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很多朋友今天早上的时间参加化工的讨论，我把会议纪要也放在了网站上，大家可以通过点击下面的“阅读原文”去看。结论也比较简单，化工在2026年是一个类似困境反转的投资机会，需要关注困境反转的进度，有机会，值得观察，但也需要抱有耐心。
我自己很感激郝总和肖总的时间以及他们的洞见，这是我明年努力的三个目标之一，一个是多关注股票，少关注商品，一个是在关注商品的里面，也应该看看除了铜和金之外的品种。人要做自己不会做的事情，才能有所进步。
所以我们今天把眼光，投向一个我很喜欢的国家 - 越南。我相信大家在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一定会对它很感兴趣。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面，我们解释了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其他地方，继承一个强势领袖总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但在人类历史中，往往有两种思路贝利亚和赫鲁晓夫
第一种是斯大林式的继承
第二种是赫鲁晓夫式的继承
我们将心比心，比方说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成为了爽文剧本的男主角，一家市值5万亿的公司董事长突然辞职，然后告诉你说 ：“你办事我放心”。然后你走进董事会办公室，在众人注视中走上了董事长的座位，这个时候，左右两侧，有你之前的同事，甚至你之前的领导，有比你年纪大跟随了老董事长一辈子的功勋，也有和你一样的青年才俊，但不知道为什么董事长选了你。这些人背景各自不同，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服气你，你的所有话，所有指令，他们都只会打折扣执行，这还算好的，很多人甚至会不执行，反着执行，或者你说10，她做100。
（这里多说一句，这也是我觉得创业比在公司里面工作要轻松的原因，我觉得在公司里面做得好的人，创业一般都没问题，反过来则不然）
那么你其实只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强化国家机器，尤其是安全和纪律机构，The Great Purge by NKVD；一种是赎买，The rent-seeking by Patron-Client Network。
这才是真正的宏观驱动，什么先行指标，什么国际收支，其实都是次要的。当然，困境反转或者趋势延续也会被影响。这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宏观投资。
当然，每个国家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偏差，但不影响结论，比方说越南这个国家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历史上不同时期，越南从北到南，有京族人建立的王朝，有被印度影响的占婆，有南方的高棉。所以在越南的北部和南部，大家的文化，历史包括对于经济的看法多有不同。这点让越南的政治变迁，除了有意识形态的变化，对于经济改革速度的看法差别，也加上了一些地域的问题。我觉得单纯说南方派就是亲西方确实不合理，我觉得更合理的表述应该是，南方派更愿意进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革。
在1986年的越南六大上，时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要对比的话，上海市委书记）的阮文灵，继任长征（他是黎笋之后的短暂过渡书记），成为新一任越南的总书记。开始了越南的“革新开放”。当时的口号叫做，革新还是死亡。这里要多说一句，阮文灵当时是亲华派，但那个年代这个词语的意思，对立的是亲苏派。所以当我们在提到越南政治里面的亲华派的时候，我们始终要加上时间这个维度。
阮文灵和革新开放，是越南最高领导层的集体选择，意味着他们走上了一条更类似赎买的道路，面对经济崩溃和合法性摇摇欲坠，然后苏联自顾不暇的时候，这是一条非常合理和理性的道路。他们通过放松经济控制，允许军队经商，依靠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换取政治力量，而不是延续之前的高压。
这种趋势，从198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了2016年，在2006-2016年期间，这种赎买政策，在当时的总理阮晋勇治理下达到了巅峰
（这里简单说明一下，越南的系统里面存在一个四柱的概念，两个月前变成了五柱，意思是他们的最高权力主要在四个人手里，分别是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最近新加上了中央书记处书记，非常有意思的变化，所以他们的权力并不绑定在一个职位上，而是这几个职位里面，最有影响力的那个人）
