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不久的福州茶交会上，55岁的肖朝虎和几名二十出头的学生站在福建农林大学展台前。他们是同学，只不过年龄差距较大。一边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几条曲线不断起伏，显示着传感器捕捉到的茉莉花香气。 这是肖朝虎第二次参加茶交会。上一年，他到展会上学习泡茶；这一次，他带来了自己参与研发的茉莉花茶智能化窨制控制系统。茶交会开幕时，距离他2024年9月到福建农林大学报到，刚刚过去两年。 52岁时，肖朝虎辞去工作，用大约100天跨专业备考，以398分考上茶叶加工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备考时，AI帮他整理十年真题、归纳知识点、模拟出题。读研以后，他又借助AI重新编程，把传感器、机器视觉、数据采集和软件系统串在一起。那个离开一线开发三十多年的程序员，又开始写起了代码。 但如今进入研三后，他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变成了“毕业以后去哪里”。是继续做科研、进入茶企、回贵州帮助家乡发展茶产业，或者回到熟悉的品牌传播行业，每条路似乎都有现实限制。 53岁时，肖朝虎给自己画了一条新的起跑线。55岁时，他开始准备再找一次工作。 一条逐渐变窄的轨道 肖朝虎上一次走进大学，已经是三十多年前。 1988年，他成为贵州正安县的理科状元。父亲卖掉家里的牛，村里人又一块、两块、三块五块地凑钱，最后，他带着375元来到北京。 填志愿时，肖朝虎原本想读经济管理，觉得那是一个“以后可以当干部”的专业。班主任建议他把刚刚兴起的计算机专业填在第二志愿，学校看到他的高考成绩，将他调进了计算机系。那是中央民族学院招收的第一届计算机专业学生。 家里经济条件有限，班主任和系里老师主动从外面找来文字录入、系统开发等工作，交给学生勤工俭学。肖朝虎用五笔帮人打字，也跟着老师为学校开发管理系统。毕业前，他和同学为外地一家单位做了一套工资管理系统，拿到1440元报酬。那时，他每月的生活补贴只有三十多元。 本科毕业后，肖朝虎做过两年程序员，又考取经济学

一首好歌，常常会把人带回一段具体的记忆里。 有人记得一家人守着电视等《便衣警察》，有人记得《北京人在纽约》热播时对远方的想象，有人听见《从头再来》，会想到小时候父母离开工厂的那几年。更年轻的听众，可能从《甄嬛传》、音乐综艺或《流浪地球》认识刘欢。同一个声音，就这样进入过几代人截然不同的生活。 2026年9月26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刘欢于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 近四十年来，几代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听过刘欢的歌。 他唱过年轻人的抱负、离乡者的思念、失去工作的人的自我鼓励，也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唱出一首简单而舒缓的《我和你》。 中国社会在不同阶段需要的声音，多次汇聚到这一位歌手身上。 这些歌曲积累起的声望，也让他有机会参与决定，谁能获得下一次登台的机会。后来，人们在综艺里看见他为年轻人的作品激动，在行业讨论中听见他为创作者的权益发声。他越来越关心，那些还没有成名的人，能否把自己的歌写完、做好，再送到听众面前。 从录音棚到大学教室，从综艺导师席到原创音乐公益金，他始终关心着一首歌抵达听众之前的事情。那里有作曲、编曲、练习和录音，也有钱、时间，以及一个年轻人能否继续做下去的问题。 电视把他送进千家万户     🎵 我们亚洲 山是高昂的头 我们亚洲 河像热血流 《亚洲雄风》（1990） 刘欢走进音乐行业时，并没有一条现成的明星道路等着他。 1963年，他出生于天津。后来进入国际关系学院，学的是法语文学。大学里的外语学习和音乐兴趣交织在一起，1985年，他拿下首都高校英语、法语两项歌曲比赛的冠军。毕业后，他又随中央讲师团前往宁夏支教。 外文歌曲为他打开了录音棚的门。1986年，央视《电影世界》需要能演唱外国电影歌曲的人，刘欢获得了机会。在那个重新接触外部世界的年代，一个大学毕业生对外语和音乐的热情，意外地成了职业起点。 真

