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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jun认为，时至今日，随着全球贸易供应链的格局发生改变，美国制造业回流时机已经成熟，全球供应链的“韧性”问题将成为未来关注重点。

文丨FT中文网编辑 杜若萱

疫情结束之后，全球贸易格局迎来新的转变。今年4月末，科尔尼咨询公司发布《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该报告的发布已有十年历史，十年前，近岸外包还只是一个愿景，但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去年我们就“越南是否为产业链外迁唯一值得担心的地区”采访了科尔尼咨询管理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全球合伙人贺晓青、科尔尼咨询董事Shay Luo，今年值《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发布指数十周年，FT中文网再次与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亚太区主席Arjun A. Sethi，就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具体表现进行深度访谈。Arjun认为，时至今日，随着全球贸易供应链的格局发生改变美国制造业回流时机已经成熟，全球供应链的“韧性”问题将成为未来关注重点。

美国制造业回流时间线√ 2013年-2018年

2013年报告发布之初，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微乎其微。当时只有部分企业开始缓慢地将自己的产业链从中国大陆向外转移，主要转向亚太其他低成本国家或地区（LCC），现在被称为“亚洲替代供应链”（Altasia）。这一变化对越南、中国台湾地区和印度产生利好。2018年，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实施新的关税政策，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在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开始较为明显的下降。2019年美国向亚洲14个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离岸贸易伙伴进口的制成品从2018年的8160亿美元缩减至7570亿美元，下降7.2%，美国制造业开始大规模撤出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与此同时，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制成品总额从 3200 亿美元增长到 4020 亿美元（增幅为 26%）。选择在墨西哥实现“近岸外包”，成为美国产业链迁移的新趋势。

√ 2018年-2023年

如果说前五年制造业向大陆外转移的核心驱动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而过去五年则受关税问题和新冠疫情影响显著，中国大陆在美国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加速下滑。科尔尼报告指出，2023年美国境内受消费者情绪的转变、社会对企业 ESG 问题日益关注、政府出台更多鼓励措施以及弥补劳动力缺口的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制造业回流趋势凸显。根据今年官方数据，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增加了略低于80万个，随着美国经济从疫情中迅猛复苏，制造业就业空前繁荣。上个月，美国制造业就业总人数接近1300万人，为2008年末以来的最高月度数字。

全球电子化浪潮报告指出，电子制造外包服务（EEM）行业将发生重大转变，经过十年酝酿，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和近岸外包趋势逐渐清晰，从根本上影响了代工厂（OEM）和 EEM 行业。EEM 行业包括传统的原始设计制造商（ODM）、合同电子制造商（CEM）和电子制造服务商（EMS）。产品的持续电子化趋势和重塑全球供应链的必要性将极大地推动 EEM 行业的壮大发展。它们带来的双重挑战将促使许多 OEM 与 EEM 展开合作，将端到端全球供应链的日常管理任务外包出去，从而加速自身转型。

墨西哥的吸引力墨西哥前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曾在一个世纪前慨叹，“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这句话揭示了墨西哥在地缘上与美国“邻居”的近忧远虑，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墨西哥近岸外包的繁荣已经离不开美国企业的青睐。过去两年，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显著增长。与其他国家相比，墨西哥在美国进口总量中的占比大幅增加，即使考虑 2021 和 2022 年前所未有的通胀率，其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国内制造业产出的增速。今年三月，特斯拉（Tesla）宣布了在墨西哥北部城市蒙特雷（Monterrey）建立整车工厂的计划，这将是特斯拉在拉丁美洲的第一家工厂。在供应链中断、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特斯拉的投资巩固了墨西哥作为企业向美国靠近的主要受益者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也把目光转向了墨西哥。当前，墨西哥电动汽车领域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以及电动车相关产业（如电池），全部都是中国企业在投资。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亚太区主席Arjun A. Sethi指出，墨西哥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变得相当有竞争力，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关税激励措施并建设了基础设施。

以下为部分采访实录：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亚太区主席Arjun A. Sethi

FT中文网：去年FT中文网就《 2021 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与科尔尼咨询展开深入采访，值《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发布十周年，请问这十年来回流数据最大的特点和变化是什么？与去年的报告相比，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Arjun Sethi：今年是报告发布的第十周年，就变化而言，当2013 年首次发布报告时，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低成本亚洲国家的过程非常缓慢。但在过去 10 年里，尤其是 2018 年之后，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转向成本较低的国家，比如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所以在最新发布的回流指数中可以看到，亚洲低成本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制造业（LCC）占比在 2022 年首次出现净减少。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其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的产品总额中占比再度下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在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已从过去的 65% 大幅下降至目前的 50% 以下。

FT中文网：根据去年的采访，科尔尼公司董事Shay Luo分析越南制造业的整体劳动力素质与中国相比优势并不明显，所能承接的产业种类其实非常有限，请问在当前美国制造业回流背景下，“亚洲替代供应链”是否仍然具有竞争优势？

Arjun Sethi：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当前看到的趋势可能有点与此相反，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其中一些地区的整体素质和制造能力都有所提高，与墨西哥相比，它们仍然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并且这种竞争力正在增强。就具体趋势而言，如果以消费电子产品为例，我们发现苹果或三星等大型跨国公司已将其设施和制造转移到越南，最近转移到了印度。基于地方政府提供的激励措施，亚洲国家依旧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总体而言，我认为亚洲基本上保留了其竞争力。中国以外的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和质量正在改善。

