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北京国家动物博物馆一层的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蛇类标本前玩闹，用手抓，也用脚踢。随行的父亲没有制止，还把展出的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其间，莽山原矛头蝮标本受损。 第二天晚上，国家动物博物馆发布通报，称已经保存事发全程的监控录像，将对标本进行评估和修复，并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通报还特意交代了这件标本的来历：它由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捐赠。 陈远辉的名字随之进入公众视野。他发现了这种蛇最初的线索，参与新物种的正式发表，此后又用数十年时间研究、繁育和保护它。长期与毒蛇打交道，他先后九次被蛇咬伤，左手中指因此残缺。 展厅里受损的是一件标本。沿着它的来历往回追溯，可以看到一个基层蛇伤医生如何进入动物学研究，也可以看到一种只生活在南岭山脉局部区域的毒蛇，如何从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龙”，变成拥有正式学名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一个解释不了的伤口 1984年，陈远辉在莽山林场职工医院做蛇伤医生。一名林场职工在山里遭毒蛇咬伤，来到医院求治。 伤口留下的牙痕很宽，说明咬人的蛇体型不小。患者对那条蛇的描述也很特别：全身黄绿相间，花纹正看像方块，斜看像三角形，尾巴则是白色的。 陈远辉熟悉当地常见的毒蛇，却无法把这些特征和任何已知蛇种对应起来。五步蛇能够留下较宽的牙痕，颜色和尾部特征对不上；竹叶青的颜色接近，体型又没有那么大。由于无法判断蛇种，这次治疗持续了很长时间，也给陈远辉留下了一个问题：莽山里是否生活着一种尚未进入动物学记录的大型毒蛇？ 当地瑶族居民一直流传着“小青龙”的故事。传说中的蛇身体粗大，尾部发白，身上的鳞纹还出现在瑶人的头巾上。过去，这些叙述属于地方经验和民间传说。陈远辉开始把病人的伤口、目击者的描述和“小青龙”的传说放在一起，寻找一种可能真实存在的动物。 此后的五年里，他一面行医，一面进山找蛇，也请林场职工和当地居民帮忙留意带有白色尾巴的大蛇。没有精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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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受损的蛇标本，和它背后的蛇博士陈远辉
一件受损的蛇标本，和它背后的蛇博士陈远辉
三轮车之上：摆摊，一条并不牢靠的生活退路
小摊贩一直存在于城市生活的缝隙里。 清晨的早点摊、学校门口的小吃车、夜晚小区外的炸串和水果摊，它们既是城市最日常的一部分，也长期处在城市管理的边缘。只是近几年，随着工作越来越难找、收入变得不稳定，摆摊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对一些普通人来说，它不只是做一门小生意，也是一条可以迅速开始挣钱的退路。 它不需要重新通过学历、年龄和履历的筛选。一辆车、一门手艺，加上足够长的劳动时间，就可以开始。但这种退路从来谈不上稳固。它依赖人流，也依赖街道；依赖天气，也依赖一座城市愿意给流动摊贩留下多少空间。 2026年入夏以后，郑州持续开展占道经营规范整治。《人间像素》在这个夏天，记录了三位郑州摆摊人的故事。张伟的米粉摊停了，一个月少掉约9000元收入；王丽娟离开市区，继续在乡镇、集市和安置房之间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李梦受到的影响最小，她已经做出三个摊位，还有微信顾客和线上订单，最近开始看商铺。 同一场变化，把三个人推向了不同的方向。对他们来说，摆摊并不只是街头的“烟火气”。它更像一层自己给自己搭起来的就业缓冲：门槛低，启动快，也允许一个人用更多时间和体力换取更多收入。 一份工作不够 晚上五点，郑州的气温还没降下来。张伟把最后一只一次性餐盒塞进三轮车，母亲在后面喊："辣椒油带了吗？"他应了一声，蹬车出门。 他的米粉摊在小区附近已经支了两年多。牛肉粉、牛杂粉，加配菜和方便面，一大碗23到30元。下班的上班族、周边商铺员工、出来遛弯的一家人，构成了这条街的晚高峰。一晚上45到60份，营收1400元左右，毛利35%，落到手里一天500元。一个月出摊18天，9000元。 这9000元，是张伟给自己买的"保险"。 张伟有两份工作，白天是网约车司机，晚上是米粉摊主。 这是他给自己规划的理想工作，一主一副双保险。白天的车和朋友合伙跑，下午四点多结束，他把车交出去，再回家接上另一摊活。
三轮车之上：摆摊，一条并不牢靠的生活退路
所有人都在讨论她的爱情，除了她自己
