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19:“高交会”的面孔

前不久的2021年12月27-29日,第23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推迟了一个多月后还是举行了。按照其官网公布的信息,本届“高交会”共有线下11个、线上2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4164家参展商、56个参展团组、14所高校团组、795项重大科技成果参展,现场15万人次观众入场,展览面积达15.85万平米,共举办了73场论坛活动。从数据来看,很可观。

但是在我的理解中,这20多年来高交会的规模无论做到多大,其影响力从来就没有超过首届高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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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5日-10日,由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学技术部、信息产业部、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高交会在新建成的高交会展览中心举行。首届高交会的最大亮点有二:一是时任主要领导亲自出席开幕式;二是邀请到当时最红的IT巨头微软CEO比尔.盖茨为演讲嘉宾。这两个巅峰迄今为止再没有超越。

主要领导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到: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对世界各国加快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是为了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这次交易会上,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新中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高新技术成果,为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走向国际市场创造条件。通过交易会,他们将更好地把握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增强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针对性、实用性,使更多的科研成果迅速地转化为富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学习当今世界的各种先进技术,更好地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

据说深圳市政府原本并没有奢望能够请到国家级领导出席开幕式。

“我们想,**能来就不错了。让外经贸部去请**,她当时是国务委员兼外经贸部部长。我们想确保**,再试一下总理,后来居然总理就签字同意来,和**两个人一起来。要知道,总理从来不爱参加这一类活动。两个人都来,怎么安排?总理说,我致开幕词。”

总理致辞中“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一句让深圳官方兴奋不已,这意味着高交会永久性在深圳举办,排除了在各个城市轮流或争夺的可能性。

“领导人到场,高交会大放异彩。”时任深圳市科技局局长李连和回忆说,“总理参观,深圳主要领导非要让我去介绍(后来有人批评我不会走路,不该走在总理前面),给了我50分钟。”李连和认为,朱之所以愿意来参加首届高交会开幕式,有几个原因,朱很重视高科技;当时刚开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科教兴国成为大的潮流;更重要的是,原来朱一直看不上深圳,他脑子里只有上海,1996年朱第一次到华为,看了后很振奋,他回去后就跟上海贝尔讲,华为很快就把你们甩了!他已开始认可深圳。

比尔.盖茨则是那天到场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在首届高交会上作了30分钟的演讲。我是现场聆听者之一。可惜我现在找不到他那次的演讲稿了,只记得他表达了他对深圳科技产业发展的良好印象,但是认为深圳的创新体系中缺一个重要的元素,一所好的大学。

这与他2018年再次获邀参加首届上海进博会已不可同日而语,1999年的比尔是全球IT行业“当红炸子鸡”,而现在的他已是“明日黄花”,几乎成了旧经济的象征。而1999之后比尔盖茨再次踏足深圳,则是2016年10月12日第二届全国双创周,由于国务院领导的到会,吸引了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蒂姆.库克以及任正非、马云、马化腾等一众大神参加。

但高交会22年来再没有出现过这样蓬荜生辉的场景。据称有将广交会、高交会、厦门投洽会并称为三大国家级展会,如果加上上海进博会,则是四大。但现在只有上海进博会独领风骚,前三者均有衰落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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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会现存问题之最大者,莫过于其定位的难以清晰,或者说,它有一张清晰度不高的面孔,甚至有越来越模糊之势。

2005年时我曾受邀做过一个关于高交会的研究题目,七年之痒的高交会何去何从?在报告中我们总结了高交会存在的几个明显问题:定位不清晰(未脱政府性展会的旧窠)、欠缺专业程度(专业影响力偏低)、市场营销不足(全球知名度不高)、运作机制存在瓶颈等。并给出了一些建议。事后看来,这些建议是真实获得采纳了,但要说这16年来这些问题都获得解决了,恐怕也不充分。

其实检测的办法很简单;高交会的初心,或者说它想发挥的作用,它起到了吗?让我们看看。

一般认为,高交会脱胎于深圳已举办了10年之久的“深圳荔枝节”,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席卷全国的“文化搭台、经贸唱戏”风潮的深圳应时产品。在80年代中后期“参加世界经济大循环”理论的指南下,此一波风潮可以视作地方政府推动下的第一次招商引资集体秀,可惜当时中国远未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各地方政府搭的文化台往往并不能促进经贸戏目的依次展开,所以此一风潮在90年代中期均日渐式微,深圳荔枝节也不例外。