中秋是一年里最强调关系的节日。它关心一个人在哪里，和谁吃饭，是否回家。一枚月饼也因此很少只是一种食物。它提醒人们从哪里来，与谁共享生活，又有哪些人已经不在桌边。 《燕食记》开头，荣贻生教陈五举打莲蓉。莲子去了莲衣，放进深锅，以低糖慢火慢慢煮。最要紧的是一个“熬”字。火候到了，时辰到了，再硬的莲子也会变得甜糯。 一枚月饼被端上桌以前，许多漫长的工序都藏在厨房里。葛亮也从这口锅开始，写师徒之间的传承与决裂，写广州与香港的迁徙，写一门手艺如何穿过近百年的动荡。食物在他的笔下成为保存时间的方式：人的声音会消失，店铺会关门，一种味道却能由下一双手重新做出来，让已经走远的生活再次回到眼前。 今天，团圆已经很难由一张全家福概括。有人重新回望母亲，才看见亲情中迟到的理解；有人选择独自生活，通过住所、朋友和兴趣建立自己的秩序；有人进入游戏与算法，在虚拟关系中寻找尊重、陪伴和边界。还有一些连接跨越更远的时间和空间：我们记住了探险家的名字，却很少看见那些穿着草鞋翻过雪山、把植物从荒野带进纸页的本地人。 这个中秋，我们从《燕食记》的一枚莲蓉月饼出发，读五本关于连接的书。它们写家族与师承，也写被历史漏掉的人、复杂的母女关系、一个人的生活，以及人和代码之间正在形成的感情。 生活的形态不断变化，人依然需要确认自己从哪里来，愿意和谁一起生活，又怎样为彼此留出位置。   《燕食记》  一枚月饼里装着百年聚散   《燕食记》 作者：葛亮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磨铁图书 2026年9月 “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 ——《燕食记》   葛亮写食物，关心的始终不止于味道。 《燕食记》以岭南饮食为线索，写荣贻生与陈五举两代厨人的命运，也借得月阁、同钦楼等茶楼的兴衰，带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两地的世事变迁。虾饺、烧卖、蛇羹、云吞面轮番出现，食物把宏大的历史重新放回普通人的

50年前的今天，《霹雳娇娃》开播：女性英雄，还是“性感电视”？ 1976年9月22日晚上10点，美国ABC电视台播出了《霹雳娇娃》的第一集常规剧集《Hellride》。三个年轻女人走进了黄金档。Sabrina、Jill和Kelly都从警校毕业，却没有得到真正施展能力的工作。直到神秘老板Charlie把她们招进私人侦探事务所，她们才开始调查绑架、谋杀和各种犯罪案件。 《霹雳娇娃》几乎立刻红了。1976—1977播出季，它冲到全美尼尔森收视第五名。三个“Angel”也迅速成为流行文化偶像，出现在杂志封面、海报、午餐盒和各种衍生商品上。尤其是Farrah Fawcett。她的金色长发、灿烂笑容和泳装海报，很快成为1970年代美国最容易辨认的女性形象之一。 但这部剧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一个问题：它究竟是在创造女性英雄，还是只是在换一种方式展示女性身体？支持者有理由认为，这是电视里的一个突破。动作、侦探和犯罪题材长期由男性占据。 《霹雳娇娃》却让三个女性成为真正推动剧情的人。她们会开枪，会格斗，会卧底，会调查，也会抓住男性罪犯。在那个年代的美国电视里，三个女人每周一起解决案件，本身就很少见。但批评也几乎同时出现。 媒体很快给这一类节目起了一个后来很有名的名字：“jiggle TV”。大致可以理解成“靠女性身体晃动吸引观众的电视”。《霹雳娇娃》的服装、泳装、紧身衣以及各种卧底身份，经常让女主角进入强调身体展示的场景。 电视学院保存的业内口述史显示，制作人、服装设计师和电视高管后来都反复谈到这部剧遭遇的“jiggle television”批评。这三个女人当然比过去很多电视女性角色拥有更多行动能力。但她们的这种“强大”，又必须被包装成漂亮、性感、容易被男性观众接受的样子。 它一方面把通常属于男性角色的权力交给女性，另一方面又因明显的性化呈现而被批评为“sexploitation

