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之路，汪滔的 20 年。
文丨小晚
汪滔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十年前，此后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只留下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世界蠢得不可思议。
十年后，《晚点》独家访谈了大疆创始人、董事长汪滔。他补上了这句话的后半句——“世界蠢得不可思议，我也是。”
问题不只在世界，也在自己。这或许是汪滔对自己漫长创业生涯最简短的概括。
2006 年，还在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究生的汪滔创立了大疆。它从深圳莲花村的一处民居中起步，20 年时间，成长为一家以原创产品引领全球市场的中国科技企业。它的业务也早已越过无人机本身，延伸到影像、机器人和更多智能硬件。去年大疆销售额超过 800 亿元，利润据了解达 200 多亿。
四年前，大疆搬进深圳留仙洞的新总部 “天空之城”，像一台越来越庞大的机器，终于装进了与自己尺度相称的壳体。
对汪滔来说，这像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公司一起，他也离开了那个不断迁移、不断加速的生长期，进入一种更高处、也更孤独的状态。
几乎没人完整知道，这些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2026 年春天，我见到他时，和传说中那个冷酷、紧绷的汪老板不同，他松弛、平静。扎进裤子的白衬衫下摆，总有一角跑出来，像是不太在意这些小事。说到兴处，他滔滔不绝，哈哈大笑。办公室里养着四只猫，他每天给它们称重，留意食欲和体重的细微变化。他刚刚花了一周用 Cursor 手搓出一个组织和流程的共创编辑器，说那是他的乐高。
他说，创业二十年，他对自己最满意的，不是做出一家世界级公司，而是学会了反思。
所以，这是一篇关于成长与反思的访谈。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进行了 19 个小时。它记录了一个创业者如何从年少轻狂走向成熟，如何重新看到自己、看到他人，也看到世界。
开篇
“世界蠢得不可思议，我也是”
晚点：距离你上一次接受采访已经过去十年了。我一度觉得，你可能是中国最难约到的企业家之一。
汪滔：可能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蜕变——像软壳蟹，还没脱壳完成。最近不知不觉 “脱壳” 了，开始长起来。
加上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候选人聊，聊完他说了一句：“你跟外面传的很不一样。” 你不出来说话，外面只会断断续续积累噪音。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出来 “刷一刷”，把外界的认知刷新一下。
晚点：他有没有说外面讲的你是什么样子？
汪滔：我想想就知道了，不就是什么爱发脾气、独断专行（笑）。
晚点：但这些是你吗？
汪滔：可能部分是我对待不靠谱人的一张脸。
晚点：我听说你曾经希望自己的信息可以从互联网上彻底消失。
汪滔：我是 i 人，不喜欢抛头露面。我不发朋友圈，也不怎么在外面表达。时间久了，外界对我的认知就容易停留在很早的 “大头照” 上——比如那句 “世界蠢得不可思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笑）。
那句话确实是我说的，但当时夸张了，也被断章取义。当成 “大头照” 拍下来，擦也擦不掉。但我现在也认了，就当给大家 demo 一条路：从无知到反思，再到慢慢成熟。
晚点：现在的汪滔还觉得 “世界蠢得不可思议” 吗？
汪滔：现在可能会说：是我蠢得不可思议。如果再引申，我觉得是：世界可以好很多，我也还能好很多。
晚点：所以判断没变，你只是补上了后半句：世界很蠢，但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汪滔：当时没有后半句，我现在觉得加上后半句才是最妙的。
我毕业就创业，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后来接触到一些具体工作，比如财务、供应链，发现很多人连基本的常识和原则都没有，就很离谱。但后来你意识到：世界这么大，你接触的是很初级的一圈。你在 “初级的人” 里觉得他们一般般，不代表没有更好的人——只是你当时看不到。