七夕通常属于爱情开始的时刻。人们谈相遇，谈奔赴，谈为了一个人离开原来的生活。《情奔何处》写的却是爱情开始之后。1928年，黄慧如和家中男仆陆根荣私奔，这个决定很快让她成为报纸上的“新女性”、法庭里的“被诱拐者”和公众想象中的爱情主角。 几个月后，她开始后悔。真正麻烦的问题也由此出现：一个人当然可以为爱情出走，但她还有没有权利改变主意？ 《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 作者：何其亮 字数：220千字 出版时间：2026年4月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一个女人私奔以后 1928年夏天，一个叫黄慧如的女子从上海失踪了。 她出身沪上富裕家庭，受过中学教育，此前有过一段未能完成的婚约。和她一起消失的，是黄家的男仆陆根荣。很快，人们又知道了更多细节：黄慧如已经怀孕，离家时带走了一批首饰，两人去了苏州。黄家随后报案，陆根荣很快被捕。 到这里，这本来像是一桩再标准不过的社会新闻：名门小姐、男仆、私奔、怀孕、珠宝、诱拐。 但真正使事情变得复杂的，是黄慧如开口了。 她没有按照一个“受害小姐”应有的方式出现。她没有一口咬定自己受骗，也没有把全部责任推给那个男人。相反，在这桩迅速轰动苏沪的案件里，她一次次强调：自己是自愿的。 于是，一桩家庭丑闻被推到了更麻烦的地带：如果黄慧如说的是真的，问题便不再只是“陆根荣有没有诱拐黄家小姐”，而是一个成年女人，究竟能不能决定自己要爱谁。 这也是何其亮在《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中重新打开这桩旧案的入口。 当一个成年女人被重新叫作“少女”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刑法。按照当时的法律观念，成年女性已经被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年满二十岁的女性，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愿处理婚姻和性关系。 这使黄慧如的陈述变得格外关键。 只要承认她是一个能够判断、自愿行动的成年人，那么案件最初的叙述就会发生变化：陆根荣究竟是
所有人都在讨论她的爱情，除了她自己
如果生活可以回看，你还会相信记忆吗？
记录生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值得留下。 生日那天，相机朝向蛋糕和吹蜡烛的人；旅行途中，人把镜头对准风景；一家人坐在一起，父母举起手机，追着孩子的动作移动。拍摄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已经作出了选择。谁站在画面中间，谁留在镜头后面，什么被认真记录，什么从视线之外经过。 这种选择通常没有错，人的注意力本来就有限，一次只能看向一个方向。只是许多年后，当我们重新打开一段影像，真正让人停下来的，未必还是当初的视觉中心。可能是父母坐在角落里的样子，是朋友在镜头后面说的一句话，也可能是一个当时没有留意的人，正在画面的一角做着一件普通的事。 一段记忆里什么最重要，我们总是在后来才明白。 全景相机提供了另一种记录顺序。拍摄时先不急着判断，把四周发生的事留下来，等到回看时，再决定看向哪里。一次拍摄因此可以有不同的入口，一个已经看懂的时刻，也可能重新显出另一个人、另一段关系和另一种生活。 记录在按下按钮时开始，「发现」往往发生在更晚的时候。 为了看看这种记录方式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跟随几位大疆合作的全景创作者在重庆进行了一次生活记录。他们最初都有明确的拍摄对象，但是回看素材以后，却重新发现了另外一些故事。 面馆里的平行小世界 视频创作者福吉，来自广东，从小吃着粿条和潮汕面长大，他对重庆小面有着许多好奇。这次到重庆，他很想看看，一碗普通的小面究竟怎样完成，一家24小时营业的面馆又如何从早到晚运转。 早上六点半，福吉带着全景相机来到重庆面馆「晓小面」，他不知道自己能拍到什么，但对此充满期待。七点，老板胡松和妻子蒋蒋下楼，街对面的夜档开始收尾，这边的灯亮起来，新一天的生意接了上去。 打开相机后，福吉先把注意力放在灶台上。锅里的水不断翻滚，胡松把面放进锅里，转身拿碗，再往碗底依次放入调料。海椒和花椒每天现做，豌豆、杂酱、牛肉和肥肠也要当天处理。每碗面端出去，蒋蒋都会提醒食客一句：「要豁
如果生活可以回看，你还会相信记忆吗？
秦焰：一个配角的四十年
从《编辑部的故事》到《狂飙》，秦焰演了四十年配角 很多年轻的观众认识秦焰，可能是在他快七十岁的时候。 《狂飙》播到后半程，何黎明才真正出现。这个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此前一直藏在赵立冬身后，等他露面，故事里的权力关系又向上延伸了一层。秦焰没有给人物设计太多外显的动作，说话甚至称得上和缓。越是这样，何黎明身上的分量越重：一个在体系里待了几十年的人，不需要提高声音来证明自己的位置。 那一年，秦焰68岁。 8月10日，秦焰去世，享年72岁。同行陆续发文悼念。回看他的职业生涯，比“老戏骨”这个惯常的称呼更有意思的是时间：他25岁进入专业文艺院团，37岁才凭《编辑部的故事》踏入影视圈，此后三十余年参演影视作品逾百部，是业内公认的”老戏骨”与”黄金配角”。从《城南旧事》里惊鸿一瞥的宋妈侄子，到《我爱我家》的东北穴头、《红高粱》的匪首黑眼、《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老皇帝，再到《狂飙》的终极“保护伞”何黎明与《庆余年第二季》的戴公公，他的角色清单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影视流行史的作品清单。 四十年间，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已经换了几轮。秦焰却始终待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上：很少成为故事中心，却需要在有限的戏份里，让一个老板、官员、父亲、皇帝或者土匪迅速拥有自己的来历。 一个配角的四十年，也由此成为观察中国影视变化的一条侧线。 37岁，走进《编辑部的故事》 秦焰成为演员的道路，如今已经很少见。 15岁时，他进入北京电子管厂做工人。几年后，他开始参加工厂宣传队的演出，又到工人俱乐部的业余剧团演戏。1979年，25岁的秦焰考入北京市文工团，之后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 在全国观众认识他之前，他已经在舞台上演了十多年。 秦焰后来多次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专业训练，表演是“一台戏一台戏地琢磨”出来的。他演过《日出》《红岩》，也演过京味独角戏《我爱抬杠》，一个人在