伽师新梅每年的最佳采摘期只有15天。果农一年的劳作，要在这15天里完成采摘，换成收入。 果子离开枝头之后，还要经过分拣、包装和预冷。等果心温度降到0至1摄氏度，再转入保鲜库，发往全国各地。一颗西梅想走出新疆，既要与时间赛跑，也要在短暂的成熟期里，找到足够多的买家。 2026年8月，淘宝百亿补贴和一批“百亿合伙人”主播再次来到伽师。他们之中，有退休后在直播间做饭的“闹妈”，有从服装生意转向更多品类的“深圳陆厂长”，也有在新疆当地新加入的年轻主播。平台负责选品、谈价、补贴和售后，主播们把西梅带进各自的直播间。 屏幕前的每一次下单，背后都站着一群人：等着收成的果农，为自己的推荐负责的主播，和希望用实在的价格买到产地好果的消费者。 这门生意里没有旁观者，只有合伙人。   主播走进果园以后   儿子在直播间卖美妆，观众却惦记上了妈妈做的夜宵。 这位妈妈来自长春，退休前在银行工作。儿子闹哥做主播，经常播到深夜，她便给他准备吃的。镜头里，儿子介绍商品，母亲在旁边忙碌。观众渐渐熟悉了她，跟着叫她“闹妈”。 有一天，她没有做夜宵，直播间里反而有人找：“闹妈呢？”一位观众说，闹妈哪天不做夜宵，自己第二天都不知道给孩子做什么吃。 后来，闹妈独立开播，边做饭边讲解，也陪观众聊家常。她的粉丝逐渐超过儿子，闹哥索性关掉自己的直播间，来帮母亲经营。从给儿子做一顿饭开始，母子俩有了一份新的事业。 厨房里的经验，是闹妈推荐商品的底气。团队曾选中一款压力锅，参数看起来没有问题，她用过之后觉得不顺手，最终没让它进入直播间。 但一批水果从产地发往各地，需要判断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厨房。 母子俩曾尝试自己联系产地商家。挑哪家的货、怎样发、一单运费多少钱，都要逐项跟进。他们尤其头疼售后：商品一旦出现品质问题，消费者集中找来，两个人很难招架。观众是因为相信闹妈才下单的，货品出了问题，自然也会回来找她。