今天来看，这些就像一根绳子，让自己从懵懂无知的状态，慢慢进化成一个相对的 “完整态”。
晚点：这个绳子是什么？
汪滔：绳子就是一个 drive——你想把一件事真正做成的内在驱动力。
年轻时的 drive 来自兴趣：搞点不一样的，靠 passion、靠天赋。它不稀缺，100 个年轻人里总能有几个，比考清华容易多了。就是敢想，但这玩意儿它撑不了太久。
晚点：经历了什么让你意识到，只靠梦想、天赋、passion 走不远？
汪滔：我们经历过 “礼崩乐坏”、人心涣散，才知道靠这个东西起家的公司在管理上是多么脆弱。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所有只以产品力，只以所谓的创新扯的大旗，陷入平庸也许就是五年。
晚点：但中国整整一代创业者都被 “硅谷精神” 所激励：我有一个梦，梦想驱动一切，熬过坎坷就能成功。这些故事都过于简化，按这个故事脚本走，没几个人能走通——而你是走通的那一个。
汪滔：我创业那会儿读《乔布斯传》，很喜欢他早期的故事——在公司升海盗旗，很自我的劲儿，看完觉得我就该是那样子。他去 NeXT 那段经历，我选择性忽略了（笑），因为人生经验没到，看不进去。
乔布斯指了一条路：你靠产品、靠创新能走通。但现实你真按这个剧本往前推，到一定阶段就走不下去了。后来我意识到两件事：
人不能太膨胀。很多看起来 “伟大” 的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拿来主义。你被一个概念吸引，就像我当年被直升机这个概念吸引，然后你发现世界上有一堆技术可以为我所用，你做的是搬运、组合、工程化。就像乔布斯在施乐实验室看到鼠标，第一反应是 “You are sitting on the gold mine”，然后把那套东西搬到电脑上。我们很多人只是 “搬运工”，不是凭空造物的天才。
做产品和做管理，难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做产品对我来说难度是 1 分，管理大概是 10 分。产品能力是我二十多岁就自然习得的东西，基本出道即巅峰；但管理，我们用了半条命去补课。
晚点：所以你认为上天给了你一个 gift，但这个 gift 不足以支撑你的后半程。
汪滔：现在回头看，《乔布斯传》给大家了一个不完整的…demo，就觉得这样很酷。我现在想，能不能自己 demo 一个新版本出来：把产品做到极致的同时，把管理、组织和人的心性也一起补齐。
第一章
种子
一、主场意识和世界观胚胎
晚点：命运和天赋就像一颗种子，对你来说，那颗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
汪滔：我从小就喜欢模型。深圳荔枝公园青少年宫里有个模型店，橱窗里摆着一台电动遥控直升机。我是三四年级看到的，那时候要六七千块——80 年代末期，这价格你想都不要想。
我隔一段时间就跑去看几眼。买不起飞机，就买本书回来翻。书里有一张模型直升机的拆解图，我看着图，脑子里一遍遍想象它怎么拆、怎么装、怎么飞。
晚点：你惦记的是怎么把直升机造出来，还是怎么攒钱买到它？
汪滔：它更像一种想象：你坐火车，窗外田野一直后退，如果有一台飞机能跟着火车飞多好；你去爬山，树梢很高，松鼠跳来跳去。要是有个东西能飞上去，想停哪停哪——像是把人的运动范围、感知范围一下子扩大了。
高一的时候，父母终于给我买了一台，但一两年都没飞起来：要么装不对、要么零件坏。我当时就想，我以后要做一个 “好飞” 的东西。很多年后，大疆做了 Mavic mini，它很轻，只有 250 克、能折叠，避障灵巧，这东西你要是穿越给到中学时代的我，我肯定天天抱着它睡觉哈哈。
晚点：很多人会觉得，一个玩具不好玩，那我就不玩了。但你的想法是，我要让它变得好玩。
汪滔：这可能就是上天给我脑子里种了一个种子吧，是一个 drive，一直牵引着我。
我本来想去浙工大读机械，高考差了 0.5 分，最后去了华东师范大学，读了三年书才转去港科大，代价是从大一重读，比同龄人都大三岁。
晚点：为什么不本科毕业再换个学校去读研，还有一年都不能等么？
汪滔：因为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想做电子方面的研究。从原来的学校毕业，再去好学校会更难，不如本科先换个平台。
晚点：什么时候接受了自己没办法成为一名科学家？
汪滔：主要是成绩一般般嘛，怎么努力都一般。我学习是靠兴趣学，有时候想了不该想的东西，反而会比较拧巴。物理我一开始很喜欢，后来一刷题就彻底不喜欢了，一不喜欢就特别难受。