秦焰：一个配角的四十年
搜狐Q2业绩超预期：营收1.36亿美元，净利润转正
8月10日，搜狐公司公布了截至2026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第二季度财务报告。搜狐公司第二季度总收入为1.36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7%。其中，营销服务收入为1500万美元，在线游戏收入为1.16亿美元。 财报显示，归于搜狐公司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净利润为50万美元，其中包含冲销所得税费用约1300万美元。相比之下，2025年同期净亏损为2000万美元。 搜狐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表示：“2026年第二季度，我们的营销服务收入，在线游戏收入以及集团净亏损均优于此前预期。” “搜狐媒体平台方面，我们持续打磨产品，举办多样化的活动，激发用户互动，进一步促进平台的繁荣发展。借助于我们差异化的内容和活动，我们契合广告主需求，持续探索多元化的商业化机会。”张朝阳进一步指出，“在游戏业务方面，搜狐公司保持长线运营策略，不断推出多样化的游戏内容，为玩家带来丰富的游戏体验。” 此外，搜狐公司今日宣布，董事会已于2026年8月8日对此前宣布的美国存托股票回购计划的期限进行了修订。修订取消了原定于2026年11月10日的截止日期，并批准股票回购计划将持续生效，直至达到最大购买金额。如此前宣布，搜狐公司将回购总金额最高1.50亿美元的美国存托股票。截至2026年8月6日，搜狐已经回购了940万股搜狐美国存托股票，总金额约1.24亿美元。 从这份财报看，搜狐第二季度最明显的变化，是收入增长与盈利改善同时出现。 总收入同比增长7%的同时，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口径下，搜狐实现50万美元净利润，而去年同期为净亏损2000万美元。需要注意的是，本季度净利润中包含约1300万美元所得税费用冲销，因此单看利润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的变化。 从收入结构来看，游戏仍然是搜狐最重要的基本盘。第二季度在线游戏收入达到1.16亿美元，占总收入的八成以上；相比之下，营销服务收入为1500万
搜狐Q2业绩超预期：营收1.36亿美元，净利润转正
黎彼得：从香港街头写进港乐黄金时代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 “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籴直头系坏肠胃。” 还有那一声声看到歌词就能唱出来的：“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这些歌，年轻人未必都完整听过，却大多在不同场合碰见过。有人在短视频里听过《浪子心声》，有人用“半斤八两”吐槽工作，更不要提每逢春节都会单曲循环的《财神到》。 但可能已经不太有人记得，这些歌背后，都有同一个名字：黎彼得。 对许多观众来说，他更像是港剧和港产片里一张熟悉的脸，比如《唐伯虎点秋香》里的私塾先生，《爱·回家之开心速递》里的“豹叔”。 但这位常常站在镜头边缘的配角演员，年轻时曾经站在粤语流行曲最重要的起点上。他为许冠杰写过《浪子心声》《打雀英雄传》《梨涡浅笑》《财神到》，也为张国荣写下了《Monica》的中文版歌词，成为香港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他很少写大江大海、家国英雄或历史兴亡，更擅长从近处落笔：一份工作、一场牌局、一段情事，以及一句街坊都听得懂的俗语。 8月6日，黎彼得逝世的消息传出，终年76岁。黎彼得的一生，几乎与港乐最重要的半个世纪重叠。 当香港人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唱自己的生活时，他从街头走进录音室；当粤语歌进入巨星时代，他写下那首改变张国荣命运的快歌，却逐渐离开词坛中央；当唱片工业衰落、经典港乐成为集体怀旧的一部分，他已经成了电视剧里的绿叶演员。 报摊是他的学校 🎵 半斤八两，鸡碎咁多都要啄 出咗半斤力，想话摞番足八两 家阵恶揾食 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吹涨） 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 ——《半斤八两》 黎彼得原名黎成就，1950年生于香港。九岁那年，父亲去世，他跟随母亲生活，家境拮据，住过木屋，只读到小学，此后断断续续上过夜校。十岁左右，他已经跟着母亲到中环卖报，后来又做过商行杂工、油站加油员
黎彼得：从香港街头写进港乐黄金时代
东野圭吾去世：他在谜案中写下日本社会的漫长白夜
