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P2P鼻祖，还未塌方
文 | 谢泽锋
编辑 | 杨旭然
史上最严金融监管之下，过去几年里P2P行业全面覆灭，彻底崩塌。
然而，堪称中国P2P鼻祖，业内第一股的宜人贷，当下的日子过得好像还相当滋润。在2022年收获12亿元的净利润后，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再次达到近10亿元。
这些数据预示着，走过行业死亡谷后，唐宁执掌的宜信系似乎看到了复苏希望。
作为曾经一款炙手可热的理财产品，被看作金融创新的划时代典范，P2P从创立到野蛮生长再到重拳整治，全面归零，在中国仅仅用了短短的13年时间。
拍拍贷、宜人贷、团贷网、陆金所……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企业，有些已经死去，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中；残留的企业艰难转型，寻找活下去的希望。
其中，最早成立的宜信（2006年）也遭到了残酷的洗礼，虽然因为劳务纠纷公司成为被执行人，创始人唐宁也两次被限制高消费，尽管声誉不佳，甚至被舆论贴上过诈骗的标签。但由于早期集齐了多个金融牌照，宜信似乎还有继续活下去的资本。
至少目前，还未出现塌方的迹象。
01 炙热的疯狂
2014年，正是P2P狂飙突进的激情年代。
唐宁在致宜信全体员工的信中写道：宜信已经发展成世界排名第一的P2P公司，在全国拥有几百家线下网点。而这距离宜信创立才过去8年的时间。
2013年，宜信完成了近400亿的P2P贷款，甚至让业内标杆LendingClub侧目和震惊。彼时，宜人贷是宜信的现金奶牛，助推宜信完成从“快鱼”到“鲨鱼”的进化。
2015年12月18日，唐宁迎来他的人生巅峰，宜人贷成功登陆美国纽交所，成为名副其实的“P2P第一股”。
彼时，宜人贷CEO方以涵称按照公司的规划，宜人贷2020年将达到千亿的规模，那时宜人贷股价至少是三位数。
上市后，宜人贷迎来它最黄金的三年时光，2015年至2017年，其新增贷款金额从不足百亿飙升到414.06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164.86%。
所谓“P2P”即“Peer to Peer，person to person”，指不经由传统金融机构存款放款，而是个人之间直接建立债权债务关系。P2P公司以中介身份撮合借贷投融资需求，并收取一定费用。
这也就意味着，贷款规模就是P2P机构的利润池，规模越大，就可以旱涝保收，躺着赚钱。2015年到2017年，宜人贷营收从13.58亿元上升至55.43亿元，复合增速高达102.06%；同期的净利润也从2.85亿狂涨到13.72亿元。
公司股价经历2016年初的回调后，便如同火箭般蹿升，从最低的1.78美元暴涨到最高的53.22美元，期间涨幅高达29倍。宜人贷总市值也一度超越了业内最有名的LendingClub，在网贷上市公司中排名全球第一。
宜人贷俨然那个年代的“支付宝”，披着金融创新和普惠金融的华丽外衣，获取“世界第一等”的市值。
然而深扒其财报可以发现，宜人贷的核心收入源于服务费，最大头就是向借款人收取的前期服务费，事实上就是臭名昭著的“砍头息”。
所谓“砍头息”，就是机构在放款前一次性预先扣除的服务费。而这笔钱当然要从借款人的本金中扣除。粗略计算，宜人贷的“砍头息”费用率在20%以上，也就是说想要借款10万元，需要付出超过2万元的提前预支费用。
这类砍头息是我国明令禁止以及监管的重点，在相关法律和监管要求中明确指出：借款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禁止P2P平台从借贷本金中先行扣除利息、手续费、管理费等等。
然而“聪明”的宜人贷玩了一个花招，它将用户申请的借款额称为申请金额（实际到账金额）；申请金额加上前期服务费等合称为合同金额，也就是最终的本金金额。所以借款金额普遍都是带着零头的。
尽管如此，宜信仍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着法律的擦边球。最巅峰的2017年，宜人贷促成借款总额为414亿元，其贡献了包括前期服务费（砍头息）在内的高达73亿元的收入。那不仅是宜人贷的高光时刻，也是中国P2P“行业”风光无限的时期。
因此，理论上只要贷款维持高速扩张，宜人贷的收入和利润将同步飙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躺赚。
02 带血的庞氏
P2P的初衷是普惠金融，但最终演变为一场血淋淋的庞氏骗局。
1976年，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发现，一位名叫苏菲亚的农妇每天贷22美分的高利贷用于购买竹子，编织好竹凳后再交给高利贷者还贷，但每天只能赚取2美分的收入。
然而，这微薄的2美分收入，使苏菲亚和她的孩子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贫困循环”。尤努斯极为震撼，他尝试寻求一些银行给这些穷人贷款，但由于没有稳定收入和任何抵押物，结果可想而知。
尤努斯随即萌发了创建一个专门服务穷人的金融机构的想法，在他的推动和当地政府的努力下，1983年，世界上第一个专业服务穷光蛋的金融机构——格莱珉银行问世。
此后，孟加拉的贫困率从1972年的82%降低到2018年的11.3%，尤努斯因此在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普惠金融的理念也由此在全球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唐宁还曾经人引荐，师从尤努斯教授，并考察格莱珉银行的运作模式，从而确立起“穷人有信用、信用有价值”的信念，并立志要将“世界上最先进的信用理念和模式带到中国”。2006年，回国后的唐宁在北京创立了宜信。
