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药:从人才回流到全球出海的蝶变(下)

霞光社
09-22

中国创新药企业的短板已经换了地方。二十年前缺的是发现药的能力。后来缺的是把科学设想稳定地变成实验和临床结果的能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完成早期发现和开发,最贵的能力移到了价值链末端。

全球商业化远不止在美国雇一支销售队伍。它还包括监管申报、定价与报销、支付方谈判、医学事务、关键医生网络、真实世界证据、药物警戒、供应安排、品牌建设和跨国团队管理。每一项都带着很强的制度和关系专用性。美国、欧洲、日本和新兴市场的支付体系各不相同,同一款药要准备不同的证据、渠道和价格策略。这是一种组织资本,形成很慢,写不进操作手册,也很难靠一次并购完整买到。

常有人说,对外授权把钱留在了桌面上。这个说法要打些折扣。买方拿走的收益里,有一部分是商业化能力的租金,还有一部分是风险资本的回报。全球三期试验动辄几亿美元,失败率不低,这笔钱和这份风险都是买方承担的。中国公司在二期卖掉一个分子,卖掉的是上行空间,也卸掉了下行风险。要自己拿走最后一段的收益,先得有承担最后一段风险的资本。

百济神州走的是这条路。它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2019年11月获FDA批准,成为最早一批由中国本土研发并进入美国市场的抗癌药之一,全球三期头对头试验也是公司自己出钱推进的。2025年公司更名为BeOne Medicines,并把注册地迁到瑞士。它想拥有价值链的最后一段,让在中国形成的研发能力直接连到全球的患者和收入。2025年泽布替尼全球销售额约39亿美元,其中美国约28亿美元。这条路非常贵,百济亏损了十多年,到2025年才第一次全年盈利,只有极少数公司走得起。

在全部卖掉和全部自己做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中间形态,业内称为NewCo模式。中国公司把一组管线的海外权益放进一家新设的美国公司,由美元基金出资,海外团队运营,中国公司除了首付款和里程碑,还持有新公司的股权。恒瑞2024年把GLP-1产品组合的海外权益授予后来更名为Kailera的美国新公司,就拿了约两成股权。这种做法用股权换来了一部分上行空间,全球开发的风险和组织成本由别人承担。它是眼下保留更多价值的现实办法。

全球商业化能力已经开始分拆。眼下能看到三种组织:中国药企自己全球化,与传统大药企合作,以及由新型的专业公司承接一部分全球开发、注册、市场准入和商业化。第三种会长到多大,取决于一个问题:价值链最后一段里,哪些能力可以外包,哪些必须由资产的所有者自己积累?

CRO的历史提供了一半答案。实验能外包,是因为它可以标准化,按项目计价,质量可以事后核查。按这个标准看,海外注册申报、临床运营、药物警戒、分销和一部分医学事务,是可以拆出去的。定价策略、与支付方的谈判、关键医生的信任、一个治疗领域里多年的积累,很难拆。它们和具体的药绑在一起,做得好坏短期内看不出来,交给第三方就有激励问题。美国本土的合同销售组织存在了几十年,拿走的租金不多,原因也在这里。我的判断是,专业化的商业化公司会出现,先从某一个治疗领域、某一个区域市场做起,承接的是可以标准化的那一半。另一半仍然要靠资产所有者自己建,或者用股权和授权去换。

医药全球化依赖三个制度条件,平时没有人注意它们:科学知识可以开放交流,合格的证据可以跨境使用,知识产权和合同可以执行。过去二十年中国创新药恰好从这三项国际公共品里受益。科学家可以跨境训练和工作,企业可以使用全球的研究成果,临床数据可以支撑境外开发,专利和授权合同把未来收益分给不同的主体。

这些条件正在变得不稳定。2024年美国国会的《生物安全法案》草案直接点名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和华大集团等企业,当年没有通过。2025年12月18日,修改后的BIOSECURE Act作为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签署成法,最终文本不再直接点名企业。它把“受关注生物技术公司”的认定与国防部1260H清单等机制相连,并限制联邦机构及部分联邦资金接受者采购或使用相关公司的设备和服务。法律同时为部分既有合同设置了过渡安排。2026年6月,药明康德被国防部加入1260H清单;公司随后起诉。8月7日,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发布初步禁令,在案件审理期间禁止国防部执行这一认定。规则已经从政治议论进入了行政认定和司法争议。

这些措施和关税不同。它们提高的是前面说的那个τ。它们打击的是知识被验证、被采用、被定价的通道。如果境外买方担心中国数据将来不能用于申报,一项技术上完全合格的实验也可能被压价。如果美国客户不能稳定地使用中国CRO,现有的专业化分工就得重组。如果人员流动受限,最早那条通过人进口知识的通道也会收窄。谢宇等人的研究记录了另一面:2018年“中国行动计划”以后,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的人数明显上升。政治压力在短期内可能加快回流,长期损害的却是两边共同依赖的科学开放。

中国企业出海为的是利润,同时也在重新设计知识资产跨境流动的组织结构。靠近监管者、支付方、医生和患者,可以多拿一部分商业化收益。这也是一份政治保险。企业在美国、欧洲、瑞士、新加坡设总部、临床团队、生产设施和商业机构,可以分散单一司法辖区的风险。一家有多国法律实体、跨区域数据和全球团队的企业,比完全依赖“在中国完成研发、再把权益卖到美国”的企业多几条备选路径。