“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白夜行》 很多80后的书架上，可能都放过一本东野圭吾。 有人从《白夜行》开始，有人记住了《嫌疑人X的献身》里的石神，也有人曾在地铁上、宿舍里，一口气读完《恶意》《秘密》或《信》。后来，《解忧杂货店》进入畅销榜，东野圭吾也从推理小说读者熟悉的名字，成为中国大众书店里最常见的日本作家之一。 7月27日，讲谈社发布讣告：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8月5日，他的最新长篇《永远の记忆》仍将按原计划出版。这是他从1985年《放学后》出道以来的第106部个人著作。 四十多年里，东野圭吾写下一个又一个案件。读者翻开书时，往往想知道凶手是谁、诡计如何完成；读到最后，留在记忆里的，却常常是谜底之外的人：被家庭伤害的孩子，无法摆脱暴力的单亲母亲，才华没有找到位置的教师，以及那些从工作、亲缘和城市生活中悄然掉落的人。 家庭保护的缺位、阶层上升的诱惑、雇佣体系的松动和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断裂，由此进入推理小说。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些压力也并不遥远。我们从他的谜案里读到人性，也从《恶意》《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中，看见泡沫时代的幻灭、家庭关系的裂缝与城市中的孤独。 东野圭吾留下106部作品，也留下一个贯穿四十余年写作的追问：一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推理小说里的日本社会 1996年出版的《恶意》，很早便揭开了凶手身份。 畅销作家日高邦彦在家中遇害，旧友野野口修承认杀人，作案过程也很快得到还原。按照一般推理小说的节奏，案件已经接近结束。加贺恭一郎继续调查的，是野野口为什么杀人，以及他为何留下那份详细的手记。 野野口把自己写成长期遭受日高压迫的失败者：日高夺走了他的作品，也夺走了他成为作家的可能。他杀死日高，仿佛是多年屈辱后的反抗。随着加贺核查两人
东野圭吾去世：他在谜案中写下日本社会的漫长白夜
“这群人，真是不服周”
过去一年，关于 AI 人们讨论最多的问题，不是它有多聪明，而是它会不会抢走人的工作。程序员会不会被替代？白领还值不值得继续做？35 岁以后怎么办？如果职业被 AI 改变，普通人还能不能跟上？ 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的一间教室里，上着一堂千问的 AI 技能课，而坐着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群人。 有人刚刚离开工作了 18 年的岗位，有人连续投出几十份简历没有回应，还有人准备重新寻找职业方向。如果 AI 时代真的会有人掉队，他们大概就是最容易焦虑的一群人。 可 7 月 15 日，他们还是来了。 没有人讨论 AGI，也没人预测未来。教室里不断出现的，是一个个再具体不过的问题。“为什么我的简历没人回复？”“AI 为什么总是答不到我真正想问的？”“一张 Excel 表，到底应该怎么看？” 站在教室后排的一位工作人员笑着说了一句武汉话：“这群人，真是不服周。” “不服周”，就是不服输。 这间教室里，年龄最大的 49 岁，最小的刚大学毕业。有人想找回一份工作，有人想重新开始，也有人想弄明白，在 AI 越来越聪明的时代，自己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他们来学的，不是一个 AI，而是一种重新面对变化的能力。 会写代码的人，却不会找工作 张俊每天都用 AI。 过去三年，他在一家制造企业做程序员。代码报错、功能调试、功能开发，只要遇到问题，他都会把需求发给 AI，再根据生成的代码继续修改。原本需要几个小时解决的问题，常常几十分钟就能完成。 他一直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会用 AI 的人”。直到今年，公司连续两个月拖欠工资，他决定离职。 原本以为，凭着三年的工作经验，找一份新工作并不难。可几个月下来，他陆续投出了五六十份简历，收到的回复却寥寥无几。 第一次，他开始怀疑问题是不是出在自己身上。张俊的大专专业是电子商务，毕业后靠自学转行做程序员。那些年，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写代码上，总觉得能力会替自己说话。
“这群人，真是不服周”
离不开村庄的老人，和留守村庄的医生
巫文城这三十多年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湖南。 那是去年，他送女儿去上大学。离开梅州松口三天，手机几乎没有安静过，每天至少十几个电话打进来。有人问他怎么没开门，有人问药怎么吃，有人说老人头晕、孩子发烧，还有人只是想确认：巫医生，你什么时候回来？ 巫文城是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石盘村的村医，从医 32 年。卫生站就在他住处楼下，门面不大，沙发、茶几、电视都摆着，村民进来，有时不像进医院，更像进了熟人家里。 松口镇曾是客家人下南洋的重要一站，很多人从这里出发，去更远的地方谋生。最近，因为纪录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镇又被更多人看见。但对当地人来说，往外走一直是生活的底色。年轻人去深圳、广州，去更远的城市读书、工作，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 村医守着的，正是这些被外出潮留在原地的人。 他的工作，是一种近乎 24 小时的值守。石盘村户籍人口 1746 人，常住人口约 1500 人。白天，有人到卫生站看病、量血压、拿药；晚上，小孩发烧、老人头晕，电话随时打来。行动不便的老人、脑梗后遗症患者走不了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需要随访，他就挨家挨户地上门。 最忙的时候，一夜几乎睡不了。村里人都存着他的电话。晚上九十点有人打电话，一两点又来一个，三四点又来一个。电话响了，他不能不接。“大家都是邻里邻乡，你如果电话响了不接，肯定不行。”有把握的，他现场处理；没把握的，就赶紧劝病人去医院。病情重的，他还要帮着联系救护车，把人送到医院，交给接诊医生。 从医半辈子，巫文城已经习惯这种“离不开、放不下”的状态。 乡村，离不开村医。但一个村医能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吗？ 一个人的卫生站与知识“盲区” 杨永清是这场培训里为数不多的女性村医。 她回到梅州，并不是因为想做一个“扎根乡村”的医生，而是为了照顾父母。 2016 年，父亲胃出血，父母身边需要人。弟弟在新疆工作，一时回不来。她想，两个孩
