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困在系统里，到底是谁的问题？
孟庆延认为，人的观念被解放了，但人进去现实社会后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多可能。这不是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而是所有现代性都会遇到的问题。
文丨FT中文网教育与社交媒体编辑 袁漪琳
从“内卷”“内耗”到“躺平”“摆烂”，再到“发疯”，占据着互联网话语权的大城市青年人们在一轮又一轮的造词运动中尝试安放自己。这些新词的走红离不开共鸣，也意味着“这并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在意义与虚无、功用与价值、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摇摆，在“躺平”和“内卷”间反复横跳。何以至此呢？因为这是人类进入现代之后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孟庆延在新书 《谁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非标准答案》中如此回应。
以下是专访全文：
FT中文网：《谁的问题》这本书脱胎自孟庆延老师在播客“东腔西调”的一系列节目——《社会病理学》。播客每一期的话题都紧跟年轻人关心和焦虑的事、看的剧，网络上火起来的梗，再去层层剖析背后的社会学成因。您去做这一系列社会现象剖析的出发点是什么？社会现象可能是一个只短暂引起讨论的事件，也有可能是一阵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趋势，您在选择分析对象的时候，是基于什么标准？
孟庆延：没有标准。出发点有两个。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并没有直接地去处理现实问题，我的很多研究是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问题。为什么要去录这个播客呢？我从2014年开始工作，做大学老师，到现在已接近十年了，虽然人在老去，但一直和年轻人在一起，使得我没那么容易和社会中的年轻人脱频。在这十年里，我也越来越感受到大家比以前“卷”得更厉害了。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我想以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来聊一下社会上所谓的现象和问题都是怎么来的。我愿意把我的观点分享给大家，哪怕它不一定正确。还有一个原因。做学问这件事，在我看来是“自私”的。以前传统的学者说学问是“切己之学”。陈寅恪先生有一句话叫“读书不肯为人忙”。这句话有很多种解释。比如陈先生自己从来不讲别人讲过的东西。我自己的理解是：读书是切己的。不管是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学问本质上是要和自己的生活有关系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学就是一种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类型。在定播客的主题（也是书中的篇目）的时候有一条主线是：现代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处在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处境里面，我们都会遇到哪些关卡和困惑？这些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也是跨越年龄段的。
不光是今天的00后和90后，包括我这样的80后，或多或少都会面对类似的问题，只不过程度和表现形态不一样。社会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构成社会学研究议题和讨论问题的，一定不是非常个人化的因素。我们相信很多问题有普遍性。比方说，我看完动漫《中国奇谈》里面的《小妖怪的夏天》后特别喜欢。我认为它描述了“一个配角的自我修养”，它讲出了一个现代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配角，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现代社会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每个人都重要但又不重要，这就是配角。现在网络上常看到很多人会抱怨自己的工作和人生“无意义”，但其实对于社会系统的运转而言至少是有价值的。一到春节，外卖和快递小哥都放假了，社会系统的运转可能就会减速。其他各行各业也一样。缺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我们在生活里会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处于同一个社会系统里。从这个角度讲，话题不来自于刻意设计，而是社会学的训练产生的我个人对于现代生活的理解。《社会病理学》这个节目不追热点。因为热点永远追不上。在我看来，现代生活没有热点。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现代的社会系统很复杂，但它的运行逻辑是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不断演进的。这个播客和这本书都在试图把这个逻辑弄清楚。