沈广荣每天上下班要花三个小时。理想情况下，从家里出发前，他会先打开手机，识别身上的衣服、颜色和穿着情况，再看一眼饮水机显示的温度。出门后，导航带他前往地铁站，途中经过两个路口，他会调出红绿灯识别功能，让手机通过声音和震动告诉他信号灯的变化。 如果电梯没有语音播报，他还会用手机判断楼层；需要提交证件照片时，App会提示他调整镜头，完成识别和画面缩放。对明眼人来说，这些动作往往只需要扫一眼。而沈广荣先天失明，他需要把眼前的图像转化成声音，再根据信息采取行动。 帮助他完成这些事情的App叫作“豆芽看见”，谐音“都要看见”。它由沈广荣和团队开发，面向盲人和低视力用户，将手机摄像头、传感器和AI模型结合起来，目前可以识别环境、文字、红绿灯和电梯楼层，也能扫描文档、拍摄证件并提供步行导航。 沈广荣既是开发者，也是每天使用它的人。他关心的，是产品能否准确识别前方与右前方的差别，并在合适的时刻把信息传递给用户。对依靠语音采取行动的人来说，识别、筛选和传达，任何一步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判断。   从屏幕里的无障碍开始   在AI大规模应用以前，互联网产品的无障碍适配主要解决屏幕内部的问题：图片有没有可供读屏软件读取的文字说明，按钮是否标注了名称，焦点能否按照合理的顺序移动，验证码和人脸识别有没有其他验证方式。 对视障用户而言，一个没有名称的按钮只会被读成“按钮”，一张缺少替代文本的图片则可能完全不存在。弹窗如果无法被读屏软件识别，用户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挡住了页面；版本更新改变了操作顺序，此前已经适配好的功能也可能再次失效。 这些问题已经进入法律和监管视野。2023年9月施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要求，利用财政资金建立的网站、服务平台和移动应用逐步符合无障碍标准，同时鼓励购物、医疗、金融、教育和交通等领域的互联网产品进行改造。到2024年底，已有超过3000家与老年人、残疾人生活

今天是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81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书写了捍卫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冷知识：这个纪念日的“生日”，其实改过。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全国庆祝三天，悬旗三日，放假一天，但纪念日定在哪天，并没有一锤定音。1949年底，新中国政务院一度把纪念日定在8月15日（天皇广播终战诏书的日子）；1951年8月，政务院专门发出通告，把纪念日改回9月3日。理由很朴素：诏书里没有一个“降”字，真正算数的，是9月2日签字、9月3日举国欢腾那一天。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把9月3日再次确认。从政府命令、到政务院通告、再到国家立法，一个纪念日被三次郑重确认，这在中国节日史上并不多见。 去年80周年，长安街上的阅兵刷屏全网。今年81周年，不是“大年份”，但或许恰恰值得我们安静想一想：当最后一批亲历者渐次离场，当纪念不再依赖活着的证人，我们靠什么把这一天传给下一代？ 答案也许就藏在今天：你愿意为它停下来的一分钟里。 铭记，是在日常。 #历史上的今天# #抗战胜利纪念日# #铭记历史#

鲁迅：昨天花12元买的画册，今天下雨，在家翻了一遍114年前的今天，北京下雨。鲁迅在日记里只写了几件事：“二日雨。无事。”到了晚上，他写了两封寄往东京的信。然后，把昨天刚买回来的十册《中国名画》翻了一遍。写下两个字评价：“甚适。”前一天是星期日。1912年9月1日，鲁迅上午和朋友去了什刹海。中元节刚过，那里已经“寥落无行人”。中午，他们到四牌楼的同和居吃饭。鲁迅对这一顿的评价很差：“甚不可口。”下午，他又去了青云阁和琉璃厂。在有正书局，鲁迅看中《中国名画》第一集到第十集，一口气全部买下。十册，12元。书局还配了一个木匣，没有另外收钱。这笔钱并不算小。两天前，鲁迅刚领到8月份工资125元，还特意在日记后面注明：“半俸也。”