离不开村庄的老人，和留守村庄的医生
拼多多做的这件小事，不小
姜玉芬记得，年轻时买一双袜子，要从早上走到中午。 那时去趟镇上买紧俏的“北京货”，来回就是大半日。买回来要是不好用，也只能认栽。 几十年过去，如今七十多岁的她，已经习惯坐在被窝里划手机。 大到能上门以旧换新的冰箱，小到一次能点几垄地的化肥点播器、俄罗斯止疼膏、按斤称的鞋垫，全都能免费送货入村。买得不合适，直接发起退货，她语气里透着一种新鲜的高兴，活了大半辈子，她终于发现，买东西原来是可以有“后悔余地”的。 「姜玉芬家的院子」 姜玉芬家的院子，在村里已经热闹了几十年。 老伴是村医，她曾是接生婆，村里不少四五十岁的人，当年都是她亲手接生的。再后来，她家成了村里的“小邮局”。孩子寄回来的家书，都先落在她家炕边。村里人来看病、抓药，总要惦记着问一句：“有我的信没？” 「姜玉芬在视频前展示家人给新买的衣服」 很多年来，这个村庄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就拴在这座小院里。 时代变了，信封薄了，但院子的热闹换了一种方式延续。 随着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铺进来，包裹不再卡在镇上。如今，村里人踏进小院，不再问“谁家来信了”，问的是“这个咋下单”“那个能不能买”。 那些老姐妹，年轻时谁家有事喊一声就到；后来年纪大了，反而各过各的日子，走动少了。如今，取快递、看手机，又给了她们一个往一处凑的理由。有人当场拆开包裹展示孩子的心意，有人凑在屏幕前精挑细选，还有人只为看看网上的新鲜事，原先不太会网购的老人，也跟着琢磨了起来。 从村口到镇上，几公里的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过去，它就像一道无形的闸门，拦住了老乡的心动，“这么麻烦，要不就算了吧”；现在，快递能送到村里，买错了也能退，人们就多了一点“为什么不试一试”的余地。 包裹，替她回了一趟家 在外的人，心思有时候是反的。 不是想着自己能买什么，而是想着能给家里带什么回去。只是有一段时间，这件事也没那么好办。 陈兰香人在陕西，父母在青海。她一直想把
拼多多做的这件小事，不小
在高考志愿写下航海技术七年后，她走向远洋货轮
随着多地高考成绩陆续可查，志愿填报也随之展开。每到这个时候，一个个具体的专业会被重新解读，讨论主要集中在就业前景、薪资水平、升学比例和职业通道等维度。 今年春天，“96年女生任职远洋货轮大副、月入约1万美元”的话题曾登上热搜，让航海技术这个长期处于公众视野之外的职业突然变得清晰而诱人：从实习生开始，积累海龄，逐级晋升，收入随职务不断提高。人们看到的是抵达之后的结果，却很少看到这份职业真正要求一个人付出什么：时间，还有睡眠、身体节律，以及那些无法完全属于自己的日子。 七年前，刚刚高考结束的马达在志愿表上填下航海技术时，当然知道这个专业和大海有关。只是那时大海还停留在专业介绍、课程名称和想象里。直到第一份远洋合同开始，她才真正知道，凌晨零点的驾驶台、被切碎的睡眠、密集靠港后的疲惫，才是这四个字更具体的含义。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在马达的故事里，我们想要呈现的是，一个专业从志愿表上的四个字，真正变成职业之后，会把人带到怎样的生活里？ 远洋货轮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夜晚。 驾驶台需要24小时有人值守，雷达、海图、天气和航线都要持续监控。凌晨零点，马达走进驾驶台。作为航海实习生，她要在这里学习到清晨六点。等她回到房间，天已经亮了。 早上六点到下午一点，是她用来睡觉、洗漱和吃饭的时间。下午一点半，她又要换上工作服，跟着水手去甲板。敲锈、刷漆、张贴安全标识、清理货舱，哪里缺人，她就去哪里。遇上货轮靠港，原本勉强维持的作息会被全部打乱：系缆、补充物料、处理废油、添加燃油，所有人都要随时投入工作。 这是马达的第一份远洋合同。 在上船之前，她知道海员辛苦，也知道船员需要长时间离开陆地。但真正置身其中以后，她才发现，“辛苦”不是一个抽象的职业标签，而是被切碎的睡眠、随时可能变化的工作安排，以及几个月无法离船的日常。 「在舱内查温度，携带两个照明器具」 在全球海员队伍中，女性仍然是极少数。IMO与
在高考志愿写下航海技术七年后，她走向远洋货轮
格林斯潘与他的时代