另外，把音频节目变成书还有一个原因——人的语言逻辑与文字逻辑是不同的。用科大讯飞之类的软件来把语音转录成文字虽然很方便，但它无法代替转化过程中的思考环节。我在文稿的重新整理和编排补充的过程里，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思考。除了以上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学术和大众的距离还是有些遥远的。其实书中谈到每一个主题，比如网络暴力、困在系统里的“打工人”等等，都已经被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研究过了。这些专业的研究被发在顶刊上，但大部分普通人不会看这些顶刊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谁的问题》是一本通识写作的书。我们也正在准备录一期这个主题的播客。
FT中文网：书中把话题归为三个层次——社会、生活、个体，这与大多数社会学入门材料展开思路完全不同，不是一打开就是讲政治、家庭、性别、全球化......您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预先的整体框架？为什么您会采用“社会、生活、个体”这种结构来回应现代社会中的困境？
孟庆延：因为这不是一本教材。教材默认是写给学这个专业的学生来学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没有言说的预设——所有来修社会学的学生在《社会学概论/原理》这门课上没有选择权，这是一门必修课。而做通识读物，以及在大学里教人文社科通识课面临的新问题是：学生不想听就可以不听。因为这不是必修课。所以我想找到一种“切己”的方式，让大家觉得社会学没有离我特别远。为什么要用“社会-生活-个体”的层次来讲社会学？社会学之所以很模糊，之所以不好解释，原因不在于社会学而是在于社会。在人文社科领域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最暧昧不清的。历史学是研究过去的人和事。政治学研究的是权力的来源、执行和分配。经济学也很好解释——它是以基本的理性人为前提，来看人类的哪些行为符合或不符合成本收益模式。社会是什么？回到sociology进入中国的语境里，最早翻译这个词的人是严复，严复把它称为“群学”，即关于群体的学问。只要有人类就会有群体，群体会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态——一个学校，城市，乡村，种族，民族，一种语言习惯，一个国家......人类是群居型动物，这句话可以替换成，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因为人类会发明出不同的群体。或大或小的不同群体内部会产生秩序，产生文化、习俗、理念和制度。群体与群体之间会产生竞争，有合作，也有冲突。社会学就是研究一切类型的群体，以及它们的秩序何以可能。因此我把“社会”放在书里作为三个专题中的一个。反过来，社会是看不见的，但它又是真实存在的，是会对具体的人产生影响的。广义上的社会科学自从出现以来，在19世纪以后出现一个倾向，就是总希望去模仿自然科学，把人类社会中的现象看作自然物理现象。社会学最早叫做社会物理学，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问题是，生物有机体是可以被解剖的，社会有机体没有办法用手术刀解剖，甚至你看不见它，无法清晰描述，因为社会类型太多了。不管怎样，社会或者群体一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制度和秩序是在人和人的交往中实现的，并反过来作用于人。当我们讨论社会的时候永远不能离开个体。“生活”这个词，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用得是否准确。我更希望社会学是从生活中的境况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在大学科班教育里，概念是学生一定要掌握的，但如果我们把社会学当作一个可以对大众有意义的知识系统，回到生活本身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去讨论通识问题的时候要避免用老百姓都不懂的词说老百姓都懂的事。我经常说，知识不是力量。知识如果和你的生活、生命没有关系，它什么也不是。对于非社会学专业的人来说，文科黑话的环节省略掉，知识才越有可能和生活发生关联，变成有力量的东西，不是“有用”的东西。社会学是应对时代巨变的整体性的学问。什么是时代巨变？社会学诞生自18世纪。当时，人类文明开启了现代化过程——蒸汽机被发明，工业化出现了，民族国家出现了，整个世界开始有了以工业生产和资本运营为核心的生产体系。这一过程又扩展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们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和中世纪的生活、和封建社会的生活不一样了。于是，人们把它称为“现代生活”。现代生活出现了各种问题，人们不知道怎样面对，因此有了社会学。我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回到社会学本来的样子——我们的普遍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挑战才有了社会学。社会学不是应对社会的学问，是应对时代的学问。
FT中文网：“抽象的社会、悬浮的生活、空心的个体”，三个形容词听起来都有点苦、有点无奈的意味，封面也写着“用社会学思维对抗精神内耗”。我认为内耗本身自有其价值，但总归不那么让人快活。那么造成现代人这种内耗的根源，在于“现代”的那些特征？“现代性”必然会走向一种苦涩的普遍现实吗？“精神内耗”是不是大多数现代人在当下，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很难避免的心理过程？