小摊贩一直存在于城市生活的缝隙里。 清晨的早点摊、学校门口的小吃车、夜晚小区外的炸串和水果摊，它们既是城市最日常的一部分，也长期处在城市管理的边缘。只是近几年，随着工作越来越难找、收入变得不稳定，摆摊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对一些普通人来说，它不只是做一门小生意，也是一条可以迅速开始挣钱的退路。 它不需要重新通过学历、年龄和履历的筛选。一辆车、一门手艺，加上足够长的劳动时间，就可以开始。但这种退路从来谈不上稳固。它依赖人流，也依赖街道；依赖天气，也依赖一座城市愿意给流动摊贩留下多少空间。 2026年入夏以后，郑州持续开展占道经营规范整治。《人间像素》在这个夏天，记录了三位郑州摆摊人的故事。张伟的米粉摊停了，一个月少掉约9000元收入；王丽娟离开市区，继续在乡镇、集市和安置房之间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李梦受到的影响最小，她已经做出三个摊位，还有微信顾客和线上订单，最近开始看商铺。 同一场变化，把三个人推向了不同的方向。对他们来说，摆摊并不只是街头的“烟火气”。它更像一层自己给自己搭起来的就业缓冲：门槛低，启动快，也允许一个人用更多时间和体力换取更多收入。   一份工作不够   晚上五点，郑州的气温还没降下来。张伟把最后一只一次性餐盒塞进三轮车，母亲在后面喊："辣椒油带了吗？"他应了一声，蹬车出门。 他的米粉摊在小区附近已经支了两年多。牛肉粉、牛杂粉，加配菜和方便面，一大碗23到30元。下班的上班族、周边商铺员工、出来遛弯的一家人，构成了这条街的晚高峰。一晚上45到60份，营收1400元左右，毛利35%，落到手里一天500元。一个月出摊18天，9000元。 这9000元，是张伟给自己买的"保险"。 张伟有两份工作，白天是网约车司机，晚上是米粉摊主。 这是他给自己规划的理想工作，一主一副双保险。白天的车和朋友合伙跑，下午四点多结束，他把车交出去，再回家接上另一摊活。

七夕通常属于爱情开始的时刻。人们谈相遇，谈奔赴，谈为了一个人离开原来的生活。《情奔何处》写的却是爱情开始之后。1928年，黄慧如和家中男仆陆根荣私奔，这个决定很快让她成为报纸上的“新女性”、法庭里的“被诱拐者”和公众想象中的爱情主角。 几个月后，她开始后悔。真正麻烦的问题也由此出现：一个人当然可以为爱情出走，但她还有没有权利改变主意？ 《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 作者：何其亮   字数：220千字 出版时间：2026年4月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一个女人私奔以后 1928年夏天，一个叫黄慧如的女子从上海失踪了。 她出身沪上富裕家庭，受过中学教育，此前有过一段未能完成的婚约。和她一起消失的，是黄家的男仆陆根荣。很快，人们又知道了更多细节：黄慧如已经怀孕，离家时带走了一批首饰，两人去了苏州。黄家随后报案，陆根荣很快被捕。 到这里，这本来像是一桩再标准不过的社会新闻：名门小姐、男仆、私奔、怀孕、珠宝、诱拐。 但真正使事情变得复杂的，是黄慧如开口了。 她没有按照一个“受害小姐”应有的方式出现。她没有一口咬定自己受骗，也没有把全部责任推给那个男人。相反，在这桩迅速轰动苏沪的案件里，她一次次强调：自己是自愿的。 于是，一桩家庭丑闻被推到了更麻烦的地带：如果黄慧如说的是真的，问题便不再只是“陆根荣有没有诱拐黄家小姐”，而是一个成年女人，究竟能不能决定自己要爱谁。 这也是何其亮在《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中重新打开这桩旧案的入口。 当一个成年女人被重新叫作“少女”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刑法。按照当时的法律观念，成年女性已经被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年满二十岁的女性，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愿处理婚姻和性关系。 这使黄慧如的陈述变得格外关键。 只要承认她是一个能够判断、自愿行动的成年人，那么案件最初的叙述就会发生变化：陆根荣究竟是