2008年10月，华盛顿国会山的一间听证室里，82岁的艾伦·格林斯潘坐在聚光灯下。 那是雷曼兄弟倒闭后的第五周。金融危机仍在扩散，股市连续暴跌，银行不愿彼此放贷，曾经被反复背书的金融产品，正在以人们难以理解的速度丧失信用和价格。委员会主席亨利·韦克斯曼俯身向前，问出了那个问题： 换句话说，你发现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不正确的，它没有奏效？ 格林斯潘回答：“Precisely.” 正是如此。 随后，他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我发现了一个缺陷。” 这句话的分量，远超一位前美联储主席罕见地承认错误本身。韦克斯曼追问的，并非他某一项具体的政策判断，而是过去三十年美国经济政策背后的一整套信念：市场能够自我纠错，金融机构会为了自身利益约束风险，政府不应过度干预市场运行。 那是一套时代的信念，不只属于他一个人。 2026年6月22日，格林斯潘在家中离世，享年100岁，死因为帕金森病并发症。距那场听证，已经过去十八年。 在他漫长的一生里，他曾被称为“大师”，也曾成为自由市场时代最醒目的被告之一。从1987年至2006年，他执掌美联储长达18年，历经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四任总统。在他的任期内，美国经历了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互联网革命席卷全球，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进入高潮，华尔街把金融创新、风险定价和美国式繁荣包装成一种全球语言。而在他退休仅两年后，全球金融体系爆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格林斯潘究竟是繁荣的缔造者，还是危机的播种者？这个问题或许没有简单答案。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生几乎完整地穿过了那个时代的上升、辉煌与裂开。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最醒目的面孔之一。 在成为“大师”之前， 他首先是一名信徒 在进入华盛顿之前，他首先是一个相信市场的人。 20世纪50年代初，年轻的格林斯潘在纽约结识了作家安·兰德。今天，人们更熟悉兰德小说家的身份，但在那个小圈子里，她更像一位
格林斯潘与他的时代
一只猫吃完一袋粮的时间里，天猫上多出7个宠物新品牌
前不久，林晓第一次在搜索框里输入了“老年猫粮”。 她养了一只田园猫，名叫大橘。八年多以前，大橘被捡回家时，医生判断它大约只有两个月大。此后在林晓眼里，它似乎一直还是刚到家时那副瘦小孱弱的样子。 直到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听说大橘的年龄，随口说了一句：“那已经是老猫了。” 这句话让林晓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熟悉的大橘，正在沿着一条与人类完全不同的时间轨迹变老。八年对人而言并不算长，对一只猫来说，却已经意味着生命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大橘以前得过尿道结石，换粮这件事，林晓一直很谨慎，每次都要先询问医生。但这一次又不太一样，它身体状况没有异样，林晓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提前做一点功课。 搜索结果里，她发现了一些从前没有留意过的东西：老年猫专用粮、分阶段配方、关节保健、心脏护理，还有几个她从未听过的品牌。 林晓改变搜索词的同时，品牌也在寻找进入新需求的入口。 今年6·18，天猫第一阶段超过4万个品牌成交额翻倍，破亿品牌数同比增长40%；开卖前一个月，平台首发新品数量增长33%。今年3月至5月，新入驻天猫的品牌数量环比增长30%。新锐品牌开出线上首店，成熟品牌则通过新品、新品类和跨界业务，寻找新的增量市场。 宠物行业，是观察这轮品牌与新品涌入的一个切面。 《2026天猫6·18宠物新品牌报告》显示，过去三年，天猫平均每4.4天出现一个宠物新品牌，超过94%的新品牌把天猫作为首站。一只成年猫吃完一袋3公斤主粮，大约需要一个月。同样的时间里，平台上会多出7个新的宠物品牌。 它们并不只是在生产更多相似的猫粮，而是在进入一只宠物越来越具体的生活：衰老、挑食、掉毛、关节问题、饮水不足、多宠抢食，以及猫狗之外的仓鼠、鹦鹉和兔子。 大橘年轻时，林晓买粮的逻辑很简单：看配料表，比较价格，再确认有没有人踩过坑。现在，她开始关心蛋白质来自哪里、颗粒是否容易咀嚼、有没有针对关节和心脏的产品，也开始留意其他老猫主人如何称重
一只猫吃完一袋粮的时间里，天猫上多出7个宠物新品牌
如果你记得《失孤》，你就会致敬“团圆”
十年很长。 对于一款互联网产品来说，几乎足以跨过一个时代。技术几经更新，参与者来来去去，许多曾经熟悉的应用已经从手机屏幕上消失。 但，“团圆”仍在运行。 全国6000多名打拐民警使用它发布和核查信息，33家互联网平台联手把失踪儿童的照片、衣着和失踪地点，推送给附近最可能提供线索的人。 2026年5月15日，“团圆”系统上线整整十年。当天，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公布了一组数字：十年来，系统共发布5213条儿童失踪信息，警方和社会各方找到了5137名儿童，找回率达到98.5%。 这5137个孩子，有的是在陌生的人群中迷了路，有的与家人争执后离家出走，有的卷入家庭纠纷，也有人遭遇拐卖。寻找有时只持续几个小时，有时延续十几年、二十几年。 但每一次寻找，都要先让准确的消息抵达可能见过孩子的人。 “团圆”最初要解决的，就是怎样让这条消息跑起来。 让消息跑起来 2015年底，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找到阿里巴巴，希望借助互联网建立一套儿童失踪信息发布平台。 公安部的需求很直接：“找孩子。” 时任阿里巴巴首席风险官刘振飞听完，直接撩起了袖子，他的手臂上刻着自己的名字。小时候在河南，拐卖儿童的事常有发生。他当场拍板：“找孩子是吧？做啊，咋不做啊。” 程序员却无法把这三个字直接写成代码。谁来核实失踪信息？谁有权发布？消息应该发给哪些人？孩子离开得越久，寻找范围怎样扩大？不同地区的民警又如何同步线索？ 第一次坐下来讨论时，民警和程序员甚至听不懂彼此的语言。几轮沟通后，目标被归纳成八个字：“全民参与，天下无拐。” 2015年11月25日，“阿里巴巴打拐办”公益项目组正式成立。项目组只用一周便凑齐了11名志愿者，成员来自技术、产品和设计等岗位。所有人都利用业余时间开发，不计入KPI，项目也不支付报酬。 四个多月后，“团圆”系统基本成形。项目组把“找孩子”拆成三项核心
