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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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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选一段话来代表经济学的智慧，我会选斯密的这段话。这段话看似朴实无华，实则石破惊天。深刻理解这段话，你就掌握了经济学智慧的精髓。
人的天性是以自我为中心，利己心强，利他心弱，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最强烈的关切，而对陌生人只有一种很有限的慷慨。正如斯密的好友休谟所言，“在我们原始的心理结构中，我们最强烈的注意是专限于我们自己的；次强烈的注意才扩展到我们的亲戚和相识；对于陌生人和不相关的人们，则只有最弱的注意达到他们身上。”
但是人如果都以自我为中心，简直不愿意主动为陌生人做任何事，人类如何形成广泛的社会合作？难道我们人类注定只能自给自足，只能吃到家人做的饭菜，而不能从陌生人那里获得相互服务吗？怎么办？！
一种很自然的想法就是试图改造人性，减弱人的利己心，增强人的利他心，“四海之内皆兄弟”。各种宗教伦理干的主要就是这个事。经济学的智慧不是这样！经济学反其道而行，不是试图改造人性，而是尊重人性、善用人性。
经济学家不认为我们可以成功改造人性，而且不认为有改造人性的必要！经济学家同意休谟对人性的判断，“没有一种情感能够控制利己的感情，只有那种感情自身，借着改变它的方向，才能加以控制。”
换言之，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削弱人的利己心，而只需要适当改变利己心的方向，人天生的强烈利己心就不是灾难而是宝藏。
『激励的力量 』
要改变利己心的方向，就关系到激励机制的重要性。《考恩经济学》举了一个运送囚犯的例子来阐明经济学家因势利导的智慧，相当生动，值得加以转述。
1787年，英国政府曾经雇佣一些船长把一些判了重刑的罪犯航运到澳大利亚。有一次在航运过程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男囚都死了，其余的囚犯到达时也都是精疲力竭、疾病缠身。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船长在这些囚犯登船时就已经拿到了全部酬金。船长从他自身利益出发，没有激励在运送途中悉心照料囚犯，关心囚犯的生死。
就像一名大副在评论这些罪犯时所说，“就让这些死鬼们下地狱吧，反正运送他们的酬金老板们已经拿到了。”而且船长还有很大的激励去故意虐待囚犯，比如克扣囚犯的食物，不给囚犯吃，然后在到达澳大利亚后卖掉这些食品，从中获得丰厚利润。
虽然这些囚犯都是罪有应得，但罪不至死。所以这个事情被媒体曝光后就引发舆论声讨，公众纷纷指责船长自私、冷血，宗教人士也呼吁船长要有人道主义精神，试图改造船长的人性，削弱船长的利己心，唤起船长的利他心。但这些道德呼吁的收效甚微，囚犯的死亡率仍然高得惊人，直到有位经济学家出了个主意。
经济学家的主意很简单，就是把付费规则改变一下。这位经济学家建议，不应该在大不列颠上船时就为所有的囚犯都付清费用，而应该在到达澳大利亚时，为那些能离开船只的囚犯们向船长们支付运费。1793年，当新的措施付诸实施后，囚犯存活率立即跃升为99%。
这就是激励的力量！付费规则的改变大大改变了船长的激励。船长的人性依然只是想着自己多获利，依然对囚犯没有真诚的善意，但付费规则改变以后，船长从他自身利益出发，有了很大的激励来善待所有囚犯，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囚犯在途中饿死。死一个囚犯，船长就要损失一笔利润。
旧的付费规则下，船长的利己心是囚犯死于非命的最大威胁，船长能从囚犯的死亡中获利，囚犯活命的渺茫希望是唤起船长的仁慈心。新的付费规则下，船长的利己心是囚犯活命的最大保障。船长越在乎自身利益，越想获得最大利润，就越会善待所有囚犯，不让任何一个囚犯在途中有任何闪失。聪明的激励机制唤起船长的利己心来保障囚犯的生命。
经济学的智慧让我们从全新角度看待人的利己心。只要把激励搞对，人的强烈利己心会成为他人和社会的福音。市场经济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把人对自身利益的强烈关切变成服务他人的强大动力，把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
『口罩的教训 』
经济学的智慧告诉我们要搞对激励机制，要善于调动人的利己之心去达成利人之行，而不要去和人的利己心相对抗。但是经济学的智慧经常被人忽视。
比如当下，我们一边迫切希望口罩厂多生产口罩，希望药店多卖口罩，一边又特别害怕商人因此发财，拼命打击口罩涨价，一涨价就举报。这就必然造成事与愿违的局面。限价政策创造的激励是让商家无视社会所需，为了自身利益减少生产供应口罩。
相反，如果允许口罩价格自由浮动，全世界的逐利商人在看到价格信号后，都会多多为中国人生产供应口罩。他可以是一个对中国人没有真诚善意的人，但只要他对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有真诚善意，他就会努力为中国人多多生产供应口罩。
我们要切记，市场经济最善于调动人的利己心来为陌生人提供服务，把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而破坏市场机制，就是在破坏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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