记录生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值得留下。 生日那天，相机朝向蛋糕和吹蜡烛的人；旅行途中，人把镜头对准风景；一家人坐在一起，父母举起手机，追着孩子的动作移动。拍摄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已经作出了选择。谁站在画面中间，谁留在镜头后面，什么被认真记录，什么从视线之外经过。 这种选择通常没有错，人的注意力本来就有限，一次只能看向一个方向。只是许多年后，当我们重新打开一段影像，真正让人停下来的，未必还是当初的视觉中心。可能是父母坐在角落里的样子，是朋友在镜头后面说的一句话，也可能是一个当时没有留意的人，正在画面的一角做着一件普通的事。 一段记忆里什么最重要，我们总是在后来才明白。 全景相机提供了另一种记录顺序。拍摄时先不急着判断，把四周发生的事留下来，等到回看时，再决定看向哪里。一次拍摄因此可以有不同的入口，一个已经看懂的时刻，也可能重新显出另一个人、另一段关系和另一种生活。 记录在按下按钮时开始，「发现」往往发生在更晚的时候。 为了看看这种记录方式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跟随几位大疆合作的全景创作者在重庆进行了一次生活记录。他们最初都有明确的拍摄对象，但是回看素材以后，却重新发现了另外一些故事。   面馆里的平行小世界 视频创作者福吉，来自广东，从小吃着粿条和潮汕面长大，他对重庆小面有着许多好奇。这次到重庆，他很想看看，一碗普通的小面究竟怎样完成，一家24小时营业的面馆又如何从早到晚运转。 早上六点半，福吉带着全景相机来到重庆面馆「晓小面」，他不知道自己能拍到什么，但对此充满期待。七点，老板胡松和妻子蒋蒋下楼，街对面的夜档开始收尾，这边的灯亮起来，新一天的生意接了上去。 打开相机后，福吉先把注意力放在灶台上。锅里的水不断翻滚，胡松把面放进锅里，转身拿碗，再往碗底依次放入调料。海椒和花椒每天现做，豌豆、杂酱、牛肉和肥肠也要当天处理。每碗面端出去，蒋蒋都会提醒食客一句：「要豁

从《编辑部的故事》到《狂飙》，秦焰演了四十年配角   很多年轻的观众认识秦焰，可能是在他快七十岁的时候。 《狂飙》播到后半程，何黎明才真正出现。这个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此前一直藏在赵立冬身后，等他露面，故事里的权力关系又向上延伸了一层。秦焰没有给人物设计太多外显的动作，说话甚至称得上和缓。越是这样，何黎明身上的分量越重：一个在体系里待了几十年的人，不需要提高声音来证明自己的位置。 那一年，秦焰68岁。 8月10日，秦焰去世，享年72岁。同行陆续发文悼念。回看他的职业生涯，比“老戏骨”这个惯常的称呼更有意思的是时间：他25岁进入专业文艺院团，37岁才凭《编辑部的故事》踏入影视圈，此后三十余年参演影视作品逾百部，是业内公认的”老戏骨”与”黄金配角”。从《城南旧事》里惊鸿一瞥的宋妈侄子，到《我爱我家》的东北穴头、《红高粱》的匪首黑眼、《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老皇帝，再到《狂飙》的终极“保护伞”何黎明与《庆余年第二季》的戴公公，他的角色清单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影视流行史的作品清单。 四十年间，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已经换了几轮。秦焰却始终待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上：很少成为故事中心，却需要在有限的戏份里，让一个老板、官员、父亲、皇帝或者土匪迅速拥有自己的来历。 一个配角的四十年，也由此成为观察中国影视变化的一条侧线。   37岁，走进《编辑部的故事》 秦焰成为演员的道路，如今已经很少见。 15岁时，他进入北京电子管厂做工人。几年后，他开始参加工厂宣传队的演出，又到工人俱乐部的业余剧团演戏。1979年，25岁的秦焰考入北京市文工团，之后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 在全国观众认识他之前，他已经在舞台上演了十多年。 秦焰后来多次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专业训练，表演是“一台戏一台戏地琢磨”出来的。他演过《日出》《红岩》，也演过京味独角戏《我爱抬杠》，一个人在