晚点：你曾经说，“考试、读书，在别人制定好的游戏规则里你玩不转，要到自己的主场去游戏。” 你是什么时候有的 “主场意识”？
汪滔：是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兴趣。我在港科大参加了两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Con，跟这帮子同学在一起，大家都做感兴趣的事，我觉得哇，这个群体才像 “我自己”。
比赛是一个无限的游戏，你可以天马行空地去突破，它没有一种范式把你箍住。
晚点：一个事情有没有人和你竞争，你的反应会不一样吗？
汪滔：我以前是争强好胜的。港科大内部也分两个队，第一次我们惨痛地输了，上场发现队友忘给电池充电；第二年我当队长，说了算，可能这是赢的原因之一。我很在乎结果，另一个队更享受过程——我当时还有点看不上别人（笑）。
比赛是 2005 年，结束后我跟几个同学开始做 final year project。直升机的起点也挺偶然：大学时我帮我妈处理一批无人认领的货，卖完有二十万，我 “剥削” 了大概 5 万。那 5 万就成了 “星星之火”——我买了个遥控直升机，它变成我的一个宝贝，我到哪里就搬到哪里。
做毕设时，我手里正好有这架飞机。我在网上看到 Rotor Motion 的开源项目，参考里面的代码，硬件几个人重新设计、手工焊接，连 PCB 都是自己蚀刻，做出了第一个飞控。
组队参加 RoboCon 的三位同学；大学生汪滔和他的直升机
晚点：但答辩那天，你的直升机没飞起来。教授王立新还写过一篇文章——《毕业设计给了 C，成就了大疆无人机汪滔》。他说，“我毁掉了一位潜在的优秀学者，成就了一位伟大的企业家”。
汪滔：也许吧。我那么想要高分，主要还是为了出国深造。
晚点：为了直升机能飞起来，你读了两回本科，最后结果那么差。那天晚上你在想什么？
汪滔：那肯定还是有点愤愤不平，你说我做了这么高水平的一个项目……
晚点：不是，你没有飞起来呀。
汪滔：这题目很难啊，要是想拿高分，一般不会选它。我纯粹是因为兴趣，而且真觉得自己能成。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 “明天就行了”——其实之前从来没飞起来过，我想着答辩那一天也许能 “大力出奇迹”（笑）。
后来我寒假又狠狠干了三个礼拜，日以继夜、全情投入，最后把它飞起来了——其实就差这三个礼拜。
晚点：你心也挺大的。
汪滔：所以说很多是命运：浙工大差 0.5 分没去成，直升机没飞起来让我没能出国——最后把我推到另一条路上。
我记得 2005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给斯坦福的一个教授写信，想最后碰碰运气。这个教授叫吴恩达，我看到他用模仿学习让直升机做特技飞行，写信问能不能去。他回得很正面：“你去申请一个 PhD program。” 但我感觉他也没那么欢迎，就算了。再加上我比同学都大三岁，突然就觉得自己有点 outgrow 这套规则。
来科大三年，我过着一心为考分的生活，但好像没有当好学生的本事。有一次考试，我题目看错了，考了最低分。我跟打分的助教争辩，结果他说——就是这样了。我就觉得，我靠，我对于这些东西的追求，比改卷子的助教其实还要更高呢。我来跟他 bargain 这种事情，突然让我很出戏。
我不想再在其他人设置的、有点可笑的游戏规则里面搞了——虽然我也玩不转。
晚点：你觉得这套游戏规则可笑在哪儿？
汪滔：真正 care 这些事的人，被一些没那么 care 的人管着；这套规则也并不 enable 那些从心眼里喜欢学术的人，反而 favor 一些以考试为驱动力的人。
那个时候我就想创业了。当我重新找到奋斗方向的时候，突然觉得做一个乖学生的意义开始模糊了。
第二章
大疆之路
二、世界不真实、ego 不值钱
晚点：2006 年，DJI （大疆创新）成立，你们可能是中国最早把 “创新” 写进名字的公司——大疆之后，才出现很多 “×× 创新”。
汪滔：我最早看到过一家做无人机的加拿大公司，叫 Dragonfly Innovation。我挺喜欢，就借鉴了 “innovation”。
当时想过很多名字，比如 “天目”“乐创”，要么太常见、要么注册不了。有一天跟我妈走在路上，她看到有个牌子写着 “大爱无疆”，她说：那就叫 “大疆” 吧。我开始没觉得多好，后来越看越好。
晚点：“大疆” 和 “小米” 这两个名字，还有点对应。
汪滔：哦，就这个的确是一个反义词啊（笑）。
晚点：你在读研的同时开始创业。有没有想过，公司挂了、学业也废了，怎么办？
汪滔：创业前几年公司都很难，启动资金来自我和父母，前后出了三十万；还有我妈朋友的儿子，也算早期股东。
