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

摄影：Marigna Roth

专注于书写中国乡土的梁鸿认为，中国的乡村并不是一片特殊的土地，她期待人们将农民当做普通群体来看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一种“病症”或者社会问题。

文 | 温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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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英国查思出版社的邀约，我于今年的十月份在伦敦主持了作家“刘震云和梁鸿的英国读者见面会”。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梁鸿的作品，所以我花了相当的时间做了一番准备。

我首先读的是她的小说集《神圣家族》，这部作品的英文版于2021年12月获得了英国的 “Pen Translates Award” （笔友翻译奖）， 然后是粗略地通读了她的“梁庄系列”。是梁庄系列奠定了她在文坛的位置，也更让她成为一个让人关注的公众人物。

在读“梁庄系列”的时候，我不仅被她讲述的梁庄人的故事深深地吸引，对她的敬佩之心也油然而生。正像梁鸿自己说的，当她决定回到梁庄观察这片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土地时，她才发现其实她并不正真地了解它，也不曾真正地关注过它。

的确，尽管中国的乡村地域博大，我们对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也不陌生，而且在我们居住的城市中遭遇乡村并不困难，但除了一些肤浅的同情之外，有多少人曾经真正地关注过他们，真正地看见他们？我知道，我也没有。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的那种原始的冲动和巨大的热情，在她的采访和记录里，在她看似冷静的描述中不经意地流露，让读者也感同身受，对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充满理解和喜爱，也充满同情和敬佩。

无论是虚构的“吴镇”，还是真实的“梁庄”，也无论是真实的梁庄人，还是虚构的吴镇人，他们相互交织，勇敢地面对着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带给他们的种种困惑和难题，让我真正地“听到”了他们，“看见”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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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近一个月的精神准备，以及对她在各个媒体里的影像资料的了解，我已经不觉得梁鸿陌生了，反而，我对我们的相遇充满了期待。

10月18日在伦敦中国城的China Exchange，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上台开始了对谈，一路畅谈。梁鸿自然淳朴，让我的提问随意而放松。伦敦是他们英国之行的第六个城市，而且第二天她就要飞回北京，紧张的旅程并没有把倦意写在她的脸上。

那天英国刚刚降温，窗外下起了小雨，典型的雨中伦敦，面对现场两百多来自英国四面八方的读者，空气中充满了久违的兴奋以及难以言状的引力。

梁鸿，这个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的乡村女孩，凭借自己读书读得好，走出了梁庄。她对故乡的再回首，是偶然也是必然。

梁鸿攻读文学博士的时候，她的导师要求她研究河南文学，所以她花了三年时间写成了博士论文，详细地研究了河南作家，出版了名为《外省笔记》的专著。她觉得这三年特别重要：“就像回到了母亲的子宫，突然间觉得那片土地对你是有意义的。所以，后来的写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回到了这片土地，这是一个正常的情感延续。”

学术的研究曾令她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她于2008年又回到了故乡，虽然并不清楚故乡会带她去哪里。但是，当她站在村头，看到那些熟悉的人群的时候，突然间就觉得，她跟那里的人们实际上还是一体的，好像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是也从来没有真正去关注过他们。

那一刻，想写一个中国现实的村庄、而不是一个小说里的村庄的念头就产生了。

“我觉得写作需要一种激情，就像我们今天来这里一样，也需要一种激情，否则我是不愿意出门的，这么冷，对吧？” 她呵护着在场的观众，“写梁庄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里有一种特别大的生命的冲动.......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追寻自己，都是为了找寻生命的源头，不管这个生命是你个人的生命，还是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

她补充说，以现在的心态，让她再去跑十几个城市，去找这些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她真的是没有勇气了。只有在那样的一个时期，那样的一个巨大的冲动之下，梁庄的故事和梁庄的人才跃然纸上。

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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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我没有考证过这句话的出处。反正这些年在英国，也深深地为英国的乡村着迷，那些村舍和乡镇，那些只有牛羊的丘陵缓坡，似乎停滞般地几百年都没有变化。而我记忆中的中国的乡村，那曾经生活过十年的陕南，也是田园牧歌般的存在---上山挖中药，下山捉泥鳅，完全没有后来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所遇到的种种问题。

记得大学期间，同学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农民”二字，是用来讥讽那些有“农民意识”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大家也许是无意识地这么说，可城市年轻人的 “自以为是” 却是真的。想起来这一幕，我就为当年的无知而羞愧。

这正是梁鸿写“梁庄”时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把“农民”这个词语“除掉”，让它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群体，而是每一个个体的面貌，每一个人的故事。“读了梁庄之后，你会看到一个个人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个‘农民’的故事”。

