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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9月以来，国内“拉闸限电”现象已经波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广东、江苏等10余个省份。进入11月，国内北部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供暖阶段，中央政府在坚持保民生的原则下尽最大程度保障居民过冬用电供暖安全。反观此次拉闸限电浪潮，是什么导致如此严重的灾难性事件发生呢？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分析此次中国拉闸限电的具体原因。

一.政策干预

         8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的通知。通知中统计了31个省区2021年上半年能耗双控完成情况，从晴雨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以沿海地区、东北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为主的省份能耗降低进度不容乐观，大多处于红色预警等级，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以上地区上半年能耗双控指标的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相应的对于当地政府下半年的能耗双控指标的进度达标要求就极为迫切，能耗降低压力巨大。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这些地区在明知能耗双控指标的政策前提下仍然容许高能耗企业在当地大举生产，不加以限制。首先，2021年处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期逐步恢复阶段（以下简称后疫情时代）的时代背景，全球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中国作为全球唯一一个成功有效控制疫情的国家，率先实现GDP正增长。根据日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GDP达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这一亮眼的数据无疑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在国外各国都受困于新冠疫情的时候，国际进口贸易就显得格外重要。而中国正处于这一出口供给风口，因此国外厂商纷纷向中国企业发来订单，中国企业在短期内订单数量激增，海关总署于2021年1月14日公布，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贸易顺差3.7万亿元，增加27.4％。另据国家统计局1月19日公布的数据，2020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由此看出全球贸易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从供给看，中国在较短时间内较好地控制住疫情。第一，政府针对疫情制定宽松的财政政策，实行的税费优惠及补贴政策，让企业能快速从疫情的低迷中走出，复产复工较为迅速，而一些生产大国尚因疫情原因失业率居高不下，工资水平较低导致居民自愿失业情绪高涨，企业未能大范围复产复工；第二，中国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不断链”优势确保中国产能的稳定甚至增长。第三，按照目前主流经济学界的流行说法：中国是一个工业大国、制造大国。由此奠定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地位。从需求看，全球各国因疫情影响本国内原材料短缺，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逐步抬高中国企业的地位。

        其次，以金属冶炼和加工、化学制造相关的企业作为复工复产的主力，在各省份中企业数量、资金规模都占据主体地位，这无疑给各省政府在后疫情时代提供地区经济增长点。他们简单的认识到放宽对这些高能耗企业的管控，让他们积极扩大生产，提高产量，有助于拉动本地区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并缓解地区就业问题，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于是政府的“宽监管，促经济”的宗旨在不断被贯彻执行中，其风险敞口在不断扩大。最终呈现出上半年能耗双控指标晴雨表中的不乐观情况。

         在简要分析完政府对高能耗问题的容忍态度之后，再来看下半年中央关于高能耗问题的政策出台。2021年9月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的通知。通知指出，要坚决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对能耗双控目标完成不力的地区加大处罚问责力度。这无疑对各地政府产生巨大的压力，各地都在积极寻找方法来答好这份年底的期末答卷。加之中国提出全新总体目标：到 2025 年，能耗双控制度更加健全，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到 2030 年，能耗双控制度进一步完善，能耗强度继续大幅下降，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控制，能源结构更加优化。到 2035 年，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全面节约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有力支撑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目标实现。至此，高能耗企业的当地政府意识到唯有“一刀切”才能在短期内将地区能耗双控指标快速拉低，正如歇后语“赶鸭子上架，强人所难”一样，各地政府坚持不行也要硬上的急迫政策态度，出现了各地拉闸限电的史无前例的景象。

         综上来看，这次拉闸限电背后中央关于能源减排政策的制定是正确合理的，但是各地政企部门仍没能抛弃旧有的“唯经济指标论”的思想意识，缺乏对地区全面发展的统筹性考量，对中央政策缺乏执行力，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中央对于地方指标考核监管力度不到位，没有执行责任到位、政策到企的坚定意识。

二.供需失衡

        2021年注定是市场不平凡的一年。有色金属等金属加工类工业生产在经历过之前一年的持续低迷后，迎来了价格反转。从市场基本面来看，此轮金属类加工产品大幅涨价的背后是金属顺周期叠加板块低估值和后疫情时代通胀下的价格调整外部因素，行业低库存，高需求的内部因素共同决定。

        由于全球工业企业原材料高度依赖中国出口，根据微观经济学均衡理论，当需求曲线增加时均衡价格提高，使国内上游材料价格上涨迅速，出现明显金属类大宗商品经济过热现象，容易出现高泡沫的危险。加之上游高价格必然导致下游产业提价来弥补成本增加，最终这些增长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将逐步传导到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从而造成进一步的通货膨胀。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会产生抑制作用，使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单方面的需求侧增长，必然导致市场供需失衡，使价格不能正确反映市场情况，出现局部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政府通过“拉闸限电”的政策干预措施，使上游高耗能企业原材料价格被动下降，避免发生价格风险，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出现资金短缺、投资者权益受到损害、资本市场出现经济大幅波动。

        在供需失衡的条件下中国实行凯恩斯主义，加强政府干预手段来维持价格稳定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自由市场化运作规律。顺应市场各种经济周期是一种合理的经济操作。在全球海运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外国企业进口中国货物的需求会随着成本的大幅上升而有所缩减，从而形成链式传导机制，牵动市场各个主体做出相应改变，从而以正反馈方式影响价格。

三.亏损利润

        中国在计划经济以后一直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决定中国市场中以民生、公共基础设施为主的行业必须由国家掌控，所以国家是这些行业的价格制定者。以本文所讨论的电力为例，电力作为民生基础之一，坚持电价实行限制价格制度，防止电价过高引起社会不稳定。从发电企业角度出发，由于上游金属、煤炭大宗商品大幅涨价，必然导致发电企业发电原材料成本上升，会计学中利润=收入—费用。在发电企业收入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企业的发电费用升高导致企业利润降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以煤炭为主的火力发电仍然占据供电主体地位，约占市场能源供给60%。燃料成本一般占火电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70%-80%，电煤价格上涨直接影响主要发电企业的业绩。

        根据华能国际财报显示，即使今年上半年华能国际售电量同比上升20.80%，但燃料价格上涨依然拖累了其业绩。半年报显示，华能国际营收、营业成本、归母净利润分别实现951.16亿、824.88亿、42.82亿元，分别同比增加20.17%、29.74%、-25.30%。其中营业成本增加，系燃料价格上涨以及发电量上升共同影响所致。

        所以企业为此降低发电量可以相应缩减发电成本造成的利润同比下滑。上游价格传导间接影响到民生用电安全问题。所以政府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来抑制煤炭、金属价格上涨。

四.货币利率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依赖中国出口带来经济增长和原材料供应。我国目前办理的国际结算业务品种较少，很难实现人民币进出口结算。当今国际商品市场处于典型的买方市场状态，出口商品的竞争异常激烈，对买方相对有利。所以相对于中国出口，基本仍以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

        针对如今国际订单大幅增加，以美元结算的订单大量涌入中国国内，使中国美元外汇储备增加，相当于本币的购买力增强，导致本币的需求量增加，根据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本币将会有升值的趋势。本币升值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有利于中国进口，不利于出口。而在当下，全球生产缓慢甚至停滞十分不利于中国大规模进口贸易，且本币需求大于供给会产生通货紧缩的情况发生，按照现行的经济学理论在萧条时期应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紧缩会加剧经济萧条，因此中国要改变目前的国际贸易结构。

        综合以上四方面内容来看，此次“拉闸限电”并不是简单的政策导向行为，而是有着中国自身利益发展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