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现在真不是看外国笑话的时候……

■文|关不羽

  1. 滞留者群体在封城后被长时间忽视,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疫情防控的明显威胁。
  2. 还有多少盲区需要补,现在还不知道。前期留了多少欠账要还,也不清楚。
  3.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任何人都不是好消息。

『01、迟到一个多月的“安置”』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7日发布第19号通告称,对因离汉通道管控滞留在武汉、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将由其目前所在的区级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封城”逾月,终于轮到了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员。

关于武汉滞留的外地人员生活困难的消息当属旧闻,各方面的消息有很多。不过,正式关注似乎也和救助措施一样迟到了。这在27日一篇题为《20岁的她封城之日滞留武汉 曾每天吃一顿 现在她是战“疫”志愿者》的网络报道中,可以看出些端倪。

这则报道的主人公是广州大学的一位女大学生,今年20岁,1月22日到达武汉,本来买了23日武汉到聊城的车票,一夜之间,武汉封城,滞留在了这个生病的城市。28号酒店被封后,经历了找酒店、每日一餐花完钱、酒店被征用为隔离点被迫再搬家,十几天痛苦煎熬后终于被作为“志愿者”安排战“疫”。

▲主人公已成为志愿者

结局很励志,主人公自述的近况是“我不用担心吃饭和住宿啦,现在都是免费的,虽然回不了家,但是每天过的很充实,通过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相信武汉很快就能战胜疫情”。

从这篇“正能量”报道中可以看出,滞留武汉的外来人员在封城后流离失所、露宿街头、捡拾剩饭维生的消息至少不是全部虚构。有理由相信,报道中的主人公还不是滞留者中境遇最糟糕的。

关注度很高的《方方日记》,也对滞留者的艰难状态早有记载,各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求助信息也不少。遗憾的是,民间广泛的关注并没有及时得到回应。滞留者群体在封城后被长时间忽视,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疫情防控的明显威胁。滞留者没有被纳入任何管理体系,漫无目的的游荡、露宿,一旦感染就是行走的传染源,于人于己都很危险。

“封城”是代价高昂的严厉举措,却没有后续跟进的措施,甚至有如此明显的盲区。武汉至今无法杜绝“人传人”,和这些迟迟没有被照亮的盲区有脱不开的关系。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训。

『02、封不住刑满释放人员回家』

与滞留者沦为边缘化、自身自灭的境遇相比,湖北武汉监狱系统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服务,就显得未免“太贴心了”。

武汉一位刑满释放人员回京后发病引发了热议。27日,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通报称,将对新冠肺炎患者黄某某从武汉进京一事全面核查。

《新京报》报道称,黄某某曾为湖北某县水利局工作人员,因犯贪污罪获刑,经过两次减刑后,刑期止于今年2月17日。该女士于2月22日从武汉到京,因其18日在武汉曾有过发热症状,故抵京当日即进行隔离检查。密切接触者仅为家中3名亲属,已于22日进行了隔离安排。由此可见,黄某出狱第二天已经出现疑似新冠的症状,却也挡不住她回家之路。

有人怀疑其身份特殊,走了“特殊渠道”。但是,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工作人员2月26日下午表示,对刑满人员会依法正常释放。2月以来,武汉已有数名外地刑满人员释放并且离汉。如果该工作人员所言属实,刑满释放人员离汉回家是“封城”中的常态。

那么,是不是湖北的监狱系统隔离疫情特别有效,是疫区中的净土呢?可惜不是。截至2月23日,湖北监狱系统现有罪犯确诊病例323人,其中武汉女子监狱279人,沙洋汉津监狱43人,省未成年管教所1人;现有疑似病例10人。

根据《长安街知事》消息,因工作的监狱发生输入型疫情,43名罪犯确诊感染,原定的全国劳模候选人省监狱管理局民警姚刚已经被取消推荐。可见湖北、武汉的监狱系统在防疫方面并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不能保证把人干干净净放出来。黄某当天放、第二天病,最终带病回京,错过了多少检查、审核的环节?

黄某从防控最严的武汉离开,把病毒带到了另一个中国防控最严的城市北京,这意味着什么?值得深思。

和滞留人员在封城前分散的状态不同,刑满释放人员本来是处于严密的体系监控之下,完全可以提前做出安排。这个特殊的群体人数并不多,临时安置并无难度。很难理解,他们怎么会成为“封城”的漏洞的?对滞留人员疏于管理或许还有一些客观原因可以解释,刑满释放人员突破封城恐怕很难有合理的解释。

一座超大型城市的封城,显然比想象中困难很多。

『03、少一点“抄作业”的自豪感吧』

防疫工作需要不断复盘研究、检讨得失的清醒冷静,而不是靠盲目乐观、幸灾乐祸的精神胜利法。病毒没有感知,掌声雷动、热泪盈眶不会增加免疫力。

对武汉滞留者迟到的安置的窟窿补上了,刑满释放人员的安排相信很快也会解决。还有多少盲区需要补,现在还不知道。前期留了多少欠账要还,也不清楚。

封城以来的措施,外人的了解并不全面,只知道湖北、武汉乃至全国都为这场疫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来看,武汉在防疫前期的工作难言高效——远高于其他地区的死亡率,久拖不决的人际传染,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

虽然前期处置迟缓影响全局是主要因素,但后续处理中存在的疏漏也不容忽视。

当然,面对复杂的疫情,任何国家的防疫工作都很难做到十全十美。所谓佛系新加坡、淡定日本,也是如此。然而,新加坡根据气候条件的准确预判,避免了并不必要的恐慌。日本严格控制宝贵的医疗资源配置,避免了出现医院病床的“挤兑”,在保持社会生活正常的同时,严守死亡率的底线。

这些防治思路难道没有可取之处?

武汉、湖北的情况特殊,既不是合适的“作业”样本,也很难说是“好作业”。我国其他地区防范输入性疫情,和其他国家的形势多有类似,他国的防疫思路和办法也可以借鉴。很多重要指标也可以互相比较,对我们准确评估防疫措施效果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这些比较不是为了找笑料、找自豪感,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任何人都不是好消息。更何况,我们的防疫还没有最后成功,现在真不是看外国“笑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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