如果你记得《失孤》，你就会致敬“团圆”
仙居杨梅，在风浪与风口之间
风波传到仙居时，这里的杨梅还没熟。 一颗颗青果挂在枝头，像绿色的坠子。李文涛家的杨梅树，大部分是东魁。即便还在青果期，果形已经浑圆饱满，接近乒乓球大小。再过一阵，等它们泛红、转紫、熟透，会被一颗颗摘下来，过秤、分筛，装入不同的礼盒，发往全国各地。 10来天前，农户们刚刚完成第二轮疏果。地上散落着被摘掉的小青果，有些已经蔫了。然而，农户们还没来得及憧憬丰收，700公里外的一场“地震”先震碎了市场的宁静。福建漳州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甜蜜素的消息，在互联网上轰然发酵。“再也不敢吃杨梅”的质疑声，迅速从一个产地蔓延至整个行业。 文涛是仙居杨梅新农人，也是仙居农创客副会长。风波发生后，他在自己的视频号上发了一条《今年杨梅还能不能吃》的观点分享。对他来说，这几乎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杨梅马上就要熟了，在这个多疑的夏天，它能不能按时、按价、按信任，平安地送出去？ 信任从哪里来 每年杨梅季，除了线上订单，还会有人专门到仙居基地采摘。不同基地价格不同，常见的是一个人50元左右，进园后几个小时，可以自己摘、随便吃。文涛觉得这很划算，如果手脚快一点，光吃杨梅就能“吃回来”。客商来考察时，也常常会被带到山上。果子长在哪里，树势怎么样，山路有多难爬，看过一次，心里就有数。但多数人来过一次，便再也不想爬第二次了。 上山看果，是最直接的确认。但更多时候，一箱杨梅从仙居发出，抵达的是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外的客户。对方看不到山，也看不到树，只能通过另一套系统来相信它。 仙居的杨梅有自己的“身份证”。每箱杨梅从哪块地来、什么时候摘、检测报告什么样，手机一扫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知道。不止仙居，浙江全省杨梅都已普及溯源管理。按地方要求，杨梅这一被纳入管理的“土特产”，不溯源、不赋码，不能卖。 在仙居，除了赋码，还有一套更早形成的规矩。每户梅农都要签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果子进入成熟期后不能在树冠上喷洒农药。这距离正式采摘
仙居杨梅，在风浪与风口之间
母亲节专题|我，49岁，成为模特
2025 年 8 月，49 岁的周静拖着行李回到了福建霞浦。 这是一个典型的闽东县城，与她打拼了二十多年的厦门相比，这里没有 24 小时待命的甲方，也没有年入几十万的“小资”幻象。有的只是月薪两三千的岗位，和一段因创业失败、债务缠身、亲人离世而支离破碎的过往。 当人生在迈向 50 岁的门槛时突然“归零”，大多数人选择缩进县城的安稳里，而周静却在偶然间撞开了一扇窗——成为一名中年模特。在最“吃青春饭”的行业里，她决定迎接那个“还想再做点什么”的自己。 意外开启的模特事业：从县城到上海，八小时 刚回到霞浦的周静，身后是两次创业失败的灰烬、一场刚结束的官司，以及父亲离世带来的精神重创。 曾经在厦门，周静是广告界的资深人士，过着年入大几十万、追求“小资”格调的生活。 而现在的霞浦，是一个节奏缓慢的闽东县城，当地月薪仅两三千元，这对习惯了高强度职场的她来说，既是避风港，也像是一座难以突围的孤岛。 转机藏在不经意的尝试中。周静开始运营自媒体，分享读书感悟与中年日常，意外吸引了一位模特经纪人的注意。 尽管初次沟通未成，但对方的一句话点燃了火星：“你的条件非常好，有机会千万不要拒绝。” 很快，上海一位女装品牌主理人的邀约敲开了她的门。 两人的对话十分坦率。 “多少钱？”对方问。 周静回复她：“我不知道，你别让我贴钱就行。我不赚钱可以，但自掏腰包那我就不去了。” “那肯定不能啊。” 对方大笑，合作就此敲定。 这场发生在 49 岁的行业跨界，开局竟显得有些“轻而易举”。 为了确保自己符合对方的预期，周静特意趁去上海的机会约见主理人。 没成想，两人一见如故，定下了拍摄计划。 那天，周静拍了三十多套服装，从上午九点拍到到下午五点。摄影师在地上画了个标，毫无经验的周静站在那个点位上，在快门声中仿佛被唤醒了某种本能。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站到那里就开始各种摆姿势。
母亲节专题|我，49岁，成为模特
欢迎来到“北神树体育大学”
李宁品牌的北京总部，位于北京东南五环外的 17 号线北神树站，私底下，员工们会戏称这里为“北神树体育大学”。 这并非一句调侃。当你看到午休时分各种球场和健身房被占满，看到工位上与家人照片并排摆放的马拉松奖牌，看到一群人利用午休反复排练一套复杂的花式跳绳队形，甚至每年还有热闹的运动市集、俱乐部“拉新”——你便会理解这个戏称的恰如其分。 在这里，运动从来不只是一项员工福利，它更像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语言，一种日常：有人与百位同事在马拉松跑道集结，跑出来的不只是产品判断，更是“身体力行”的运动共鸣；有人在公司结识“运动搭子”，把个人的枯燥训练化为并肩作战的坚持；有人从一根跳绳起步，跳出了两百多人的“团魂”；有人联结内外伙伴，将内部的运动善意向外延伸，传递出更有温度的社会价值。在这里，体系与热爱同频，让运动文化在组织土壤中自然生长。 