孟庆延：是的，几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人类从中世纪和封建社会发展到现在，有两三个最本原性的问题。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好朋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的李筠老师总说，“大写的人”站起来了，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在现代性的第一个要素来临之前，人不太存在“主宰自我命运”的情况，也不太考虑谁在主宰自己？人的命运是由宗教、君主、还有宗族和血缘来主宰的。比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培养人的勇气，而培养勇气是为了让人为城邦牺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的出厂设定值变了——人可以主宰自我的命运。同时，在现代社会中，无论哪种政治制度都会承认人的平等自由和独立。人一旦有了这些，就有了新的境况：人是自由的，意味着生活是有无限可能的。人的观念被解放了，但人进入现实社会状态后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多可能。这不是今天中国社会遇到的问题，而是所有现代性都会遇到的问题。人是有限的精力和有限才能的存在状态。不仅如此，每个人的出身条件不一样。有一句流行语，叫“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听上去很丧，但它讲的是“我的出生根本不由我决定”。现代社会的第一个二元矛盾出现了。所有的教育都告诉你“你是有无限可能的”，但所有的现实都告诉你，人与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天然的、给定的差异。这造成了观念上的发达、可能性的无限伸张，与之相对的是现实中的各种限制和蜷缩的状态。内耗由此产生。我想“歪曲”一下卢梭那句有名的话：“人生而自由，但枷锁无往而不在。”“枷锁”的本意是，有很多要素是你出生的时候自己决定不了的。所以现代性的普遍内耗几乎是个必然。今天为什么我们感觉内耗加剧了？坦率来说，今天的社交媒体比以前发达得多。
过去的人接受信息的来源非常单一。新媒体出现后，今天的人接收信息的渠道、强度和广度比以前大得多。人在观念上比以前更发达了，但人类处境的现实并没有因为观念的发达变得有无限的可能性。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是工业的逻辑。工业化的逻辑是流程化，流程化的逻辑是标准化。比如生产一部手机，需要把它的生产过程分解为生产线上无数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只做一个事，就进入到下一个环节，这样能够最大限度提高效率。所以全世界的麦当劳巨无霸味道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工艺和流程是一样的。专业化、流程化、标准化的逻辑为什么具有吸引力？因为它贴合人性。它能带来效率，有效率就有利润。洛克讲过，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逻辑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生产线的逻辑不只出现在工业里面，而是复制到人类各个社会生活领域里。你看，企业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梳理流程”。企业里最经常做的另一个事情是：看看组织架构是什么？企业希望每个部门像机器里的齿轮一样完美咬合，带来效率。这种逻辑会重新塑造整个社会。整个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致，也叫“社会分工的系统化”。20年前，中国人吃饭没有这么多流程，要么去食堂，要么自己做，要么下馆子。今天的人则是打开手机上各种app，选完下单，等待送达。虽然点单这个动作高度节省了单个人的效率，但是“吃饭”这一个行为裹挟进来的人变得极多，包括手机，平台，互联网，运营商，商家，骑手。在分工越来越细密的社会状态里，大量的人每天大概率在做重复的事情。特别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的海报上——一个人在互相嵌套的齿轮里面，人是齿轮，人是螺丝。在这个过程里，人的意义就会被消磨掉。也就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写的《毫无意义的工作》。“毫无意义”本身就是内耗的一种体现。现代社会的第一个设定就是个人意志的无限可能和个人现实的极度蜷缩。第二个设定就是工业化的逻辑及其可复制性带来的专业分工，使得大量的人每天在做重复的事情。两年前有一篇很火的推文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其实，学生也困在培养方案里，青年教师困在“非升即走”的工作考核里，金融民工也困在KPI绩效里。马克斯.韦伯在19世纪的时候看到人类现代化文明的理性趋势，作出预言，“人终将会进入到理性的牢笼。”专业化一定是理性的。理性是最有效率的。理性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经过审慎的思考、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韦伯把它叫做“工具理性”，所以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今天才这么有名。
FT中文网：最近恰逢高考结束，大学招生，学生填报志愿。张雪峰老师让寒门学子千万不要学新闻的热点想必您也有所耳闻。这马上就让我想起您提到的，高等教育变成“来料加工”来生产“人才”的异化过程。不过，年轻人遇到的情况是，需要在这套异化过程中自我异化得更狠，才能有生存机会。这似乎依旧是一种无奈的现实，也不确定这一现实持续多久。您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就算年轻人明白了这套“来料加工”模式的社会学原理，除了“屈服”和“摆烂”，还能有什么办法？虽然您在书中反复强调“社会学不给标准答案”，但我仍然想听听您的视角。
