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自下而上”的胜利,交易所为大股东借道转融通减持上了一把“锁”

为规范转融通业务中机构投资者的“无声”减持行为,交易所再次快速响应了普通投资者的“呼声”,修补了转融通业务中存在的“漏洞”。而这样的变革,完全源于自下而上的推动。

受高瓴借道转融通减持隆基绿能影响,沪深交易所快速针对转融通“漏洞”进行了修订。

11月10日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业务指南第10号——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业务》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后,转融通出借和归还证券,不能再与证券的买卖简单比照,通过转融通出借股票,出借部分仍计入出借人的持股比例,相关的信息披露规则也对其仍适用。

这意味着,证监会及交易所等监管层再次对普通投资者的“舆情”快速做出回应,进一步规范了机构投资者借道转融通“无声”减持现象,提振了投资者信心。

交易所火速为转融通减持“漏洞”

打上补丁

继金帝股份管理层上市首日把限售股融券卖出后,高瓴借道转融通减持的行为再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10月30日,隆基绿能披露的三季报显示,到今年三季度末,HHLR持有4.98%股份,并且HHLR通过转融通方式出借的股份已全部到期归还。

这意味着,HHLR或利用转融通将持股比例下降到5%以下并在没有任何公告的情况下,减持了隆基绿能0.87%的股份,约6594.6万股。

消息一出,市场对于持股5%以上大股东利用转融通机制减持的质疑声随之四起。

对此,证监会等监管层快速做出回应,11月8日晚间,因涉嫌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隆基绿能股票,证监会决定对HHLR公司立案调查。

与此同时,11月8日、10日,沪深交易所针对转融通业务修订了系列指南。此次修订有两个核心要点:一是参与转融通出借的股份,不能视为已被卖出,仍然算作持股。这意味着,股东不可以通过转融通将持股比例压降至5%以下,进而规避信披义务。

二是要求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参与融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的具体情况。此举将进一步提高股东转融通信息透明度,减少了普通投资者的信息差。

除了大股东借道转融通减持外,利用转融通在上市首日把限售股融券卖出“做空自己”同样受到了市场广泛关注。

9月1日,金帝股份登陆A股,并同步被纳入融资融券标的。数据显示,上市首日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的战略配售资管计划就通过转融通借出458万多股,由此也引发投资者对限售股是否可以通过融券“做空自己”的担忧。

为回应投资者担忧,10月14日,证监会对融券及战略投资者出借配售股份的制度进行针对性调整优化,取消了上市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通过参与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出借。

从金帝股份再到隆基绿能,可以看到,证监会和交易所等监管层对普通投资者舆情的关注,把提振投资者信心放在关键位置,第一时间解决各种不合理套利行为。

腾讯、博纳影视也借道转融通减持

在资本市场上利用转融通机制进行“无声”减持的并不只高瓴一家。

2022年11月,长亮科技发布公告,持股6.57%的大股东腾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信息技术”)通过大宗交易及转融通出借导致持股比例降至4.99%。

在腾讯信息技术通过转融通将股份降至低于5%后,其随即进行了巨额的减持。数据显示,腾讯信息技术今年一季度减持长亮科技股份比例为3.86%,按照一季报末13元/股折算,减持金额3.72亿元,在持股降至1.14%的过程中,并无披露公告。

除了腾讯信息技术借道转融通减持长亮科技外,同为“腾讯系”公司的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计算机公司”)也通过从转融通大幅减持了华谊兄弟公司。

在2022年8月,华谊兄弟原持股5%以上的大股东腾讯计算机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和转融通将其持股比例降至4.99%,接着腾讯计算机公司进行了大规模减持,截至一季度末其已退出前十大股东行列,期间也没有披露减持公告。

再比如,今年6月,云从科技公告,持股比例为6.40%的股东云逸众谋因大宗交易减持及转融通出借导致持股比例降至4.99%。其中,三次是通过转融通出借的方式导致持股比例下降,如果不算转融通出借导致的减持,云逸众谋还持有约5.69%的股份,截止三季度末,云逸众谋持股比例进一步降至4.17%,但期间云逸众谋并未对减持情况进行公告披露。

此外,今年4月,果麦文化公告称公司第二大股东博纳影视通过转融通借出了0.87%股份并且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了1%股份,于是,博纳持股比例从6.87%降到了4.99%,不在列为持股5%以上的大股东。

从上述“无声”减持的例子来看,公司大股东减持时均把通过转融通借出的股票算做了“减持”,而在交易所的新规定下,转融通出借的股票仍然要算作股东持股。

值得一提的是,让投资者“谈虎色变”的转融通业务刚开始是为了增加市场的活跃度和流动性而设立的,转融通业务就是融资融券交易的一种扩展,使得机构投资者可以借入或者借出证券进行交易,从而增加市场的活跃度和流动性。

具体来看,据荣正睿信统计,2020年转融通新政发布后,市场融券余额持续提高,从217.56亿元迅速攀升,在2021年9月,达到1738.6亿元,相较于2019年底融券规模增涨了近700%,可见放开转融通实施范围后,市场反馈明显。

从长远角度来看,上市公司实施转融通业务是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A股市场化水平的重要工具。

一场“自下而上”的胜利

事实上,关于转融通业务带来的争议主要在于普通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融券业务上,普通投资者难以达到基本的业务门槛,机构或资金体量较大的投资者在此业务上有着更大的优势,导致普通投资者与公募、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普通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在转融通业务上的不对等性,进一步说明了规范重要股东转融通业务的重要性。

对此银河证券也表示,市场之所以对转融通工具争议不断,归根到底还是广大中小投资者渴望一个公平合理的交易环境。在这个时候,及时纠错、及时填补规则漏洞,可以更好维护股票市场公平合理的交易环境,这也是提升A股中长期投资信心,提高国内资本市场吸引力的关键所在。

除了规范转融通业务外,今年以来,证监会等监管层也出台了许多提振普通投资者信心的政策。

对于减持行为,证监会强调,上市公司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或者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

对于量化交易,证监会要求证券公司加强自身及其客户程序化交易行为管理,规定证券交易所对包括可能影响证券交易价格、证券交易量或者交易所系统安全的异常交易行为等重点事项加强监测监控,明确证券交易所可对高频交易提出差异化管理要求,包括调整异常交易认定标准、增加报告内容等。

对于大额再融资问题,实施预沟通机制,限制某些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规模和间隔,严格融资间隔期要求,募集资金应投向主营业务。

无论是限制机构投资者通过转融通变相减持公司股份,还是规范量化交易行为,都体现了证监会为解决普通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间“不对等性”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证监会重视普通投资者“舆情”,快速弥补政策不足,对提振投资者信心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 | 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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