今天要讲的李宁员工的运动故事，最终都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一家由运动员创立的专业运动品牌，如何真正地将运动文化编码进组织基因？ 和 100+同事一起跑马拉松，是一种什么体验？ 前不久的北京半马，李宁公司有一百多名员工站上了赛道，像是一场自发的社群“团建”。比赛前，大家在跑步群里互相鼓劲、喊话打气；赛道上，偶尔撞见同事，一个眼神就是加油；终点线旁，完赛者在终点的服务区相见，一起拉伸放松，举着奖牌拍照，三三两两地复盘配速——还有人“卷”起了 PB （Personal Best，个人最好成绩），当场约好下次再来。 「2026 年北半马终点的部分李宁员工合影 后排中间白色衣服为杨帆」 杨帆就在这一百多人中。但他的装备有点不一样。左脚和右脚，穿的是两款不同的测试跑鞋。 这是他的日常工作方式之一：在赛场，用自己的肌肉和骨骼比对两款鞋最微妙的缓震差异。作为李宁运动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大家都称他为“杨博士”，李宁的专业运动鞋产品背后，经常有他的研究和数据支
欢迎来到“北神树体育大学”
这届普通人，做自己的阿拉丁神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应用创作是一条冰冷的直线：人写代码，机器执行。 在这条直线上，普通人只是使用者，而没有自主创造的能力。面对生活里那些细碎、具体、甚至微小的困境，我们只能在应用商店里反复寻找、尝试、妥协。 但现在，一种名为 Wish Coding（意图编程） 的新范式，正在打破这条直线。当代码不再是门槛，那些生活里的“解题者”，拿起了他们最趁手的利器。 今年 2 月起，涂琨在小红书上，断断续续写下陪母亲抗癌的记录。 那一篇篇抗癌日记里，没有哀鸣，只有战斗。 自从母亲确诊胃癌中晚期，这个爱跳摇摆舞、原本生活得轻盈悠闲的女孩，迅速长成了一个“硬核”的陪护者。她不只听医嘱，她还会去翻阅最新的肿瘤医学文献，逐一比对不同治疗方案的利弊。她相信，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精准地定义问题。 她没有医学背景，只是一个普通的国企员工。弄清楚问题所在，然后解决掉，这就是她面对事情的方式 手术之后，妈妈身上多了一根腹腔引流管。每天的腹水必须计量，与此同时，还要严格追踪“出入水量”——喝进去多少水、汤、流食，排出多少尿液和引流液。稍有失衡，就可能引发血压骤降或电解质紊乱。在医院，有护士负责记录。回到家，这件事落到了涂敏一个人身上。 她试过用纸笔，记乱了。换手机备忘录，翻来翻去，数字加减也容易算错。去应用商店找专门的工具，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下载下来连注册都注册不了。 那天早上上班路上，她想，“既然找不到现成的，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 去年 11 月她开始学摇摆舞，觉得动作太多记不住，曾经下载过灵光 App，当时她是想“搓”一个动作分解工具——那次因为视频文件太大解析失败，一直没用起来。这次，她把需求直接用语音输入：做一个可以分别输入入水量和出水量、能自动计算差值的工具。两分钟后，应用生成了。 她又花了一两个小时调整细节，直到界面符合自己的习惯：左边输入喝了什么、多少毫升，右边输入排出多少，页面最下方自动显示今
这届普通人，做自己的阿拉丁神灯
月薪3800，每天站12小时：什么时候连“坐着上班”都成了福利？
在 24 小时无死角的摄像头下，梦欣悄悄挪到监控死角，试图换来哪怕 3 秒钟的膝盖解脱 。 在如今的招聘软件里，“可以坐着”竟然从一种生理常识，演变成了 HR 口中值得炫耀的“工作福利” 。 无论是奶茶店里循环播放、让店员产生幻听的口水歌 ，还是餐饮店内那套被戏称为“施咒”的标准上菜流程 ，服务业正在经历一场从生理到心理的极端压榨：人们被要求像机器一样待机，却要像打了鸡血一样产出情绪 。这种被算法量化的“假笑”与“罚款”，真的能换来企业的长久效率吗？还是正在陷入一场高流失率的恶性循环？ “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坐着。” “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坐着。” 打开招聘软件，HR 发来的信息让人陷入沉思。什么时候，“坐着”也成了一项可以单独拎出来说的福利。 这句话值得停一下。不是“五险一金”，不是“弹性上下班”，就是，能坐下。 这件事在服务行业尤为明显。站着上班早就是这个行业的默认行规——便利店店员没有专属座位，24 小时监控之下，没顾客进店的空档坐下来歇一会儿，也成了一件要偷着干的事。加油员的处境更难，有网友吐槽：“上班全程都得站着，哪怕没车也不能去便利店里坐，欢迎、告别的手势，少做一个就扣 20 块。” 有顾客时站着服务，这说得过去。但连机器都需要停机冷却，休息时也要保持“待机状态”，却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美其名曰：时刻保持状态，让顾客感受服务热情。打着“一切为顾客服务”的旗号，它看似维护了行业体面，实则正在透支从业者的职业热情。 更麻烦的是，技术没有站在从业者这边。AI监控、实时稽核、动作识别系统——这些原本可以解放人力的工具，如今却成了更精密的管控手段。监控的眼睛从没有盲区，连叹一口气的瞬间都逃不过去。这套对人的“压榨”，不仅没有随着技术进步而减轻，反而借着技术的力量，变得更彻底、更无处不在。 上班不能坐着 一个月仅有的两天轮休
月薪3800，每天站12小时：什么时候连“坐着上班”都成了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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