这种多元化有代价。研发团队可能被拆开,数据治理更复杂,重复建设增加,集中在中国的成本优势会被削弱。政治风险越高,企业越愿意为第二条路付保费。

知识贸易成本上升后,同一项候选药物进入全球开发体系所需的资本、时间和重复试验都会增加。这笔成本由中国的卖方和欧美的买方共同承担。

二十年前,中国最重要的医药资产是愿意回来的科学家。知识附着在人身上进了中国。

随后中国出口实验。便宜、快速、大规模地把科学设想变成实验结果,成了中国最突出的比较优势,先服务外国药企,后来服务本土的新公司。

再后来中国出口分子。风险资本把科学假设组织成公司,标准接轨让证据可以跨境使用,知识附着在专利、分子和数据上,通过对外授权进入全球药企的管线。

下一步是出口药。少数企业自己建全球组织,更多企业通过NewCo和各种合作保留一部分末端收益。知识以外,承载知识的组织也要走出去。

创新药只是一个例子。它回答的是一个更一般的问题:一个后发国家怎样从进口默会知识,走到工业化地生产知识,再走到出口可以交易的知识资产。国内需求曾经给这套能力融资,全球市场最后给它定价,国际政治现在决定这条知识贸易的通道还能保持多低的成本。

需求给知识定价。一个国家手里有没有可以被定价的知识,要看供给。

资料说明

1. 对外授权与全球管线。国家医疗保障局转引国家药监局数据:《创新高!去年我国批准创新药76个 对外授权破千亿美元》,2026年1月18日: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超过150笔、总额超过1300亿美元;2024年为94笔、519亿美元;中国在研新药管线约占全球30%。新进入人体试验的药物分子中46%来自中国公司,见Goldman Sachs Research, “China Is Increasing Its Share of Global Drug Development,” 2025年12月17日。2026年上半年对外授权总额约1100亿美元,见Reuters 2026年7月13日转引央视及国家药监局数据。GlobalData, “JPM 2026 witnesses dealmaking optimism despite absence of mega M&As,”2026年1月:2025年美国生物医药公司引进的创新药授权中,接近一半来自中国。

2.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官方网站“Introduction”:2003年4月理事会聘任王晓东、邓兴旺为共同所长;研究所于2005年12月正式成立;科技部和北京市提供主要经费;王晓东2010年全职回到北京。

3. 留学人员总量与国家级人才项目口径。Cong Cao, Jeroen Baas, Caroline Wagner and Koen Jonkers, “Returning scientists and the emergence of China's science system,”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47(2), 2020。

4. 精英期刊作者口径。Shihang Ru, Heiwai Tang, Bernard Yeung and Xinbei Zhou, “Brain Circulation and Knowledge Creation: Evidence from Elite Chinese Scientists,” 工作论文,2026;摘要见Stanford SCCEI China Briefs,2026年9月1日。离美华裔科学家口径:Yu Xie, Xihong Lin, Ju Li, Qian He and Junming Huang,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Fears of Chinese–American scientists,”PNAS, 2023。正文中“四千人上下”是依据该文公布的总数和比例所作的粗算,原文没有直接给出这个数字。

5. biotech高管回流。Abigail Coplin在Made in China Journal播客第11期“To Feed and to Cure”(2026年7月30日)中判断,中国biotech的创始人、首席科学官等高管中,近期回流者占比超过九成;正文将其作为访谈判断而非普查事实。

6. 药明康德。公司2025年业绩材料用于客户地区收入;公司2025年一季度材料称,自2022年以来约四成中国biotech成功对外授权项目曾得到药明康德的服务支持。

7. 股权投资与18A。2021年中国“生物技术/医疗健康”领域股权投资约2498亿元,采用清科研究中心口径。港交所第18A章于2018年生效,允许不能满足传统财务资格测试的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申请上市。18A各年上市数量(2018—2022年分别为5、9、14、20、8家)采用星矿数据口径,见财联社2023年报道。正文不再并列不同数据库口径的2023—2024年融资数字。

8. 证据与监管。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2017年中办、国办《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国家药监局《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2018);ICH E6 Good Clinical Practice;FDA关于境外临床研究用于美国申报的规定与指南。信迪利单抗见FDA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2022年2月10日会议材料。

9. 交易条款。传奇生物与Janssen:Johnson & Johnson 2017年12月公告;康方与Summit:Summit Therapeutics 2022年12月公告及后续SEC文件;三生制药与辉瑞:Pfizer 2025年5月19日公告;恒瑞与Kailera:恒瑞2024年5月公告。

10. 医保谈判。2019年信迪利单抗医保谈判后价格降幅约64%;2020年三款新增国产PD-1平均降幅约80%,后者见国家医保局官员在谈判结果公布后的公开说明。

11. BeOne Medicines。公司官方网站与年度披露用于公司更名、注册地和泽布替尼全球开发信息;2025年销售额与盈利情况见公司2026年2月26日发布的2025年全年业绩公告。

12. BIOSECURE Act与药明康德。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6, §851;Ropes & Gray关于BIOSECURE Act、2026年1260H清单以及2026年8月联邦法院初步禁令的法律简报;Reuters 2026年8月7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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