所以，唐宁实际上属于最早一批把P2P引入国内的人，甚至获得了“普惠金融布道者、金融创新教父”的美誉。
但正当宜信狂飙突进之时，一位名为“夏风”的媒体人连发四封公开信向宜信发难，直指其以所谓的“P2P”为幌，行“资金-资产池+资产证券化”之实，以“普惠金融”行“民间高利贷暴利”之实。
信中所述的 “恶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其一，资金错配，理想的规范模型下，出借人-P2P-借款人之间应该设立一个独立的监管第三方。所有资金都存放银行的三方账户，中介监督交易。每一笔资金都有清晰的去处，每一个债权都有对应的标的，即使出借人一起兑付，由于债权和资金的一一对应，也不会出现问题。
但理想终归是理想，现实的情况是投资人不愿承担风险，还要求刚性兑付，P2P机构又要付出高昂的资金获取成本。因此，P2P平台干脆把资金全部归拢，形成巨大的资金池，进行一系列超越经济常规的操作，或是投资，或是偿还旧投资人的钱，或者干脆大肆挥霍掉。这就出现了E租宝的老板买空奢侈品店，团贷网唐军购买私人飞机、操纵股价等等令人咋舌的、没有丝毫风控概念的行为。
其二，掩盖真实贷款利率。名义上，宜信宣称参照国家政策对民间借贷的保护利率(即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但宜信实际上又做了个“数字游戏”，不计算初期“服务费”，实际放贷利率可达30%以上。
考虑到宜信资金成本约为10%，也就是说其拥有20%的毛利差。但相比银行，P2P机构并不需要10%的存款准备金、约75%的存贷比等等风险准备，资金杠杆率可以高达惊人的50倍。
也就是说，宜信举着“金融脱媒”的大旗，实际上更像是阴暗角落里的影子银行。
类似的是，数量庞大的P2P平台，早已经不再是什么“Peer to Peer，person to person”，而是形成资金池，脱离常规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兑付危机。这个危害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被大量引爆，形成的各种问题，至今仍无法完全解决。
03 涅槃式的转型
2020年底，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宣布，全国此前运营的所有的P2P平台已经在该年11月中旬完全清零。当巨幕落下，P2P背后的血泪现实仍然触目惊心，只是其鼻祖宜信已经开始“华丽转型”。
2020年最后一天，宜信宣布停止宜人贷业务，上市公司更名为宜人金科。业务转型为信用科技、财富管理科技和保险科技三大板块。
8月18日，宜人金科发布了2023年第二季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实现利润近10亿元，同比增长117.27%。
可以看出，宜人金科的利润呈现一轮过山车的走势，在2020年亏损7亿元后，开始逐步回暖。
而宜信之所以能够在行业整体死亡的背景下，起死回生，关键就在于唐宁早期对金融牌照的搜罗。
早在2011年，宜信就拿下保险代理牌照，成立宜信博诚保险代理。此后，又收购了合翔保险经纪，进一步押宝保险经纪业务。宜信还于2013年获得基金销售资格。
财富管理方面，2017年获得美国注册投资顾问RIA牌照；两年后，购了香港券商Varengold Capital Securities，拥有了香港Type1(证券交易)和Type2(期货合约交易)的券商牌照。
今年，宜人金科还以2亿多元收购了重庆金通，获得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P2P在中国从出现到消亡，宜人贷也变成了宜人金科。宜信换了个名号，又重上战场。起初，唐宁将财富管理作为主攻方向，在唐宁看来，万亿财富管理市场，正是机会所在。
而已经拥有保险、基金代销、财富管理等牌照，宜信拥有了转型的基础。但从最新的财报来看，宜享花为主的消费贷、合翔保险经纪的“卖保险”撑起了收入的主力军，而所谓的财富管理，仅仅是一帮人筛选理财产品的宜人优选，收入占比不到三成。
P2P全线崩塌后，宜人金科股价自高点暴跌了95%。唐宁用P2P跃进大时代里赚取的金钱，未雨绸缪地购进了多个金融牌照，让宜信拥有了活下去的资本。
但当这场带血的庞氏骗局落幕后，宜人贷的资本财富神话也随之湮灭。即便业绩还在回升，当前的宜人金科再也无法复制宜人贷的“黄金岁月”。
04 写在最后
2015年，宜人贷上市后的唐宁踌躇满志，他曾意气风发地说：
“宜人贷选择此时上市，是希望在乱象丛生的网络借贷中，塑造一个标杆示范作用，互联网金融第一股不是谁想当就能当成的。”
显然，日后几年的事实证明了，宜人贷并没有起到“第一股”的标杆示范作用，它高达30%的贷款利率，实在无法和普惠金融沾上半点关系。
P2P从狂野到幻灭的血泪史中，多少人哭天抢地，多少人财富归零，多少人家破人亡；而一些借贷平台的创始人开始就从未想过要服务大众，他们汇集庞大的资金池，大肆挥霍，卷款跑路，出国避难。许多魔幻色彩浓烈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今，在饱受非议，名誉不佳，几近消失的P2P领域，曾经的行业第一股居然还活着，也是一桩奇事。其实并非它本身有多大本事，而是要感谢中国金融服务的巨大缺失，金融创新的巨大不足，以及各个级别监管部门的缺位与放任，政策的不完善。而这所涉及的层面，远非几个唐军或者唐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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