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杨超：陆海新通道解决了中国西部内陆省份距离出海港口行程远、耗时长、物流成本高所导致的货物出口不畅问题，这对新加坡来说也是双赢之举。

文 | 杨超  

贯通中国西部内陆的陆海新通道，可以追溯至2016年3月18日，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新加坡港务集团三家单位共同谋划开辟一条联通重庆铁路港—广西北部湾港—新加坡港的新通道。2016年8月，重庆和广西两地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渝桂新”铁海联运班列的开行。2017年4月和5月，“渝桂新”双向的铁海联运班列测试首发，在到达广西北部湾钦州港后，再通过海运出口至世界各地。2017年8月，重庆、广西、贵州、甘肃4省区市签署“南向通道”框架协议，建立联席会议机制。2018年6月和8月，青海、新疆相继加入合作共建“南向通道”工作机制。2018年11月，中新两国正式签署《关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将“南向通道”正式更名为“陆海新通道”。2019年1月7日，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8个西部省份在重庆签署合作共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简称“陆海新通道”）框架协议。5月16日，陕西省正式加入“陆海新通道”共建合作机制。

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开行以来成效显著。2022年以来，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生效东风，区域间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中国西部地区和东南亚国家货物往来增多，带动陆海新通道的货物运输量不断增长。截至2022年12月31日，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累计发送集装箱75.6万标箱，同比增幅18.5%。2022年1-9月，班列于新加坡往来发运1947标箱，运输货值4.04亿元。截至2022年10月，通道往来于新加坡的标箱达8901标箱，货值13.52亿元。目前经由陆海新通道往来运输的东盟国家货物中，越南排名第一，箱量和货值占比20%以上；印尼排名第二；其后为泰国等其他东南亚国家。

陆海新通道解决了中国西部内陆省份距离出海港口行程远、耗时长、物流成本高所导致的货物出口不畅问题，因此甫一问世就得到了多方关注。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在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致词时指出，陆海新通道更直接地联系中国西部与东南亚，节省了运送货物和提供服务的时间和成本。中国和新加坡双方共同编制的合作规划明确，陆海新通道将以中国重庆和新加坡为“双枢纽”，以广西南宁、四川成都等中国西部重要城市为“多支点”。陆海新通道向东连接沿长江通道，向西北连接中欧班列，向南则从广西北部湾港口出海。通过重庆铁路港—广西北部湾港—新加坡港三港联动，促进中国中西部内陆地区与东南亚及世界各国的连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构筑西部对外开放大格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与外部联通的进出口路线及方向问题。从陆地口岸出口的话，与中国边境接壤的中南半岛等国由于基础设施先天不足，并不很宜于货运物流。且陆地通道运输成本较海运为高，空车返程货源也是较难解决的问题。同时各国有各自的利益考量，要协调沿路各国难度很大。作为先行者的昆曼通道（昆明-曼谷）20年来所取得的成效也仅是差强人意。反观中新共建的陆海新通道则简单得多，只需要中国内陆各省份协调打通陆上通道，货物即可一路南下，利用中国发达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系统，不日即可抵达广西的北部湾港口，货物即可从此上船，向东盟各国与世界各国港口出发。同样，来自东南亚和世界各国的货物也可利用陆海新通道由南向北运输。陆海新通道中最重要的海运路线节点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因而对于新加坡而言，这条陆海新通道与新加坡也是密切相关的。协助畅通陆海新通道，对新加坡来说也是双赢之举。

新加坡既是国际航运中心也是金融中心。新加坡通过专业的服务公司为陆海新通道提供国际跨境贸易解决方案，包括信息查询、物流、通关等方面的数字化服务，助力建设陆海新通道。新加坡还可以在商事法律服务、金融融资方面提供与国际接轨的专业水准服务。2019年，重庆与新加坡启用了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陆海新通道中国西部各省除了在物流交通方面发力，也在升级原有的钢铁、机械装备、纺织等传统制造业，积极打造开放型产业，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促进与东盟产业互补，以充分利用陆海新通道所带来的机遇。新加坡可在此过程中协助各省投资产业以及产业升级。2021年新加坡已成为重庆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新加坡还是广西在东盟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地。新加坡可以把苏州工业园建设的成功经验移植到中国内陆各省，甚至可以在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国家创立工业园区。

世界文明本就在不间断的交流中得到发展。著名作家林语堂有自道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新加坡与中国有深厚渊源，又接受了西方制度和文化的熏陶洗礼，自当可担当起沟通中西交流的纽带桥梁，为东方与西方世界的交流融合和共生共荣做出独到的贡献。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杨超，博士，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