FT中文网：墨西哥的区位优势已经悄然成为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催化剂。请问近年来墨西哥的政府政策和投资环境是否支持和促进了这一趋势？美国制造业回流会对墨西哥的近岸外包产业构成哪些新的机遇？

Arjun Sethi：墨西哥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变得相当有竞争力。政府确实投入了大量的关税激励措施并建设了基础设施，特别是在墨西哥北部。不久前我听说了一个有趣的消息，称特斯拉工厂的建立最终选择了墨西哥而不是印度尼西亚。归根结底，当我们抽丝剥茧去分析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提出的 《通胀削减法案》（IRA），旨在激励美国当地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励。除此之外，数据结构、基础设施和邻近性也增加了墨西哥的整体吸引力。我们还发现其他三到四种趋势，包括中国本身、中国的二级和三级供应商，以及在墨西哥设立工厂并从那里提供服务和产品的中国较大供应商。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墨西哥极具吸引力。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科尔尼公司发布的白皮书，你会发现在过去的 5 到 8 年里，墨西哥制造业供应指数的总体增幅从 1 增长到 1.78，增长了 78%。

FT中文网：根据最新报告，电子制造外包服务（EEM）行业将会发生重大转变，EEM供应链重塑的具体因素是什么？

Arjun Sethi：第一个主要因素是，无论是联网设备还是智慧城市，当前大部分产业的电气化程度都在提高，此外，消费者偏好、地方政府偏好和公司领导层偏好也在塑造行业的需求。董事会成员、消费者和地方政府也开始咨询公司他们的电子产品到底是从哪里采购的，至少在美国消费者希望在本地实现这一目标，并为国内制造业提供大量支持。其次，塑造整个行业的另一个大趋势是行业本身的规模已经非常完善。它是一个价值 5000 亿美元的行业，并且以 5.5% 的 GAGR（年复合增长率） 增长。随着这种增长，人们希望看到一个全球性的、有韧性的、可行的供应链。供应链的“韧性”实际上是我们在疫情中看到的显著瓶颈。正因此，所有公司都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一种替代方案来克服这种流行病驱动或政治驱动的紧张局势。当我们讨论供应链的“韧性”问题时，作为企业希望可以看到另一种可替代的选择。我们称之为“中国+1”，使得供应链更加区域化和本土化，这些特性每一项都满足了我们对 EEM 行业供应链韧性的需求。

FT中文网：美国制造业回流需要克服哪些美国本土的挑战？

Arjun Sethi：在我看来，最大的挑战是美国与中国同行的密切合作。事实上，美国公司帮助培训中国同行，并提供非常高质量的服务，原本的产业模式已经是十分成熟，想复制将会十分困难，这不仅仅关乎一个强大的供应链，还需要非常扎实的劳动力，尤其是庞杂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即使只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仅仅建立一个新的晶圆厂设施、一个新的半导体制造设施的成本就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FT中文网：2022年11月拜登政府颁布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和《芯片法案》（CHIPS）是否影响了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经济环境和前景，这些法案是否有助于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并提高美国制造业的自主能力？

Arjun Sethi：是的，这两项都是美国本土的有趣举措。通货膨胀的降低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使美国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成本降低了约 30%，包括电池和汽车。目前的门槛是，本地制造比例应达到 60% 左右，到 2024 年，本地制造比例将提高到 65%，达到 75%。关于 《芯片法案》（CHIPS），当拜登总统在 2022 年提出这一法案时，是为了解决疫情后的供应链“韧性”挑战，特别是在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领域。现在，联邦资金用于建设半导体制造工厂，同时也用于教育年轻人并培养该行业的更多人才。其次，我们发现一些美国知名大学，比如纽约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都设立了该领域的人才培育项目，旨在人才带入芯片领域。话虽如此，但这毕竟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即使建造一座制造工厂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在美国本土设立晶圆厂的成本明显高于在中国台湾设立工厂的成本。

FT中文网：美国制造业回流是否会加速其他国家或地区取代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相比去年的报告，“回流”趋势对中国制造业造成的影响是否发生新的改变？

Arjun Sethi：我对使用“替换”这个词持谨慎态度，但我想说它们既是拉动因素，也是推动因素。当我们说拉动时，意味着远离中国。为什么有些东西会远离中国？我认为因素有很多，第一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其次，某些客户可能要求产业链本土化。第三，即使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在增加。所有这些因素包括疫情的影响，都使美国制造业从中国撤回其供应链。但同样，我们也有理由重返中国，因为中国企业已经应对了挑战，供应链正在升级。当我们讨论到制造业的回归时，还应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如果美国国会通过了普惠制（GSP），也许人们会从中国转向其他低成本国家，即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但由于这一过程尚未完成，一些公司现在也更愿意返回中国。我们必须同时考虑拉动因素和推动因素以及平衡，才能判断是否真的存在“加速”。全球供应链布局肯定会发生变化，但中国本身也在改变其应对策略。

FT中文网：请您预测未来五年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布局的趋势。

Arjun Sethi：在全球供应链方面，供应链韧性话题会继续受到更多关注，“韧性”的定义关乎着如何创造更多本地化的供应链。我相信整体近岸或回流趋势将持续下去，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崛起的势力非常非常强劲。同样，我们也看到近岸制造的出现，甚至在欧洲近岸制造趋势也将持续下去。不同公司将投入资金、资本和人才来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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