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河马君 楚青舟
发布 | 深瞳商业（ID：DEEP-FOCUS）
我本来以为，以张桂梅校长为原型的电影《我本是高山》相关争议已经告一段落，没想到落地的烟尘总是再次扬起。
同时，“六公主”之后，“浙江宣传”公众号等官媒也参与讨论。
这是个好事情，意味着《我本是高山》的话题依旧存在讨论的价值，也依然有讨论的空间。
“浙江宣传”文中也明确说，“不论什么类型的电影，如果它需要观众，就得接受批评，希望流量加身，就要能承受评议”——这样开放的态度是首先需要点赞的。
因此，我们也补充自己的一些小想法：既然客观的“好评”和“差评”都是推动电影产业发展的助力，我们或许需要更谨慎细致地看待《我本是高山》面临的舆情。
其中的确有吹毛求疵“带节奏”的水军，但群众的不满也是有理有据的。这部电影的争议，和当前舆论场中许多问题一样，都有复杂的历史经纬。
一、《我本是高山》面临的，是全新的舆情
考虑到网评的大混乱，有个常识性的前提还是要说清楚：批评电影和批评电影的题材/原型是两码事。
批评《我本是高山》电影，决不能等同于否认张桂梅校长和她的事业。
题材“高大上”的影片自然也会有优缺点，该批评就得批评，这也才能促进文艺的进步。
曾几何时，央媒下场和民间声音一起怒批“抗日神剧”，正是因为那些粗制滥造的神剧无视历史事实，甚至无视物理规律，制造出了一堆堪比搞笑gif的荒谬镜头，被批判与事实不符。
一部抗日剧，如果它表现的不是这个民族的苦难与坚韧、不屈与傲骨，而是着力在油腻小生的花式耍帅，用心在傻白甜女主的感情线，那群众DISS它合情合理。
（被吐槽的抗日神剧《向着炮火前进》）
值得关注的是，过往一部分质量粗糙的主旋律电影，遭遇的批评主要是一味追求宏大叙事；而《我本是高山》电影面临的舆情，则是全新的。
《高山》的创作之所以翻车，恰恰是因为主创面对张桂梅这个带有光环的真实角色，想要突出所谓“人性”一面，淡化“高大全”属性，淡化“宏大叙事”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明显与事实相悖的改编，让群众觉得片子立意不高，“配不上”张校长（比如追问张校长日常不离身的党徽去哪儿了）。
正如编剧、影评人汪海林所说，如果“为了让观众相信，故意拉低人物的思想境界，寻找让人物献身的世俗化理由，效果往往是消解崇高，精神境界越走越低”。
文艺创作和舆论环境都总是会遇到新问题，这很正常。在我们看来，《我本是高山》，可能有机会成为一个分水岭——前提是：
如果我们充分的、客观的讨论这部电影的问题，影视圈更清晰认识到主旋律电影“如何避免庸俗化塑造英雄模范人物”，就可能会促进未来的优秀主旋律电影呈现全新的面貌。
如果能这样，那么对于《我本是高山》的客观讨论，其价值就是不小的。
二、为什么是“妈妈酗酒”——叙事的粗糙是作品的原罪
那么，《我本是高山》改编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已经有不少网友已经指出，其最大问题还是在主创们对张桂梅这个形象缺乏信念感，“不敢”塑造一个“无私”的张桂梅。这点我不再赘述。
作为产业观察者，我想从文艺改编的技术层面，具体探讨下这部电影改编中的问题。
其一，对于主旋律电影而言，合理的改编一般有其基础要求：
人物年谱中有明确记录的事件，原则上不允许更改。而在年谱的空白间隙里，是允许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的。
比如在红色根据地买了老乡一头羊，这些小事可以被加进故事中丰满人物形象。
这种“抓大放小”的尺度，是兼顾历史题材严肃性与艺术性的长期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也告诉我们艺术加工，不能与客观事实相冲突，否则就走向“抗日神剧”的邪路。
如此看来，网上对《高山》的许多批评就并不是“吹毛求疵”。
比如在路演过程中，华坪县教育局长指出的“我没有吼过张校长，张校长也没有吼过我”，当事人明确表达了不存在的情节，显然是为了“艺术表现”加入进去的，这就不符合主旋律艺术改编的原则。
更重要的是，这样相互吼的改编起到了什么样的艺术效果呢？教育局长与张校长双双控制不住脾气，真的让人物弧光更饱满了吗？
这场戏看来也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这才是《高山》真正的技术硬伤：影片用艺术逻辑压过现实逻辑，却未能在艺术上令人信服。
其二，叙事的粗糙对影片质量影响是明显的。
又比如张校长家访的时候，遇见了酗酒的母亲，通过劝说和感化拯救了两代女性这个情节，大概是编剧袁媛比较满意的改编。
但这个情节却引起了网络舆论的激烈反应，因为群众认为“母亲酗酒”是极少数，父亲酗酒才更符合一般认知。
这时候扯什么“有这样的案例”是没用的，就像抗战剧里用手榴弹打下日本人的飞机，理论上也有可能发生，但群众基于常识就是认为这个情节蠢。创作者这时应该反思改进，而不是伸着脖子去和观众争论。
当然，这也并不是某些人说的“男人不能有负面”，《高山》里有家暴、强迫出嫁等更负面的男性形象，酗酒相对来说是“轻罪”了。
但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主创的敷衍和粗糙，先不提张校长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西南地区女性酗酒的比例如何，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女性酗酒”是直接照搬了好莱坞单身妈妈的形象：带娃、卡车、酗酒、生活邋遢、随时准备与福利机构争夺抚养权……这个活干得太粗糙了，生搬硬套到细节都对不上。
就像外国脱口秀讲女性工作强制化妆，国内脱口秀也讲女性工作强制化妆，这是一点都没创作，只上价值啊。
不是不可以改编，主创当然也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但在主旋律作品中，任何改编都应该守序善良。
改编不能与显著的事实冲突，不能与常识冲突，它或许可以尝试去改变群众的固有印象，但那需要极高的艺术感染力才行。《高山》显然没有做到，这也是它口碑翻车的重要原因。
说到底，《我本是高山》这部电影的争议和张桂梅本人关系很小。张校长作为七一勋章获得者，屡次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嘉奖，本身已是代表中国教育公平、扶贫攻坚、西部开发的旗帜性人物，在自媒体时代，张校长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
而且，张校长的事业和钱学森、奥本海默不一样，让无数女孩走出了大山，这种伟大是群众不需要太多思考就能理解的。
所以《高山》的翻车点其实是，人民心中已经有一个张桂梅的形象，而剧组出于种种考虑决定另造一个。
我当然知道，当前文艺工作者多少有一点“宏大叙事PTSD”，因为二三十年来，许多的艺术教育始终灌输不要造神，要挖掘人性；不要宏大叙事，要关爱具体的人……
以至于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面对张桂梅校长这样无私无我的人时，会感到无所适从。
但不高明的涂抹，自然只能迎接观众的不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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