孟庆延：选专业的焦虑，我认为来自于两点。一是中小学的教育让很多人处在一个“竞争-达标”的状态下。很多人在填志愿的时候对招生简章里五花八门的专业其实一无所知。大众的理解和现实中的专业核心内容是有距离的。这是一个焦虑的来源。另一个焦虑来源于现实。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但是到底什么是“计深远”呢？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我接到很多朋友关于孩子怎么选专业的咨询。其实家长想问的是“这个专业好不好找工作”。可哪有绝对好找工作的专业呢？以文科来说，家长觉得法学、财经、管理等专业是热门的。热门也意味着无数高分的人要往里卷。孩子在这么多人竞争的赛道上无限地卷，又如何能有把握在毕业后找到一个好工作？另外，热门和冷门也要看时效性，要考虑历史的变化。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惧怕选择，害怕选错。我想说的是，人生不是由一个选择决定你一辈子的。凡是特别担心自己选错的人往往有可能长时间处在一种人生状态里：他们认为人生是一场需要赢下每一个赛段的拉力赛，会在每一个赛段终点都非常紧张，因为一旦选“错”了，就会开始无限回忆“当年如果那样就好了”。但如果你当年做了另一个决定也许也不会好。因为人生不是一场竞赛，不是只有胜和败的零和博弈。我不是说大家不用考虑现实都去追求兴趣，而是稍微要考虑一下在专业选择上有什么是自己绝对不要的，和自己本能和本性特别相斥的。如果选了一个特别讨厌的专业和职业，你的人生却有一半时间是和这个职业在一起度过，应该算一下这个成本，而不只是看经济成本。不光是学生，所有行业都处于军备竞赛的状态里，试图让自己成为赛道上快撞线的前几个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学生来说，我还是认为，学习的本质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探索未知，基于此取得了水到渠成的成就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而不是以成就和成果反推出“我要努力”的想法。在做学术上尤其是这样。
做学术研究和“聪明”没多大关系，而是日复一日重复做一样的事。我还是比较主张基于兴趣、好奇产生学习的动力。今天的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内驱力和兴趣是可以帮助人获得更大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但我觉得如果人这辈子能有自己的热爱是特别幸福的。我对大学生的建议是多去发现自己的热爱。在进入大学之前好多学生的状态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所以近几年大学也在做改革，做通识教育。做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有意思的学科，有意思的话题。这是很重要的。至于“军备竞赛”，我实在无能为力。到了大学如果有机会，应该多了解了解世界的丰富性、专业本身的丰富性。今天的本科教育就是给开始独立面对生活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FT中文网：您在《生活的意义为什么消散了》一章中写道：“现代人需要的或许不是标准答案，而是真实的勇气......要有足够的力量来承受‘意义’“。在《有家无房》一章中，您最后一句也提到：“我们真正面对的时代课题是：如何在现代生活中重建真实的家？”这些表述里的“真实的”“真正的”，要如何理解，由谁来定义？相对应的“虚假的”或者“不完全真的”，指的是什么，覆盖在现代人“真实”的生存状态上面的那一层东西是什么？
孟庆延：真实就是“不装”。你说它是一个抽象问题，但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真实的一定是具体的。它是有经验感受的，不是存在于观念中的。什么是经验感受？什么是“真正的”家？是这个地方能够让我安心，能够让我没精神负担，不用伪装，不用表演。什么是“真实的热爱”？是我做这件事非常辛苦，但乐在其中、乐此不疲。我的老师曾经说我们这些学生读书都是完成任务，我们还试图辩解。老师说，“那你们说说有哪本书你不想睡觉也想把它看完的？”我还真的有。我当年读福柯的时候就是看得入迷。这就是真正的热爱。它不是一个抽象观念，它落在人的行为里，甚至是一种未经充分思考的行为，是本能。我也跟我的学生说，“我不需要你们表演热爱学术，热爱学习。”如果学生跟我说来读研是因为这个社会太卷了，来读个研究生好找工作。我说，“OK，完全没有问题，不要羞于讲这个话，这是你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普遍处境。你把这个话讲出来，我们才知道怎么真实地度过这三年。”之所以要对学生讲这番话，是我不希望学生“表演”自己对科研的热爱。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今天在很多人生的情境里表演痕迹太重了。不仅如此，如果有学生真的是热爱科研，我也会给TA泼冷水，也要告诉他为什么韦伯说“学术生涯是一场冒险”，要告诉TA如果将热爱变成职业可能会遇到的挑战与风险，这听上去是在“劝退”，其实不是。在我看来，教师不能决定学生的人生，但教师或者说学术工作者需要对有志于此的学生，讲清TA自己尚不自知的可能的未来境遇，然后交由学生自己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
FT中文网：在谈到“跟风旅行”的一章里，您提到拍照打卡，意味着自己的生活及其意义被看到和认可。对于“拍照打卡”的行为，我想到的是“景观社会”的问题——现代人热衷于通过找角度、修图、滤镜，把自己的生活塑造成美轮美奂的景观，像主动站在玻璃橱窗上一样在网络上供人观赏，您是如何解析这一现象的？