我的导师李泽湘也劝我：别搞直升机了，去做 “肯定能卖出去” 的东西，比如运动控制卡、驱动器，他说大家都在一个池塘里捞鱼，人人都能捞到一条，那你也该去捞。
但说白了我只有这一根 “绳子”（drive），我只想做这个，也只会做这个。
晚点：创业最初，你想做的到底是 “会悬停的直升机”，还是 “会飞的相机”？
汪滔：最开始就是悬停。我想做一台能 “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 的直升机。
晚点：所以大疆成立是为了把你这个想法实现，至于做出来之后干什么不知道。
汪滔：肯定想过可以去做航拍，因为总得卖钱嘛。后来极飞入场，做出国内第一个多旋翼，我们慢了一两年，一开始也看不上：载重量太低、航时短。直到新西兰一家叫 Photohigher 的公司代理我们的飞控，他们说卖 100 个云台，95 个是装在多旋翼上航拍。
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一个更大的市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大机会不去做。
过程还是有一点 “四渡赤水”——看到极飞的飞机不稳定，我第二年开始做飞行控制器（飞控）；飞起来第一个痛点是 “画面怎么稳”（云台），我参考导弹上稳定雷达的思路，用无刷陀螺稳定云台，飞控加云台这两个东西就把我们推到世界前列了；再往后是 “图像怎么传回来”（图传）；“没有 GPS 怎么稳定飞行”（视觉）。最后我才把相机加上去。
刚好各种技术拼到一起，突然能满足一个以前不存在的需求，我们把市场放大了几百倍，也把性能推到一个巅峰。
大疆的第一个办公室，深圳莲花北村的一处民居。
晚点：创业到第几年，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成一个大事业？
汪滔：挺自然而然的吧。你做成一件事，会想做更多；做更多，就想做更大。
我 2009 年就给团队写邮件，“我们不光要赚钱，还要干大事，干好了能赚大钱，小钱咱们看不上。”
那时候我们还不到 30 人。
2012 年我们发布了全球第一款航拍一体机 Phantom 1，公司已经小几百人。我记得那年团建，大家写下对五年后的期许。我写，“ 2016 年销售额超 2 亿”“大家都过上物质充足、精神充实的超体面生活”。结果发现，哇，愿景是超额完成的，2016 年我们收入就过了百亿。
创业第三年，汪滔给团队写邮件聊怎么吸引人才。
晚点：为什么商业这套游戏规则你玩得好、玩得转？你们在 2016 年用 Phantom 4 和第一代 Mavic Pro （折叠便携无人机）淘汰了几乎主要竞争对手。
汪滔：因为我们可以保证每一代产品都更好的同时，让成本下降、毛利稳定。我觉得这东西没什么难度，沿着产品和技术的逻辑自然而然就能做出来。当我们一路狂奔的时候，这些公司就逐步退出了。
晚点：你是做技术的，从软件到硬件，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对造产品有一些天赋和审美？
汪滔：大疆早期很多产品都像大男孩的玩具，既不过于复杂，也不过于简单，最好的状态就是：一个简洁的外形 + 大量 carefully designed 的细节合体。
产品判断有点像神经网络：有人靠直觉就能感受，像说母语一样顺；有人没那种感觉，得先在脑子里 “翻译”，做各种分析，难免隔靴搔痒。好的 idea/设计一定是不纠结的，你看到它，内心是舒畅的，那八成就是对的。
当然这也不是凭空来的——靠大量观看和输入，“great artist steal”，把你见过的好东西拆开、重组，再拼出一个答案。还有一点是我的大脑底层更偏图像型、直觉型，哪里好、为什么好，我第一眼就有答案，语言都是后补的。
晚点：我采访过一个投资人，我问他怎么识别好创业者。他说你看到闪电就知道是了，难的是怎么描述那道闪电。
汪滔：是，真正能 make different 的东西往往是非逻辑的。一个 good idea 首先得符合逻辑，但真正拉开差距的那一下，常常不是因为逻辑。
晚点：2014 年你们在白板上写竞争对手的名字，里面有波音——要像波音把事故率降到百万分之一。你当时说：如果只拿深圳第一当目标，最强只是深圳第一，你要当世界第一。这种要成为世界第一的产品观，是什么时候有的？
汪滔：在民房里就有。我们内部有个说法，“平均智慧不值钱、只有比平均高的 delta 才值钱”，就是别满足于 “共识”，平均水平本身没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你比平均高出来的那一段差距。
那时候其实就是敢想，但这是年轻人自然有的东西。没有我，也有俞浩嘛。