需要强调的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深圳的经贸活动其实极为活跃,直至90年代中期,深圳经济中“贸易立市”味道一直十分强劲,贸易和初级加工业其实可视作当时深圳的两大支柱产业。但此时的经贸活动虽然发达,却只跟深圳的区位优势有关,跟荔枝节并没有什么干系。就全国来说,那些文化活动确实不能构成吸引投资的因素,最多对地方的美誉度有些微的影响而已。强调这一点对我们后边分析高交会很有意义,因为无论是那时的文化节庆活动,还是现在风行全国各地的会展,都需要分析它是否构成当地吸引投资、促进产业发展的价值链条中的一环。

1998年,新的深圳主政官面临深圳荔枝节还要不要办下去的问题时,提出了改为“科技节”的设想,此一设想上报到广东省时,广东省的新主政官建议把它办成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展览会或交易会。中央政府响应了这一策划,并从“展览”和“交易”两个关键词中圈定了“交易”一词。

既然定位为技术成果交易,那么就要分析买方和卖方。过去的十多年里,无论是国家科委还是中科院还是深圳政府,都认为科技创新的关键是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如何将双方对接起来。所以高交会设想的交易场景,是科研单位有技术,但是找不到产业化的办法,而企业缺技术,找不到需要的技术,因此高交会所要解决的,就是让供需双方见面,撮合交易。

这样假设的场景可能在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研究机构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现成的可以转化为产品的技术成果,它最多可能只能对外说,我有在哪个细分的专业领域的理论研究能力,而这些有可能是可以应用在某个技术方向的。而企业也只能说,在产品的某个改进方向上,我需要外部的研究能力帮助我进行技术攻关,这种技术攻关通常是需要好几个细分的科学专业方向上的专业研究人员,互相协作才有可能实现。

所以,一个企业和一个科研机构之间,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互相需求,可以说概率并非很高。即便有一些合作的需求,也不是可以在一场3-5天的展会中可以从第一次接触到实现合作的。

大学和科研机构没有任何动力去寻找技术的应用场景,除非该技术拥有者想要离开学术机构而选择创业,或者他想要卖掉这项技术给企业,但前提是他拥有这项技术的产权。而且对于任何行业的大中企业来说,它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本细分行业的技术专利分布情况,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究竟如何,所以倘若需要寻求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企业会直接去拜访大学和研究人员,而不是到一个乱嘈嘈的展会上来碰运气。

所以高交会在举办几届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定位的场景假设是有问题的。企业不会为了购买技术成果而来高交会,而大学或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也许在全国范围内,会有一些技术成果拥有者想要寻找“买家”或投资人,这样的需求在规模上是否支持一个超过10万平米的展会,令人存疑。

这里面的问题是,从卖方来说,技术成果持有者一般来说并不具有租用一个摊位推销自己专利的财政负担能力,如果会展运营者想要吸引他们来,可能就要采取低收费或免费的策略;但与此同时,买方中,刚才说了,企业一般不会到展会来寻找技术合作方,而投资人,是否应该成为高交会的主要购买方?

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两届之后,高交会就试图将自己的角色修正为:为技术成果持有者和风险投资搭建一座“鹊桥”,充当他们之间的中介。官方后来努力宣扬的一个成功案例,就出现在第二届高交会上,当时创办腾讯刚一年的马化腾带着修改了66个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出现在2000年高交会上,终于获得第一笔风险投资,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盈科数码和IDG共同投资220万美元。

但是问题来了:对投资人来说,也许他们愿意到高交会的展馆去看一看,但并不寄望于在那里发现多少投资机会。一方面,国内大部分的VC都不是天使投资人,而是投资于成熟的拟上市创新企业,博取它们未来上市后的增值机会。少量的天使投资人才会投资于技术成果拥有人或初创企业,但它们的数量规模是否能够支撑一个大型展会?