孟庆延：发朋友圈的快乐来自于你看到点赞数不断增加，快乐的消弭来自于点赞的增长趋近于0，直到不再有人给你点赞了，快乐就结束了，你需要寻找下一个打卡的地方拍个照。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话题——现代人总觉得我有无限可能：交通便利，有这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我得去以及向别人证明我来过，发在自媒体上。别人的点赞是对你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无限伸张的自我意志的一次确认。如果世界上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人类的所有形容词就都失效了。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有“镜中我”理论，后来费孝通先生把它翻译成“我看人看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单纯看自己根本确定不了，而是一定要看你周边的人对你的反应和认知，再来判断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现代人总觉得应该掌控自己——世界上有很多新鲜的地方需要看一看；我来过这个地方，在社交媒体上宣告，除了满足虚荣心之外，通过看到点赞的增加，经过别人再次确认“我的生活是美好的”。“我究竟是谁”“我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不能完全靠我自己决定，而是需要要和周遭的世界发生关联才能确定。这是人的集体无意识。
FT中文网：在《现代社会中的抑郁症为什么越来越多？》这一章里，您提到了“真实物理世界中的‘经验’”对人类支撑作用，也提到了“他者的消失”。Apple发布了Vision Pro头显大受欢迎，我也意识到，虚拟世界、元宇宙的技术和配套的发展也仍然势不可挡，或许虚与实之间，也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您如何看待这些技术，随着虚拟世界的发展、甚至与现实融合，“他者的消失”仍会继续下去吗？
孟庆延：围绕这个问题，我想讲的是“是触觉的消失”。今天的这些技术使得人们总觉得自己可以不经过真实的触觉就感知世界。社会学喜欢讲“经验感”。我歪解一下“经验”这个词，就是“经过”和“体验”。比方说，有一个人从来没切肤地感觉过什么叫疼，但ta从书本和教育里学到过，ta不会对疼有真正的认知。这几年有针对让男性去体验女性怀孕痛苦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无论再怎么跟男性讲“很疼很疼”，没有经历过妊娠的痛苦就是体会不了。人长了四肢和躯干，有触觉，不是没有用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技术的发展会有取消掉触觉的危险。在虚拟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往，面对面的肉身的交往越来越少。疫情这几年，我们经常使用腾讯会议，但腾讯会议上的交流比起面对面的交流永远会打折扣。为什么？因为真实的人与人之间交流一定是更没有障碍的，我能对人的情绪、表情有直观的感受。不要觉得观念很重要。我经常开玩笑说，观念在这个时代没什么重要的。
这个时代的观念天天在变，甚至每天都有新观念冒出来。人是靠观念活着的动物吗？不见得。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经验感和触感活着的动物，观念内化成为习惯远比观念本身重要。技术的发展不断在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在人的观念和经验感中试图建立某种中介，但是这种中介至少从目前来看，只是个中介。如果只是中介，就一定会有折损。我不负责任地做个预测，如果有一天仿生技术越来越厉害并且和AI结合了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变革。在观念和习惯中，社会学家更喜欢讨论习惯。当然，习惯也是很多观念的内在化。在书中的后记里，我讲过我在做田野调查的故事。我是在城里长大的。我在田野报告里写了对非工业化的乡村、对劳作的田园诗式的赞美。我师兄一看就知道我就没好好做调查。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要求和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师兄问我，“你下地了吗？你下地了只会觉得腰酸背疼腿抽筋，你只觉得累。”这就是经验感。“如果二、三月份站在田里还会觉得冷。”没有经历过才会觉得田园很美好。所以我认为人类的经验感在遇到挑战，不光是和人的经验感，也是和物的。未来结局是什么，我不知道。找回经验感，是让我们重拾真实生活特别重要的东西。
FT中文网：您是不是每天花很多时间“住在网上”，才能不错过这么多热点，并且进行思考和表达？社会学最近似乎成为一门“显学”，为什么我们似乎在这几年突然很需要社会学，很需要社会学的思维方式，您觉得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社会学者的角色又是什么？
孟庆延：我基本不住在网上，正如之前提到的不追热点，因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没有热点。我对很多现象的思考来源于我觉得需要搞清楚它们背后的逻辑。这也是学术训练给我的馈赠。学习社会学有一项特别重要的训练，就是去读经典。读社会学经典文本是对人的思维训练。当你去读一些很难读的书的时候，理解能力会得到训练，因为你需要搞清楚作者为什么写这句话，ta写这句话的语境是什么，想表达什么，这句话和上下文什么关系......这样能够锻炼人的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理解能力是同理心、共情式的理解，逻辑思维能力是分析能力。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多。这两年我觉得最火的不是社会学，是心理学。还有历史学、自然科学也很受欢迎。在人类面临不确定性加强的时代的时候，自己生活遇到某些境况、挑战和焦虑的时候，想要找到某一类别的知识去回应。我们总觉得需要某种知识去帮自己回应某些问题。对我来说，社会学家的职责就是做好自己想做的研究，把研究和教学这两件事做好。学者的作品可以被记住，学者本人没必要被记住。学者要认识到ta的作用和能力是有限的，不要为了自己不能决定的事情焦虑、内耗。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所认为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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