晚点：那你的梦想比他小多了，你当时目标就 2 亿，他要做成百万亿美金公司。
汪滔：数字不同，但结构是一样的，所以他才珍贵。
晚点：你是最早想做世界第一的创业者，你不是更珍贵吗？
汪滔：我觉得这东西不值钱。
晚点：那你为什么觉得俞浩珍贵？
汪滔：因为少（笑），但它不值得被 value。
我们创业的时候，要做引领世界的科技产品啦，要实现心中的梦想啦——这是当时的最高纲领。但更多是年轻人的 ego：我要第一、我要赢。现在我认为更宝贵的是，ego 小一点、贪心少一点、耐心多一点。
晚点：你曾经有因为贪心做的事情吗？
汪滔：我们 2016 年做了各种项目——激光雷达、无人驾驶等等。当时觉得，世界这么大，团队好厉害，什么东西都 so easy。
当时我们招人搭了一个芯片团队，几千万流片费就做出了第一代芯片。我们之前有一家美国的芯片供应商，公司 20 多亿卖给英特尔。我还挺骄傲，英特尔还需要花 20 多亿通过收购来做芯片，我们几千万就搞定了。现在想想其实也是 enjoy 了社会培养的一批人才。
晚点：大疆算是中国第一家可以引领世界科技创新的公司，我要世界第一、我要赢——这些不重要吗？
汪滔：我前半辈子都是靠这个东西驱动的。但后来你发现，我创造、我产生，那个 “我” 字是毒药。
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去想大疆独特的管理方法，结果发现，我靠，外面早就有很成熟的方法；还有所谓独特 idea，闭门造车觉得很牛，出去一看——这世界上没什么新鲜事，更多是吸收、搬运、组合。想明白这一点，原本让我上瘾的驱动力一下被拆掉了，你会感到虚无，感觉 something is wrong，但你不知道 wrong 在哪里。
有段时间公司增长很好，我觉得很不真实，我就是一个**丝，没有太多过人之处，凭什么让公司赚那么多钱呢？我当时一直想不明白，就觉得这世界不真实。
三、回到真实世界
晚点：你是什么时候从一个单纯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对利益关系有清醒认知的人？
汪滔：一创业就有了，经历了很多糟糕的事，都不想细数。比如最早有员工在外面卖我们盗版的东西，还用我们的设备做测试。全公司都知道，就我不知道。
晚点：为什么全公司的人都没告诉你？
汪滔：我也不知道，他是他们的 friends 嘛。
晚点：后来你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
汪滔：他把盗版我们的飞控卖给下家，结果下家把他 “卖” 了，说，“我给你揭发他，你给我点好处”。我们后来还去找公证举证他，最后也没搞成。当时挺生气，但这种事情经历得多了以后…
晚点：为什么你会经历这么多 “背叛” 和 “出卖”？
汪滔：每一个创业的人都会经历这种事吧？何小鹏不是也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吗？
晚点：何小鹏说他查贪腐，发现被一整条链路的人合伙骗；还有创业者说，他被人骗了也不知道怎么被骗的。你呢？你会被什么样的骗局骗？
汪滔：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吧，总有一款适合我，对不对？（笑）
晚点：你说你经历类似的事情不止一次，那为什么公司没完蛋？
汪滔：因为关键的地方我还是精明的。早期团队三个人：偷飞控做盗版的那个人先离开，另一个人也要走，我问他：还有谁谁会不会走？他说：你只要把技术教给他，他就不会走了。我留了个心眼，我说我先给你一本书，你看得明白，我再教你。结果没几天，最后一个人也走了。
晚点：创业第二年，公司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你和一个出纳。我看报道说，因为你给的股份太少了。
汪滔：事实不是这样的。当时有人介绍了惠州一家做钻床的公司，那个老板想做飞机，我就带团队去拜会。回来后，团队几个人就陆续离职了。
一位创始员工要走，他说我伤害了他的感情。当时我给他们分股份，他技术好，拿 2%；另一个技术不太好，就分 0.5%。他说能不能把自己的 0.5% 分给另一个人，我说不行，我就要让技术好的人多拿。他说这件事伤害了他。
结果呢，他和另外的人是被那个惠州老板挖走了——我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
晚点：经历这些，给你留下了什么心理阴影吗？
汪滔：还好，因为没有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但当时我很受伤，我觉得我真心为了守住一个 “公平”，他却说我伤害了他。
