宀”，拼上 4 代表的 “于” 和 5 代表的 “由”，“零件” 之间有一条很宽的缝。

祁暄的美国专利。

周厚坤和祁暄曾为谁发明的中文打字机更好用吵得不可开交，但他们的发明都没能大规模商业化。

对汉字编排法的探索仍在继续，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达顶峰，标志是 “检字法问题” 的讨论。

张朋亮解释，顺序问题是汉字与技术结合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字母文字都有 “字母表”（alphabet），它本质上是一个序列（sequence）。汉字曾以《康熙字典》的 “部首－笔画” 系统排序，但这种方法难以适应现代信息系统的需求。

墨磊宁将人们探索 “检字法” 过程的一个章节命名为 Puzzling Chinese（译作 “谜一样的中文”）。“puzzle 的意思是把一个东西当成谜去思考。” 张朋亮说。Puzzling Chinese 还可以按照偏正结构理解为 “令人困惑的中文”，一语双关。

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高梦旦发明了 “归并部首法” 来解谜，曾在民国时期担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发明 “五笔检字法”。

在 “检字法问题” 讨论的高潮，墨磊宁写道，“不少于 72 种实验性检索系统被提出，旨在重组中文语言信息环境，这相当于为汉字创造了 72 种新的 ‘字母顺序表’”。

20 世纪 40 年代，作家林语堂作为中文打字机的又一位发明家登场了。

林语堂创造的 “人机交互”

“会厅里一片肃静，只听见一按再按的按键声，然而这部打字机死也不肯动。再经过几分钟的努力，父亲不得不向众人道歉。”

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记下这场产品发布会的尴尬氛围。她是在场为父亲操作打字机的人，而观众是雷明顿打字公司的十位高管。雷明顿是生产单切换键盘打字机的代表公司，也是西式打字机全球扩张过程中最重要的商业力量之一。

打字机被林语堂命名为 “明快打字机”，凝结了他多年的心血。如果看到这款打字机的潜力，雷明顿公司将给林语堂提供一大笔资金。

可在这关键时刻，“明快打字机” 失灵了。

用现代眼光看，“明快打字机” 的用户体验比以往的发明好得多：按键只有几十个，只需要按 3 个键， 8 个候选字就会出现在一个显示框里，打字者能很快选出最终需要的字——使用体验与拥有了显示器后的中文输入法很相似了。

林语堂研究出一套复杂的机械结构，将 8000 多个汉字和字符封装在形似西式打字机的匣子里。由于字符隐藏在机器内部，按键操作必须清晰易懂。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检索方法，将其称之为 “上下形检字法”，新方法意味着一种理解汉字的新角度。

据钱锁桥版《林语堂传》，林语堂说，“不能考虑其（汉字）笔画而只看其上形和下形，而且必须把上、下形看成一个整体，不用再细究。” 简单来说，就是把汉字左上和右下的 “部件” 分别编码，这样只需要 36 个上键和 28 个下键，墨磊宁说，“就可以组成现有的任何汉字”。

早在构思阶段，林语堂把常用字、拼合活字和代码这三种技术路线都否决了。他最终给出的 “第四个解” 实际上融合了前三种方法。

“这很有启发意义，” 张朋亮说，“英语有个词 facet，最初指钻石的切面，意思是世界上很多事物不只有一个面貌。有时如果想全面搞懂它们，需要多种路线的整合，或者多个看似矛盾的观点的融合。”

林语堂和林太乙展示 “明快打字机”。

把打字机发明出来的前三十年，林语堂就在思考汉字如何现代化。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收录了耶鲁大学近代中国文学学者石静远介绍林语堂和 “明快打字机” 的文章。文中提到，林语堂曾写了两篇关于汉字如何分类、编排和检索的文章，它们引发 20 世纪 20 年代 “检字法问题” 走向热潮。

石静远评价林语堂的发明是 “一次成功的没有字母表的字母化”，这套创新的字符提取体系有更重大的意义，“实现了中国在 20 世纪初所确立的现代性双重要求，即同时拥有 “赛先生”（科学）和 “德先生”（民主）”。

回到尴尬的发布会现场，“明快打字机” 只是有些机械上的问题，当天就被工程师修好了。第二天，林语堂召开了一次记者会，林太乙自如地打出了记者选定的任何字。

可林语堂的打字机专利申请迟迟没被批准，他的资金也快用完了。在极度窘迫时，他向赛珍珠夫妇借钱，对方婉拒了。20 世纪 40 年代末，地缘政治形势变化，林语堂的打字机也没有机会规模化投产。

林太乙在为父亲写的传记中，把 “明快打字机” 叫作 “难产的婴儿”。林家为它花了超过 12 万美元，背上债务。

“它并不失败。” 墨磊宁认为林语堂的打字机 “是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的例证，时至今日仍然与各种中文信息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穿过文化迷雾，看到不同的 “ facet”

正是在持续失败的探索之中，现代中文信息系统慢慢成形。

墨磊宁认为，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即时影响力的大小，而在于中文遭遇的技术语言现代性问题的强度和持久度，“是去模仿字母文字世界形成的这种技术语言现代性，还是完全自绝于字母文字世界，走一条自力更生的技术语言发展道路？”

写作中，墨磊宁有意识地使用抗争性的（agonistic）视角，将中文打字机与西式打字机并置，与西方中心视角抗衡。书的中译版副标题 “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也是同样基调。

“这也涉及到文化的能见度的问题。” 张朋亮说，“我们每个人生活在文化的迷雾当中。” 他注意到作者的平视目光，“而不是天然地将现代性这一主题带入西方语境”。

阅读这样一本外国人写的中国技术史，也能让读者看到本国文化中不同的 facet。

翻译过程中，张朋亮受启发思考中英两种语言对应的不同认知方式，他概括为 “数与形” 的差异——英文走的是 “数” 的路线，有逻辑的牵引。英语单词横向排列，有先有后。汉字走 “形” 的路线。如今的中文输入法演化至检索式，符合汉字的内在属性，是一种 “按图索骥”。

追溯字母文字起源，腓尼基字母被学界普遍认为最初也是象形字，A 代表的是牛角，B 代表两层楼。关于未来的汉字，张朋亮想象，它们也许会展示出 “数形结合” 那一面。

翻译各种检字法的章节时，他也设想了一种检字法：把汉字铸成蜡模再融掉，做精细的称重，用每个字的重量数值为汉字编码，类似化学元素周期表，“让中文里也开始有一些数理的可能性”。

他还改用起笔画输入法，每打一个字之前，都要想字形。“我感觉自己是在写字，用这些部首在写。” 他希望多感受汉字独特的美。

文内首图：林语堂设计的 “明快打字机” 专利图纸。图片来源 wikipedia。

除注明外，图片均由《中文打字机》出版方 “新民说”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