“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白夜行》 很多80后的书架上，可能都放过一本东野圭吾。  有人从《白夜行》开始，有人记住了《嫌疑人X的献身》里的石神，也有人曾在地铁上、宿舍里，一口气读完《恶意》《秘密》或《信》。后来，《解忧杂货店》进入畅销榜，东野圭吾也从推理小说读者熟悉的名字，成为中国大众书店里最常见的日本作家之一。  7月27日，讲谈社发布讣告：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5日，他的最新长篇《永远の记忆》仍将按原计划出版。这是他从1985年《放学后》出道以来的第106部个人著作。  四十多年里，东野圭吾写下一个又一个案件。读者翻开书时，往往想知道凶手是谁、诡计如何完成；读到最后，留在记忆里的，却常常是谜底之外的人：被家庭伤害的孩子，无法摆脱暴力的单亲母亲，才华没有找到位置的教师，以及那些从工作、亲缘和城市生活中悄然掉落的人。  家庭保护的缺位、阶层上升的诱惑、雇佣体系的松动和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断裂，由此进入推理小说。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些压力也并不遥远。我们从他的谜案里读到人性，也从《恶意》《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中，看见泡沫时代的幻灭、家庭关系的裂缝与城市中的孤独。 东野圭吾留下106部作品，也留下一个贯穿四十余年写作的追问：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推理小说里的日本社会   1996年出版的《恶意》，很早便揭开了凶手身份。 畅销作家日高邦彦在家中遇害，旧友野野口修承认杀人，作案过程也很快得到还原。按照一般推理小说的节奏，案件已经接近结束。加贺恭一郎继续调查的，是野野口为什么杀人，以及他为何留下那份详细的手记。 野野口把自己写成长期遭受日高压迫的失败者：日高夺走了他的作品，也夺走了他成为作家的可能。他杀死日高，仿佛是多年屈辱后的反抗。随着加贺核查两人

过去一年，关于 AI 人们讨论最多的问题，不是它有多聪明，而是它会不会抢走人的工作。程序员会不会被替代？白领还值不值得继续做？35 岁以后怎么办？如果职业被 AI 改变，普通人还能不能跟上？ 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的一间教室里，上着一堂千问的 AI 技能课，而坐着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群人。 有人刚刚离开工作了 18 年的岗位，有人连续投出几十份简历没有回应，还有人准备重新寻找职业方向。如果 AI 时代真的会有人掉队，他们大概就是最容易焦虑的一群人。 可 7 月 15 日，他们还是来了。 没有人讨论 AGI，也没人预测未来。教室里不断出现的，是一个个再具体不过的问题。“为什么我的简历没人回复？”“AI 为什么总是答不到我真正想问的？”“一张 Excel 表，到底应该怎么看？” 站在教室后排的一位工作人员笑着说了一句武汉话：“这群人，真是不服周。” “不服周”，就是不服输。 这间教室里，年龄最大的 49 岁，最小的刚大学毕业。有人想找回一份工作，有人想重新开始，也有人想弄明白，在 AI 越来越聪明的时代，自己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他们来学的，不是一个 AI，而是一种重新面对变化的能力。   会写代码的人，却不会找工作 张俊每天都用 AI。 过去三年，他在一家制造企业做程序员。代码报错、功能调试、功能开发，只要遇到问题，他都会把需求发给 AI，再根据生成的代码继续修改。原本需要几个小时解决的问题，常常几十分钟就能完成。 他一直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会用 AI 的人”。直到今年，公司连续两个月拖欠工资，他决定离职。 原本以为，凭着三年的工作经验，找一份新工作并不难。可几个月下来，他陆续投出了五六十份简历，收到的回复却寥寥无几。 第一次，他开始怀疑问题是不是出在自己身上。张俊的大专专业是电子商务，毕业后靠自学转行做程序员。那些年，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写代码上，总觉得能力会替自己说话。