后来知道这是个骗局的时候，我反而释然了一点。
四、拐点，“礼崩乐坏”
晚点：很多与大疆相关的人士都会提到 2017-2018 年，他们认为这段时间塑造了现在的大疆。在大疆成为一家有规模的公司之后，你开始反腐、集权，引入规则，收缩元老的权力和空间。
（注：2019 年 1 月，大疆发布反腐通报，因供应链腐败导致公司损失超过 10 亿元。处理员工 45 人：涉及供应链的研发、采购人员 26 人；销售、行政、设计、工厂等 19 人。16 人移交司法，另有 29 人被开除）
汪滔：之前对人心和管理不了解，不知不觉公司出现了很多贪腐，hold 不住，最后 “礼崩乐坏”。但因为我的不成熟，用了一种对抗的方法去应对，产生了很多怨念。外面的声音就是结果。
晚点：源头是查采购的贪腐问题？
汪滔：当时到处都有消息，调查后发现很多东西买贵了 25% 左右。一开始以为问题只在采购，直到查到研发——研发当时有很大的权力，对 “用谁、不要谁” 有最终决策权。
当时我们锁定了一个研发部门的关键嫌疑人，我去找这个人的上级沟通，对方第一反应是：你可不能冤枉人！他是我们的早期员工、股东，手里有大疆的一些股份。再后来，我想找个人把研发管一管，发现到处找不到人。
我这才意识到，公司已经到处都是山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 “藩属国” 里当大王。当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到公司立场为公司出头，我当时觉得公司要崩溃了。
晚点：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为公司出头？
汪滔：这个文化是普遍性的。我们像充满生命力的草本植物，疯狂生长。每个人都想做光鲜亮丽的叶片（做产品、搞创新），没人想成为沉默的树枝与树干（做管理、定规则）。
当叶片数量与面积超过了根茎的负荷，坍塌就是必然。我还在公司论坛上发了个帖子，说我们是造在一个沙滩上的城堡，分分钟要倒塌。我想让大家有危机感，但有多少人 care 呢？
晚点：那在发现问题之前，你在干嘛？
汪滔：我也在做产品啊……
晚点：所以你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汪滔：对，我也是，我只关心产品嘛。
晚点：反腐的过程中意识到 “藩镇割据”，接受这个事实花了多久？
汪滔：我一开始都没觉得这是个问题。打天下的时候结果导向，“谁能打仗就给谁地盘”。加上早期提拔了很多 “非常规” 的学生：愿意创业、冒险，但总体来说更个人主义，所以 “藩镇割据” 是注定的。
很多人说怀念大疆的 “田园时代”。之前市场部门有个老外说，那时候， “We can do anything。” 我们花过 900 万去南非拍 Mavic Air 第一代的广告，成片很一般。但大家很开心：ROI 不用算、目标不用定、钱随便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个所谓的 “田园时代”，我是再也不想回去了。
晚点：900 万都不需要你审批吗？
汪滔：不需要。所有都不用过我，我从来不看。
晚点：在你 30 多岁的时候，似乎并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合格的 CEO 。
汪滔：那时候我都 35 了吧。
晚点：说明之前很幸运。
汪滔：我这样都能成。
晚点：所以世界是个草台班子？
汪滔：对，包括我自己。所以 “世界蠢得不可思议” 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我没说我自己不蠢，对吧？
晚点：你刚刚反思，因为你的不成熟，用了一种对抗的方法去整治。你做了什么？
汪滔：反腐反到研发的时候，其实过快触动了一整个阶层，搞得人人自危，内外部都积累了大量情绪。
我后来反思，反腐和组织架构调整不要一起搞。更正确的做法是，先招人、重构组织、削弱山头，再择机处理腐败问题。但我没经验，也没人提醒我。
当时是对于不接受腐败有执念。我是在接受了人性的局限性之后，才慢慢找到一点解法——如果你给了别人很多诱惑和机会，却要求他一点都不动心，这是反人性的。农民在打谷子，鸟飞下来叼几口，鸟其实连 “偷” 的概念都没有。
晚点：你看到自己的局限性又是什么？
汪滔：一个孙悟空的性格，看见妖怪就想一棒子打 “死”，试图用强对抗来追求一个理想的干净状态，但其实孙悟空是一个更大的 “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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