无论是VC/PE,还是天使投资人,他们的作业模式,都不会把展会当作寻找投资标的的主要方式。一般而言他们每个投资人会深耕细分的行业领域,在这些行业建立深厚的人脉关系,沿着产业链寻找投资机会。

所以高交会不可能将自己的主要功能定位为投资人和技术成果持有人之间的中介。

当高交会办了七年之后,就已经发现,在科研机构或科技成果持有人和企业产业及投资人之间承担中介功能的定位,所谓“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最初设定功能,已经大部分落空了。

当然,国际性,仍是有点缀性体现的。但也仅仅是点缀而已。在此我不会引用各地方政府官方宣传里的数字,因为那更多只具有宣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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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两项初心功能不能实现之后,高交会便只剩下两个选项:一个是最开始几届就已奠定运行模式的主展:政府展。亦即现在高交会会展矩阵中的所谓“国家高新技术展”。这包括商务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部委,以及全国各省市区政府的科技及产业发展成果的展示。以及相关论坛活动。

从会展业的发展来说,这部分确保了深圳市的两项收益:一是政治收益,即中国科技第一展的名头,可能会有的国家领导人出席,以及与相关部委、各地方政府的合作及勾兑机会。二是经济收益,即外地参展人流给深圳会展业、酒店及商务旅游业、餐饮业等带来的商业机会,当然也给深圳本地企业与外地政府进行勾兑提供了机会。后者对深圳来说不一定是正向的价值,因为外地政府往往会利用这个机会来挖深圳的企业到当地投资或转移到当地生产。

但是政府展无法体现出展会承办者的运营水平和能力。高交会努力想办成一个专业的展会,于是整个“高交会”便被设计成了一个矩阵式的组合展会,除了主展政府展外,还包括若干个常设的专业展,和某些年度临时性的专业展。体现在2022年的第23届高交会,我们便可以看到,这些展览包括:信息技术与产品展、环保与能源展、智慧医疗健康展、建筑科技创新展、先进制造展、智慧城市展、创新与科研展、创客展等。

这样高交会就变成了一个大杂烩的综合展。所有这些专业展,无论是在全球或全国,都有同样行业的专业展会,其中许多在业界具有影响力。以信息技术与产品展为例,无论是香港贸发局主办的香港电子展,还是巴塞罗那通信展(世界移动通信大会),都在产业内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成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相关产业巨头鲜有缺席此类会展,要么是在这些展会上发布新产品、宣示自己的技术方向、找一新的客户,要么是CEO们利用这样的场合进行各种勾兑。高交会也希望自己的每个专业展,或至少其中两三个专业展,能办成这样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展会,但是要取代已形成业内地位的专业展会,谈何容易;更何况高交会这样的综合矩阵式布局,就很难打响专业展的品牌,CEO们和专业人士也很难形成性必须在高交会上露脸的习惯与风气。

本来深圳雄厚的科技产业实力应该有助于高交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但是深莞惠地区的ICT产业链似乎并没有为高交会带来更多的全球ICT巨头们参展,甚至连华为这样的本土巨头,在前面十多年里根本没有参加高交会的兴趣。似乎它们并不认可高交会在行业内的影响力。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在电子信息行业领域,很长时间时并不具有在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

当然,还有一些宏观环境的制约,比如获得签证的难度(无法自由进出境往来)、展品通关的繁琐、信息交流的不便等,使得中国大陆境内很难形成真正全球性的展会——不只是深圳高交会,中国境内包括京沪境内其它城市的类似展会,也都很难形成真正的全球号召力。广交会是唯一的例外,原因是在改开之前,广交会是全球市场唯一建立与中国商贸联系的窗口,而改开后中国成为全球轻工消费品制造中心之后,又对全球的消费品市场形成了巨大吸引力,这使得广交会曾经有二三十年的繁荣期。但近年其衰落十分明显。

上述状况使得高交会越来越表现出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状态。人们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但都很难付诸实施,主要是里面已经沉淀了一些利益在内,要打破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中国越来越强调科技创新,因而高交会的政治价值越来越大之后,想要突显深圳作为国家最主要创新型城市的地位,地方政府似乎更愿意为它付出财政成本了。这样在公益性与商业性之间,高交会越来越难以进行平衡把握了。也就是说,其面孔越来越模糊了。

虽然名字仍叫“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但技术成果交易的功能如我前面所言,其实是难以落实的,那么高交会的存在过去20年里其实就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如果它异化成为另一张清晰的面孔,虽然已完全不是最初的自己,那也不算个大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清晰的辨识度,它如何是一个成功的展会呢?又如何在地区创新网络中承担自己的中介功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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