巫文城这三十多年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湖南。 那是去年，他送女儿去上大学。离开梅州松口三天，手机几乎没有安静过，每天至少十几个电话打进来。有人问他怎么没开门，有人问药怎么吃，有人说老人头晕、孩子发烧，还有人只是想确认：巫医生，你什么时候回来？ 巫文城是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石盘村的村医，从医 32 年。卫生站就在他住处楼下，门面不大，沙发、茶几、电视都摆着，村民进来，有时不像进医院，更像进了熟人家里。 松口镇曾是客家人下南洋的重要一站，很多人从这里出发，去更远的地方谋生。最近，因为纪录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镇又被更多人看见。但对当地人来说，往外走一直是生活的底色。年轻人去深圳、广州，去更远的城市读书、工作，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 村医守着的，正是这些被外出潮留在原地的人。 他的工作，是一种近乎 24 小时的值守。石盘村户籍人口 1746 人，常住人口约 1500 人。白天，有人到卫生站看病、量血压、拿药；晚上，小孩发烧、老人头晕，电话随时打来。行动不便的老人、脑梗后遗症患者走不了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需要随访，他就挨家挨户地上门。 最忙的时候，一夜几乎睡不了。村里人都存着他的电话。晚上九十点有人打电话，一两点又来一个，三四点又来一个。电话响了，他不能不接。“大家都是邻里邻乡，你如果电话响了不接，肯定不行。”有把握的，他现场处理；没把握的，就赶紧劝病人去医院。病情重的，他还要帮着联系救护车，把人送到医院，交给接诊医生。 从医半辈子，巫文城已经习惯这种“离不开、放不下”的状态。 乡村，离不开村医。但一个村医能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吗？   一个人的卫生站与知识“盲区”   杨永清是这场培训里为数不多的女性村医。 她回到梅州，并不是因为想做一个“扎根乡村”的医生，而是为了照顾父母。 2016 年，父亲胃出血，父母身边需要人。弟弟在新疆工作，一时回不来。她想，两个孩

姜玉芬记得，年轻时买一双袜子，要从早上走到中午。 那时去趟镇上买紧俏的“北京货”，来回就是大半日。买回来要是不好用，也只能认栽。 几十年过去，如今七十多岁的她，已经习惯坐在被窝里划手机。 大到能上门以旧换新的冰箱，小到一次能点几垄地的化肥点播器、俄罗斯止疼膏、按斤称的鞋垫，全都能免费送货入村。买得不合适，直接发起退货，她语气里透着一种新鲜的高兴，活了大半辈子，她终于发现，买东西原来是可以有“后悔余地”的。 「姜玉芬家的院子」 姜玉芬家的院子，在村里已经热闹了几十年。 老伴是村医，她曾是接生婆，村里不少四五十岁的人，当年都是她亲手接生的。再后来，她家成了村里的“小邮局”。孩子寄回来的家书，都先落在她家炕边。村里人来看病、抓药，总要惦记着问一句：“有我的信没？” 「姜玉芬在视频前展示家人给新买的衣服」 很多年来，这个村庄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就拴在这座小院里。 时代变了，信封薄了，但院子的热闹换了一种方式延续。 随着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铺进来，包裹不再卡在镇上。如今，村里人踏进小院，不再问“谁家来信了”，问的是“这个咋下单”“那个能不能买”。 那些老姐妹，年轻时谁家有事喊一声就到；后来年纪大了，反而各过各的日子，走动少了。如今，取快递、看手机，又给了她们一个往一处凑的理由。有人当场拆开包裹展示孩子的心意，有人凑在屏幕前精挑细选，还有人只为看看网上的新鲜事，原先不太会网购的老人，也跟着琢磨了起来。 从村口到镇上，几公里的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过去，它就像一道无形的闸门，拦住了老乡的心动，“这么麻烦，要不就算了吧”；现在，快递能送到村里，买错了也能退，人们就多了一点“为什么不试一试”的余地。   包裹，替她回了一趟家 在外的人，心思有时候是反的。 不是想着自己能买什么，而是想着能给家里带什么回去。只是有一段时间，这件事也没那么好办。 陈兰香人在陕西，父母在青海。她一直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