阮晋勇至今依然是越南南方派的重要人物，他的儿子也在最近加入了越南政治舞台。这个后面会提到。阮晋勇的做法基本上可以说是放开了所有寻租的限制，国有企业被当做了财富积累的工具。腐败问题公开化而且极度泛滥，这点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赎买到最后的结果一定如此。
这里我们中断，总结一下，1986年之前越南对经济非常保守，地缘和经济导致了阮文灵上台后必须进行赎买政策，从1986年到2016年，三十年的赎买政策让越南的经济获得了不错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
这些问题在2016年的越共十二大上面爆发，阮富仲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政治清廉的政治家，代表保守派，注重党的纯洁性，同时认为腐败已经导致越共处在生存危机，在2011-2016年期间就和阮晋勇进行了斗争。
政治的斗争往往有时代的背景，2011-2016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越南并没有像预期中那样实现高速增长，寻租导致经济降速，让集体的意志选择了阮富仲，并且阮富仲马上在这种意志的凝聚下，开始了叫做“熔炉”的反腐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清除腐败，而他的机制是类似斯大林体系的，他亲自担任了反腐败指导委员会的主任。终于在五年后，他的反腐取得了成功，他自己也打破了年龄和次数的限制，在2021年的十三大上取得了连任。
故事进行到这里，疫情在2023年结束，关于越南经济在疫情后何去何从成为了新的考虑。
阮富仲的对手，包括南方派，包括老对手阮晋勇，期待的是当时另外三柱，无论是国家主席阮春福，国家主席武文赏，还是国会主席王庭慧，这些人要么出身胡志明市，这是一个越南经济比较自由的地区，要么有经济学背景。要么是经济成功和亲投资的代言人。
但最后异军突起的，是阮富仲反腐运动的执行者苏林，他是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他在阮富仲生命最后半年，执行了对阮富仲的门生，一个来自南方的高级领导人的清洗。
这也体现了阮富仲曾经可能设想的一个权力交接路径，是由一个意识形态亲近北方，但工作履历覆盖南方的，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去担任这个职责，但就像是很多年前那句或真或假的“你办事我放心”一样，一个年轻的文职干部，去继承一个强人，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那么我们能否因为苏林总书记的安全部门背景，就断定说这是一次简单的斯大林式的继承。我觉得不一定，因为这个世界最大的妙处在于，历史并不会简单重复，但他会押韵。
苏林总书记很快进行了两手准备，在政治上，他开始精简机构，这个做法同时是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第一精简机构意味着有更大的人事权，他也确实让更多的安全部门同僚去到了更多部门，总理也是安全部门出身。但另一方面，越南的官僚体系也的确可以精简，这也是提高效率的事情。第二，他对经济也非常重视，他任命了阮富仲老对手阮晋勇的儿子，在今年越南领导人经常多头出发，前往不同地区去吸引外资。
这种做法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如果说阮富仲开始的反腐，遏制了腐败但伤害了经济，出身安全部门的苏林总书记如果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是简单做法，但他可能会和当时在赎买道路上走太远的阮晋勇一样遇到南墙。但如果苏林完全放弃安全部门的权力，那他的麻烦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目前这种折中的做法，是一种讨巧，不一定长久，但短期非常合理的存在。
这也是越南政治极其有趣，绝对值得观察的地方，此时此刻，苏林总书记在两个方面长袖善舞，这个做法让人想起了另一位伟大的改革者，一面维持社会的秩序，一面放松社会的监管。当然，中国当时的经济腾飞有时代的背景，我们不知道2020-2030年的全球化背景，是不是和1980-1990年那样好。
苏林总书记深深知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把2025-2030年越南的经济发展目标设定在了10%以上，这个数字对于长期研究中国的越南政治家来说并不陌生。这也让我想起了设定8%经济增速的普拉博沃，经济增长，至少名义经济增长非常重要。我当然祝愿和期待越南能实现这样高增速，但如果越南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做到，我觉得那时候越南何去何从，在两个路径中选择哪一个，将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机会或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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