她觉得中国的乡土并非是一片特殊的土地，它是中国的土地之一；农民也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中国人的群体之一，所以她特别不希望大家用一种非常特别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农民。当我们把农民特别摘出来看的时候，你是把它作为一个“病症”、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看待的，而不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存在来看待的。

梁鸿认为：一个作者最大的任务就是把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写出来，而不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看待他们。

我问她：这个改变了你的命运的那个关键的“差异”是在什么呢？

梁鸿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她说：“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差异，混得好或者混得不好都是一种生命的形态，就是说人有各种机遇，我可能碰巧比较会死读书，然后读出来了。而没有这样走的人，也不能用遗憾来判断。他们有自己的幸福，也有自己的悲伤；而我们有自己的幸福，也有自己的悲伤。”

尽管如此，梁鸿还是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写了这三本书。她觉得这是对她的馈赠，对她生命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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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作为一个研究中国乡土文学和乡村关系的学者，再加上十年对梁庄的调研和记录，她从非虚构的“梁庄”，到如今虚构的“吴镇”, 这个转变是不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有专家评论这样评论她的小说《神圣家族》：“从非虚构到虚构，不再是平视的眼光，还有了俯视”。

《神圣家族》里所描写的12个人，都是边缘人物，他们有很悲惨的故事，但梁鸿却以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写了出来。譬如《到第二条河去游泳》这篇，她用非常平淡的手法来写这个女孩子去找一条河，把衣服脱了，换上不同的衣服，然后跳下去。在河里她和其他的死者非常平淡地聊天，你为什么死，她为什么死....... 她希望这样能让读者感受到一种言外之意, 引发一些思考。

梁鸿说：我觉得文学不单单是用“重“来写“重”，也可以用“轻”来写“重”。用轻盈的、玩笑的、幽默的方法来展示人的那种存在的荒诞、存在的悲凉。

梁鸿在写《神圣家族》的12个人物的时候，非常兴奋，也很享受天马行空的虚构的快乐。譬如她写徐家亮盖屋，因为地上的房屋已经不能住了，要挖一个地下的两室一厅满足自己的愿望。她特别开心可以给主人公找到一个方法。虽然是虚拟的情节，但是里边又包含着许多社会的层面，所以她希望这样一个虚拟的人物，和整个社会的那种所谓的话语是完全融为一体的。也希望读者首先喜欢这个人物，觉得好玩，然后才是背后那种她要表达的声音。

梁鸿在英国的读者见面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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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梁鸿在台上的对谈也就只有四十多分钟。按照活动的议程，会后没有饭局，我也另有计划。主办方希望我们把梁鸿送回酒店，因为她要和一个私人朋友见面。

我们走出China Exchange，一脚踏进唐人街的灯红酒绿。外面下着小雨，梁鸿拿出了一把自备雨伞，而我习惯了海边小镇的装备，从不带伞，但也没有穿防雨衣。

我们同行的三人都不生活在伦敦，另一位美女作家怕梁鸿淋雨，就叫了一辆Uber送她。其实，她的酒店就在不远处，走路十分钟就到了；而我，一个住在外地的路盲，也没有坚持说还是走路更快更方便。那时，正是傍晚五点多的拥堵时刻，第一辆车爽约没来，我们又换了地方再叫一辆车。我建议，不然就在中国城吃了饭再回酒店？梁鸿说还有人等，其他人也没有应和，我就没再坚持。

终于等来了出租车，路上很堵。在等车的时候，我们躲在雨伞下聊天；在出租车上，我们也一直在谈论写作的话题。

我至今都很后悔没有请梁鸿在中国城吃饭这件事。那天，我就像一个丧失了思考和决断能力的乡村人(我们华人称我的小镇为布村），迷失在伦敦这个大城市了。也许梁鸿只是客气，见她的朋友也应该也没有那么紧急，而我们自己的安排也应该没那么紧急。关键是，身在餐厅林立的中国城，我竟然木讷到没有坚持请她吃饭后再送她回去........

除了这个遗憾以外，这一场在伦敦与梁鸿的对话，像一场神秘的幽会，让中国的乡村和那里的人们，久久地徘徊在我的脑海里。

英国的乡村在英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对许多人来说，它代表着宁静与和谐的生活方式，也代表着慢节奏，是一个让人们享受大自然的的乡村。

来英国之后，听到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它提到了英国乡村的重要性与价值：“乡村是我们国家的灵魂，是我们文化和传统的根基...乡村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它是我们的身份和价值观的象征。”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句话所说的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乡村。中国的乡村也是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根基，也是我们身份和价值观的象征。而我们所需要的，是好好地理解它，研究它，尊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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