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一视财经 东阳
编辑 | 高山
商业舆论场的胜利，从来不是真正的胜利。无论是否是主因，当罗永浩的吐槽某种程度上导致西贝日均营收暴跌两百多万元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这场“胜利”背后的深远寓意。
“我这辈子也没有见过一个企业没犯别的错误，仅仅是因为被黑，就能倒闭的。”2026年1月16日，罗永浩在回应西贝关店事件时这样写道。而在此前两天，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在朋友圈宣布关闭全国102家门店，约占总数30%，并将原因归咎于“遭到铺天盖地的污蔑125天”。
这场始于2025年9月的争议，表面上是关于预制菜的定义之争，实则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商业舆论场的新规则。当17000名西贝员工的命运因此改变，当30%的门店即将关闭，这场争论的胜负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中国企业家和舆论领袖敲响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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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放大镜下的商业危机
2025年9月10日，罗永浩在微博写下：“好久没吃西贝了，今天下飞机跟同事吃了一顿，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这条看似随意的吐槽，在随后100小时内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舆论风暴。
贾国龙的第一反应是典型实业家的强硬。他不仅宣布起诉罗永浩，还向员工发放500元补贴稳定军心，并召开“1.8万名伙伴跟罗永浩之战”的动员大会。这位有着38年创业经验的企业家坚信：“我踏踏实实做了38年实业，为什么要懂公关？”
然而，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强硬姿态迅速使西贝陷入更深的危机。贾国龙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他在行业群里称罗永浩为“网络黑社会”时，实际上已经将一场关于产品透明度的讨论，升级为一场关于企业态度的舆论审判。
开放厨房的决策成为转折点。本意为自证清明的举措，却在直播中暴露出“无明火厨房”“使用转基因油”等细节，甚至出现员工用漏勺疏通下水道、厨师未戴口罩操作等画面。这些细节在社交媒体上被无限放大，使西贝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新的焦点。
更为关键的是，贾国龙对“中央厨房备菜”与“料理包预制菜”的区分，与消费者“非现做即预制”的朴素认知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当消费者人均支付近百元，却发现食材是经过预加工的冷冻品（如保质期24个月的冷冻西兰花）时，那种“被欺骗感”远超过对预制菜本身的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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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业家思维遭遇舆论风暴
在危机爆发初期，贾国龙自己承认，犯下了三个关键错误：选择正面硬刚、开放厨房、在群聊中使用“网络黑社会”等不当表述。这些失误背后，是一代实业家与新媒体时代的认知鸿沟。
贾国龙曾自豪地说：“西贝跟华与华合作十年”，“西贝从来就没有什么公关，我们低头为顾客服务，用心做菜”。然而，就是这家“不懂公关”的企业，十年间向咨询公司支付了超6000万元咨询费。这种对比在舆论场中被放大，进一步削弱了贾国龙言论的可信度。
西贝的案例与同期其他企业的应对形成鲜明对比。当老乡鸡在类似争议中主动标注预制菜并优化流程后，客流回升15%；胖东来则因透明化举措赢得消费者信任。这些案例表明，在危机面前，坦诚与透明比强硬对抗更为有效。
更值得深思的是贾国龙对危机根源的误判。在2025年12月的反思中，他承认犯了错误，但仍将风波归因于“骄傲”导致的误判。而到2026年1月宣布关店时，他再次强调“遭到铺天盖地的污蔑”，这表明他未能真正理解危机背后的消费者情绪变化。
罗永浩在回应中点出了关键问题：“如果真担心员工失业，一个有上万名员工的企业家，一开始就不能胡来（还说什么‘我生意可以不做，但官司一定要打！’）”。这句话揭示了企业家在舆论场中的责任边界：你的言论不仅关乎个人声誉，更关乎上万员工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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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们的警示
罗永浩在本次事件中展现了舆论影响力的双刃剑。一方面，他成功推动了公众对餐饮透明度的讨论；另一方面，他的言论也直接导致了西贝全国门店收入单日减少200多万元的后果。
但这场“胜利”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警示。首先，舆论监督的边界在哪里？当一个个人的吐槽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商业地震时，我们是否需要反思舆论场的权力平衡？
罗永浩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权力的沉重。他透露曾两次主动收手，一方面因西贝公关央求，另一方面也因“发现对方严重认知失调，当众往死里自残而不自知”。这种收手，既是策略性的考量，也可能包含对影响力的审慎使用。
其次，舆论争议的终极代价往往不由争议双方承担。当西贝关闭102家门店，真正受影响的是那4000名不得不离职的员工，是那些依赖西贝供应链的农户，是那些已经预订年夜饭的顾客。贾国龙承诺“所有不得不离职的员工，工资一分钱不会差”，但工作的失去远非工资可以弥补。
这一事件也揭示了中国商业生态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在过去，产品质量和市场份额是企业的核心考量；而在今天，舆论场上的形象管理和与消费者的真诚沟通，已成为企业生存的必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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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成为新竞争维度
西贝事件正在推动整个餐饮行业的重构。2025年以来，江苏已试点预制菜明示立法，太二酸菜鱼、老乡鸡等品牌因标注加工等级已实现客流回升。这场由舆论风波引发的讨论，正在转化为制度化的行业变革。
消费者对透明度的需求，本质上是对信任的渴望。西贝曾是中国餐饮业的标杆企业，连续十一年夺得中式正餐营收第一，年接待顾客7000万人次。但正是这样的成功，使得当其透明度受到质疑时，消费者的失望感更为强烈。
预制菜本身并非问题所在。正如罗永浩所说：“多数发达国家的预制菜都比我国预制菜的市场份额要高”。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预制菜主要流向消费者市场和快餐业，而非正式餐厅。消费者拒绝的不是预制菜，而是被欺骗的感觉。
西贝在危机后尝试了多种应对措施，包括推出“满50元送50元券”等促销活动，累计金额达3亿多元。这些措施虽在短期内带来排队潮，但也导致品牌高端形象崩塌，进一步模糊了其市场定位。
未来的餐饮竞争，透明度将成为新的维度。消费者不仅关心食物是否美味，更关心它是否真实。企业需要重新思考供应链的开放程度、信息的披露方式，以及与消费者的沟通语言。
西贝事件后，贾国龙曾感慨：“假如西贝活不下来，绝对不会再创业了，‘和夫人回草原养羊，日子还得过’。”而罗永浩则继续呼吁预制菜立法，将这场争议转化为推动行业变革的动力。
但真正的警示或许在于：在社交媒体时代，所有企业都暴露在舆论的放大镜下，一时的成功不再是护身符，而舆论的胜利也从来不是真正的胜利。
西贝关店102家，看似是罗永浩的胜利，实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冲突。当实业家与舆论领袖的碰撞告一段落，留给中国商业的思考才刚刚开始：我们该如何建立更加健康、理性的商业舆论环境？又该如何在追求透明度的同时，保持对商业复杂性的尊重？
这场警钟，为罗永浩而鸣，也为所有在舆论场中博弈的企业家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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